组织研究的三个视角

3.1　组织研究的三个视角

组织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工具”、“手段”。1873年，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将组织这个词引入了社会科学，他在提出“社会有机体”概念的同时，将组织看成是经过组合的系统或社会。只是到了现代工业化社会，我们才能找到相当数量的、用来执行许多完全不同任务的组织。而今天，组织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所说的那样，“组织的发展已经成为高度分化社会中的主要机制，通过这个机制，人们才有可能完成任务，达到对每个人而言无法企及的目标”。^[1]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类社会的组织？关于这个问题，不同的研究者往往从不同角度出发，给出各种不同的甚至可能是完全相反的界定。而所有关于组织概念的界定，并不存在单纯的好坏与对错，采用哪一种往往取决于人们理解和描述组织的目的，正如马奇与西蒙（March＆Simon，1958）所说的那样，组织的定义并没有多少目的，一个更为理性的认识是，它们提供了我们理解所研究对象的基础。这里简单介绍几个有代表性的定义。

泰勒和法约尔等早期贡献者将组织视为一个围绕任务或职能而将若干职位或部门联结起来的整体。后来孔茨和韦里克（Koontz＆Weihrich，1988）则进一步具体化了这个思想，而在他们看来，组织就意味着一个正式的有意形成的职务结构或职位结构。

韦伯（Weber，1947）在他的《社会经济组织理论》一书中，将组织定义为:一种通过规则对外来者的加入既封闭又限制的社会关系……就其秩序而言，为特定个体的行动所支配，这个特定个体的功能通常是作为一个领导或‘头领’，有时也可以是一个管理团体。简单说来就是，组织是组织成员在追逐共同的目标和从事特定的活动时，成员之间法定的相互作用方式。

巴纳德（Barnard，1938）关于组织的定义在某些方面受到韦伯的影响。不同的是，他以系统观念为依据，将组织看作一种“开放式系统”，认为组织和组织中的所有人员都是寻求取得平衡的系统，强调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力量以维持一种动态的平衡。所以，他把组织定义为，将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的活动或力量加以有意识地协调的系统。从而将组织的责权结构特性与人类行为特性结合起来。

西蒙（H.A.Simon，1949）进一步发展了巴纳德的思想^[2]，并从组织决策的角度为组织下定义，他说:“组织一词，指的是一个人类群体当中的信息沟通与相互关系的复杂模式。它向每个成员提供其决策所需的大量信息，许多决策前提、目标和态度；它还向每个成员提供一些稳定的、可以理解的预见，使他们能够料到其他成员将会做哪些事，其他人对自己的言行将会有什么反应。”

与巴纳德的系统论视角相似，1970年代末，卡斯特和罗森茨韦克在《组织与管理》一书中，将组织定义为: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它是由目标与价值分系统和管理分系统组成的大系统。它从外部环境接受能源、信息和材料的投入，经过转换，向外部环境输出产出。甚至可以说，组织是围绕各种技术的人类活动的构成和综合。

组织经济学者，如威廉姆森（1985）将组织视为一种契约的联结，具体来说，就是一种特定的治理结构。在这里，他们实际上无意中将组织与制度混在一起了。而另一位学者（North，1990）则主张应该把组织与制度区分开来。他认为，制度是游戏规则，而组织则是游戏的参加者；组织是在现有制度所致的机会集合下有目的地创立的，是为达到目标而受某些共同目的约束的由个人组成的团体。

总之，由于个人研究兴趣与研究视角的不同，对组织的定义也各有不同^[3]。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组织的定义是多么的纷繁芜杂。人们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出发，以不同的视角来阐释对组织的认识和理解。而后来的一些学者试图给出一个更全面、更具综合性的定义，结果也往往是顾此失彼。不过，无论如何，这些从不同角度给出的组织定义，都或多或少地能够有助于人们对组织的理解。

尽管由于组织研究者们自己不同的兴趣、研究方法和思想，使得对于组织的研究和分析表现得千差万别，但是，将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和总结，寻求其发展轨迹中的一般规律，将有助于我们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跨国公司组织的理解和把握，因此，本章将援用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组织理论学家斯格特（W.Richard Scott）关于组织研究的理性、自然和开放系统的分类框架，对组织研究的三个视角进行阐述^[4]。

