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作道场的螺蛳壳

商帮作道场的螺蛳壳

研究历史，是要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之上，得出一些有启发借鉴意义的结论。我们已经走马观花地介绍了历史上的十大商帮，现在也该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了。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我想到“螺蛳壳里作道场”这句话。我的理解是“有多大螺蛳壳，做多大道场”，“壳”是作道场的硬约束。那么，商帮“作道场”的“壳”是什么呢？

商帮存在于明清两代。明清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发展的成熟时期。封建专制这个壳有什么特征，它对商帮“作道场”有什么影响？只有弄清楚这个问题，才能探讨商帮作道场的规律性特征。

对于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在《治理中国》一书中精炼出了其本质特征是：“国家制度建立在意识形态的信念上，在顶端要有强势的个人领导，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全国性政府官僚机构”。我们把这种特征概括为三点。第一、国家确立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把它强行灌输给全民，并排斥与此不一致的任何思想。这种意识形态是统治者的“命根子”，如同贾宝玉的“通灵宝玉”。第二、一个最具权威的皇帝主宰一个国家，由他作出最终决策。第三、由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对全国实施统治。因此，要了解商帮如何“作道场”，能作多大，必须先了解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这个“壳”。

从西汉确立了儒家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以来，儒家一直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但我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一直是“儒表法里”，即倡导的是儒家文化，其实真正起作用的是法家文化。秦始皇以来，法家的地位一直没有动摇。法家主张“权、势、术”，核心在于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的独裁统治。这才是历代统治者依赖的思想武器。尽管法家商鞅、韩非诸人的地位，远远比不上儒家的孔子、孟子，但法家的思想却是历代统治者治国的思想工具。

法家也讲法、强调法，但与现代法治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现代法治把法律作为社会的游戏规则，强调依法办事，尤其是公民可以用法律来约束与监督政府，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法家的法是统治者用来统治和镇压人民的工具，是用来监督和约束公民的手段。如果说，现代法治是“以人为本”，那么，封建社会的法家则是以国为本。用现在的话来说，法家的核心理念是现代的“国家至上主义”，即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

“国家至上主义”体现在经济上，国家的目标不是“富民”，而是“强国”。如果“富民”亦有利于“强国”，也不反对“富民”。但如果“富民”与“强国”有矛盾，那就一定要牺牲，“富民”而实现“强国”。从现代的观点来看，“富民”与“强国”其实并不矛盾，实际上也是先“富民”而后才能“强国”。但在某一时期，“富民”与“强国”并不一致。这时就要为“强国”而放弃“富民”，甚至可以为“强国”而“穷民”。历史上的“开元盛世”、“康乾盛世”都是民穷而国强的时代，也是为统治者念念不忘的历史最好时光。“强国”在经济上就是实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这种“国家干预”不同于现在的“国家干预”。如果说现代的国家干预是为了克服市场机制的缺点，实现经济稳定，那么，封建时代的国家干预就是为了强国。

这种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暴利行业都由国家直接经营。在封建时代，盐铁这两个行业既是对国计民生最重要的行业，又是暴利行业。早在春秋时齐国的相管仲（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主张并实行“国家干预”的第一人）就实行了盐铁专卖，即由国家垄断并直接经营盐铁的生产与贸易。以后盐铁政策也有变化，但从汉武帝“盐铁会议”之后，盐铁由国家垄断性地经营，已成为基本国策，直至近代又把范围扩大到烟酒——同样赚钱的行。暴利行业由国家直接经营，收入才能直接有利于增加强国的财政收入。政府的目的在“收入”，而不在“经营”。因此，只要能保证用于强国的收入，也可以交给私人。这才有了以后的“国退民进”。

在封建社会条件下，政府还不能实行计划经济，因此，不得不允许私人经济的存在与某种发展。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商业经济相当发达的原因。北宋时，商品经济已经非常发达，明清两代可以说达到了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顶峰。因此，尽管封建专制很强大，但商帮仍可以存在，并在一定限度内发展。但这种发展，要受到两点限制。一是国家要用行政力量去剥削私人商业。政府对私人商业征重税，并设置了种种政策来约束与盘剥商人。