1.组织研究的理性系统视角

从理性系统的视角看，组织是一种为了完成特定目标而设计的工具。一个设计完美的机器就是一个完整组织的缩影，也就是说，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手段都是为了达成一个目标。而这种达成目标的组织工具的好坏则取决于结构理性概念所包含的许多因素。在这里，“理性”是指其狭义上的技术或功能理性。或者说，是指为了最有效达成预定目标而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的一系列行为逻辑。需要注意的是，理性并不是指对目标的选择，而是指目标的实现过程，是工具性的。人们完全有可能运用理性的方法达到非理性的甚或愚蠢的目标。所以，这里所说的理性是狭义的（阎海峰、王端旭，2003）。

在一个理性系统中，组织行为是由有意图的、协调的成员所实施的行为。在这样的系统中频繁出现的术语是信息、有效性、最优化、执行与设计，以及权力、规章、指导、协调等。其中，组织目标的具体化与形式化，也是理性系统的组织研究者所强调的最主要的组织特征。

（1）目标的具体化是指组织是有意图地寻求达成相对具体目标的集合体，而具体目标为选择相应的行动提供了明确的标准。在经济学家或决策理论家看来，目标意味着一系列代表相应结果的价值优先权或实用功能。如果没有清晰的优先次序，理性评估和选择就不可能发生。具体目标不仅为选择相应的行动提供了标准，而且对如何设计组织的结构起着指导作用。具体目标使行动具体化，明确了要雇用哪类人，以及资源将如何在参与者之间分配。目标越是综合或分散，就越难设计单一的结构来达成目标。这些具体目标为组织行为选择和结构设计提供了标准。通常，在一段时间内，目标不是变得更具体，就是根据目标发展出的结构变得不稳定。

总之，从理性系统视角看，组织是“有意图的”，即是说参与者的活动和相互关系都被协调起来，用以达到特定目标。而目标的具体性则表现在:目标是明确的、定义清晰的，并为各种活动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2）结构的形式化是指组织中的参与者之间的协作是“有意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是清晰的，而且可以被有意图地建构和重构起来。主要表现为，用于指导行为的规章制度是准确而清晰的，角色和角色之间的关系不依赖于个人特质和个人间关系。

形式化使角色和关系的定义对参与者来说更加客观，使组织的运行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个人”的感觉。组织成员的更替得以规范化，以至于任何一个训练有素的人都可以代替其他人，而组织的运行不受太大影响。所以，形式化的结构不依赖于任何特定个体的参与，与此相应，重要职位上的人事更替已经变得不太重要。在高度形式化的组织内，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被一群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所代替。领导，甚至是创新，都由于融入了正式的结构而被规则化或结构化。

理性系统的组织理论从时间上看，主要集中于1900—1930年，有些是在社会心理学层面上发展起来的，如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和西蒙的管理行为理论，主要关注个体参与者；而其他一些则是在结构层次上发展起来的，如韦伯的科层组织理论、法约尔以及其他人的行政管理理论。从本质上讲，所谓的理性主要依赖于结构而不是任何的个体，在理性系统中，个体只是被结构化的角色，而不是人本身。所以，本尼斯说这个体系是“没有人的组织”。另外，除韦伯之外，早期的理性系统理论都没有对更大的社会、文化和技术环境对组织结构或行为的影响给予足够重视。

2.组织研究的自然系统视角

组织的理性系统论者将组织构想为为了寻求某种特定目标而人为设计的集合体，而自然系统论者则强调，组织首先就是一个社会性的集合体，其中的参与者寻求着相同的或者是不同的利益。前者强调组织区别于其他社会团体的特征，而后者则强调这些特征并非是组织仅有的特征。自然系统论者承认理性系统理论家关于组织特征（如目标的具体化和形式化等）方面的结论，但是进一步认为，组织的其他一些特征（即组织与其他一些社会团体都有的特征，如组织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组织中个体目标、价值观的多样化以及权力、利益、冲突等）具有更大的意义。

自然系统理论家认为，组织的重要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目标的复杂性。首先，自然系统论的一个主要论点是，组织远不只是达成既定目标的工具，而是力图在环境中适应并生存下来的社会团体。所以，形式化的组织，像所有其他社会团体一样，是由生存这样一个首要目标控制着的。正如组织理论学家古尔德纳（Gouldner，1959）所说的那样，组织一直在努力生存并维持其平衡，这种努力甚至会在其成功地达到既定目标之后仍然继续。这种生存的压力，有时候甚至会使组织忽略甚至改变既定的目标。在许多情况下，组织为了生存，都在不断调整和修改自己的目标。当组织处在生死攸关的时候，为了保存自身甚至会放弃对既定目标的追求。比如，当我们在谈论组织在动态、复杂的环境中如何维持其竞争优势时，其实就是在探讨组织的生存问题。所以，自然系统理论家认为，组织的存在本身就是它的目的，而不是像理性系统理论家所认为的，组织主要是达成特定目标的手段。其次，虽然很多组织在开始时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建立的，或者说，是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但是随着组织中等级、地位或者既得利益者的逐步稳定，一些参与者会不惜牺牲组织赖以建立的目标来竭力维持组织的存在，他们要维护组织并把组织包含在自身的目标内，使组织受到保护，因为组织是他们获得权力、资源、地位甚至快乐的源泉。这时，组织的首要目的就变成了维护组织本身。最后，自然系统论者更强调行为结构，既定的理性目标与参与者实际实施的可操作目标之间是有距离的；而且，所有的组织都不可能完全依靠一个既定的理性目标指导其参与者的行为。所以自然系统视角更关注组织中做了什么，而不是决定了什么或计划了什么。

（2）非正式结构。与组织目标的复杂性相一致的是，自然系统论者认为，用来完成复杂组织目标的结构也同样不是像理性系统中所描述的那样简单、规范。自然系统论者并不否认组织中存在高度形式化的结构，但对其重要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组织中不仅存在特意设计来规范行为以达到既定目标的正式结构，也存在着建立在具体参与者个性和相互关系基础上的非正式结构，它会给正式结构带来巨大影响。

自然系统论者强调，在组织的结构中，还有比既定规章、职位界定和参与者行为规范更为重要的东西。自然系统视角的一个最重要观点是，组织包含了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结构。

对于非正式结构的功能，早期的研究者强调了不合理的非正式结构会妨碍理性的正式结构的运行。后来的分析者也注意到了它的正功能，即在促进交流、提高信任和纠正正式体系的不足等方面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自然系统论者认为，“非正式”和“非理性”是人们必须予以关注的组织现实。

一句话，组织的自然系统视角关注的是所有组织的共性问题，即组织的行为结构，而不是理性系统强调的规范结构。所以，本尼斯把这个体系称为“没有组织的人”。

自然系统视角的组织理论主要是人际关系理论和组织协作理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和著名的霍桑实验联系在一起的梅约（Elton Mayo，1880—1949），后者则是著名的巴纳德（Chester I.Barnard）。实际上，从管理学角度看，《组织行为学》中所涉及的大多数奠基者的理论，都属于自然系统视角^[5]。

3.组织研究的开放系统视角

在先前的理性系统和自然系统视角中，组织被看作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把作为研究对象的组织与其所处的环境割裂开来。然而，组织并非是与环境割裂的封闭体系，而是开放的并且依赖于外界的人员、资源和信息的开放系统。从开放系统的视角来看，环境影响、支持并且渗透到了组织中，而对于一个组织来说，与外部要素的联系甚至比内部要素的关联更重要。因此，在开放系统视角中，组织是与参与者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活动体系；该体系嵌入于其运行的环境之中，既依赖与环境之间的交换，同时又由环境建构。组织的环境嵌入性本质以及环境对组织的渗透，是开放系统视角理解组织的关键所在。

开放系统视角并不太关注组织的正式与非正式结构问题，相反，它把组织看作是一个内部相互依赖的活动体系。有些活动是紧密相连的，有些则是松散的。开放系统能够通过加工从环境中获得的资源从而进行自我维护（Scott，1998）。经验表明，社会组织的确可以通过改变其结构特征来进行自我维护。比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50年前的通用汽车公司在结构上与今天的通用汽车公司几乎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以至于那些长期从事组织研究的学者不仅惊讶于组织改变其基本结构的能力，甚至怀疑所研究对象究竟是重新建构的“同一”组织还是另外一个新的组织。另外，开放系统视角把等级制也看作组织的一个基本特征。这里所说的等级制不是指地位或权力的差异，而是指类群和层次上的等级制。实际上这是所有复杂系统的共同特征，比如，跨国公司是由工作群体、部门和区域公司等组成。而且，系统组成部分内的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比系统组成部分之间的要更加紧密。还是以跨国公司为例，一个跨国公司的中国子公司内部的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要比其与该公司的美国子公司的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更紧密。

组织理论研究的开放系统视角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它的出现使人们很快认识到，先前的观点都是建立在将组织视为封闭系统基础上的，需要对其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正。因此，此后有关的组织理论都开始将组织对于环境的开放性考虑在内，强调组织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而不是两者之间的相互对立或者孤立。众多开放系统的支持者与参与者，深刻地改变了组织研究以及对组织主要特征与过程的看法。

组织结构的开放系统视角强调个体要素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以及要素间相互联系的松散性。个体要素被看成是半自主行为的主体，个体要素与其他要素的联系是松散的。同时，系统边界也似乎是无形的。进一步地，开放系统并不只是使组织结构的一致性特征变得松散，而是将其注意力从结构转向了过程，强调的是组织行动而不是组织结构。过程不仅被看作是组织的内部运作，而且是作为系统的组织自身的运作（比如组织的生存、适应与变革），总之，组织不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

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开放系统视角中，也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开放系统视角强调组织与其周围以及渗透到组织的要素之间的交互关系，而不是像早期的封闭系统理论那样，或者忽视环境因素的存在，或者将环境视为异己甚至是敌对的，相反，开放系统视角将环境看成是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终极资源，而所有这些都是系统延续的关键。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开放系统模型大量地取代了封闭系统视角。在20世纪60年代，开放的理性系统模型成为主导，代表人物和理论包括马奇和西蒙有限理性^[6]、劳伦斯和骆奇的权变理论，以及在20世纪70年代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交易成本理论。而开放的理性系统模型在20世纪70—90年代受到了占据主流地位的自然系统模型的挑战，特别是在生态学层次上发展起来的种群生态理论、资源依附理论和新制度组织理论。

表3-1　主要理论模型及其代表理论家

资料来源:〔美〕W·理查德·斯格特:《组织理论（中文版）》，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Astley＆Van de Ven（1998）等也曾经从对组织本质的假定和组织研究的水平两个维度，将现有组织理论划分为四种类型^[7]。其中，对组织本质的假定包括组织宿命论导向和唯意志论导向；对组织研究水平的假定则是从微观水平（以单个组织为研究对象）到宏观水平（以组织群体为研究对象）。系统结构论者将组织行为看成是完全受制于外部环境的非人为力量的结果。管理者的作用仅在于设法减少获取外部环境资源与信息的成本，组织变迁是适应环境的结果。战略选择论认为，在单个组织中，人的作用突出，组织应依据组织者对环境的定义进行构建、发展和变迁。

自然选择论的宿命论导向很强，认为环境资源是以合理的构成而存在，其在社会中的配置是预先确定的，组织的功能在于适应其需要，群体的存在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集体行动论把组织看成是相对自主而又相互依赖的合作网络，它强调集体生存和集体行动的重要性，而这可以通过组织与组织之间以及单个组织内部有意识地建立合作关系来实现。

不难看出，他们的分类方法与上述斯格特的分类方法并无本质不同，其关于组织本质的维度中的组织宿命论导向和唯意志论导向，与组织的自然系统视角和理性系统视角是基本一致的；而组织研究的微观与宏观水平与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的观点也并无二致。这种一致性使得人们在进行跨国公司研究时，必须重视组织研究的视角问题，同时，关于组织研究视角问题的探讨，对于帮助人们从组织角度认识跨国公司，理解并解释当今跨国公司行为的新变化也将是具有指导价值的，它将使我们后面所展开的对跨国公司组织的分析变得更加清晰、也更加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