二是一旦私人商业做大，“富可敌国”，威胁到统治者的权力和利益，就要消灭之。允许私人商业存在，是以有利于“强国”，至少不威胁专制统治为前提的。为此目的，商人没有完全的私人产权，法律上也没有“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代表国家的皇帝才是一切财产的最终所有者。商人的财产政府可以侵犯。

在这种“国家至上主义”的政策下，商帮可以存在，但其发展状况完全取决于政府。

“以法为里”，也别忘了“以儒为表”。尽管统治者是用“儒”那一套迂腐的思想来欺骗人民的，但儒家思想被广泛宣传，强行灌输，还是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意识形态。儒家思想的核心并不利于经济发展，封建社会以农为本，儒家宣扬“农为本、商为末”这种轻商的思想，和“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目的，自然对商帮的发展有不利的影响。

中央集权的国家是由皇帝一人来代表国家，实行集权统治的。“朕即国家”，不仅是法国皇帝说的、做的，也是每一个中国皇帝（无论以什么名号）所想、所作的。这就是李侃如所说的，顶端的“强势的个人领导”。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有法律，也没有用。皇帝的话就是法，皇帝对法律的解释就是法的精神。所以，明清两代尽管有《大明律》、《大清律》，其实并无法治。哈耶克曾经说，有法律并不一定是法治社会。当法没有民主程序保证时，法治就谈不上。当没有法治时，这个社会就没有稳定的游戏规则，一切由人而定，由皇上而定。一个商人得到皇帝的青睐，就可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而皇帝看不上一个商人，他会受“法外之罚”。商人游走在一个没有规则的世界之中，是商人之幸，也是商人之不幸。幸与不幸完全取决于皇帝对他的态度。清初晋商范家，康熙雍正年间为朝廷承运军粮，节省费用六百余万两白银，被雍正封为太仆寺卿衔（正二名），特许获得河东、长芦的盐业运销经营权，并允许进行暴利的对日贸易，富可敌国。但在乾隆四十八年（1784），却被抄家。范家的富与败完全是不同皇帝的不同态度所致。

中央集权是皇帝一人独裁的人治。无论一个人能力品质如何，也无论他用什么手段，只要获得了皇帝的位子，就有了绝对权威。在皇帝心中，“强国”就是巩固自己的绝对统治地位，“富民”则无所谓，只要让老百姓有口饭吃，不造反就行。“法家”的“强国”思想实际上是“弱民”的，因为只有“民弱”，人民既穷又无知，皇帝的统治才无忧无虑。老百姓富起来，又有了知识，知道“鹿”不是“马”，皇帝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当然，皇帝并不能事必躬亲，也不能直接统治到每一个人。这就在“皇帝”与“民”之间需要一个“官僚体系”作为中介。所以，在中央集权的统治体制中，一个“全国性政府官僚机构”必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皇帝”与“民”之间信息是不对称的。皇帝要根据官员提供的信息来统治，百姓也不知道皇帝的真实思想是什么，只能通过官员来了解皇帝。但官员并不能忠实地上传下达，而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向皇帝介绍民情，向百姓发布皇帝的“旨意”。要让皇帝做有利于自己的事，就先要抓住官员，要取悦于皇帝，先要取决于这些官员。这个官僚体系中的官员永远不可能“出于公心”。公共选择理论揭示了，官员与普通人一样是利己的“经济人”。他们的理性原则就是维护官位，并不断提升。这就取决定了，商人必须获得这个官僚体系的官员的支持。封建社会中官商勾结的根源正在于此。商人无法直接接触到皇帝，但接触到官员并不难，无法直接让皇帝喜欢，但让官员喜欢并不难。

中国的封建社会完全不同于欧洲的封建社会。欧洲的封建社会中可以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并最终成长为资本主义的参天大树。但中国封建社会，即使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也必死无疑。中国社会不会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社会。是来自外部的冲击，才使中国被迫走上资本主义，而且由于传统的巨大阻力，走的非常扭曲而艰难。在这样一个“壳”里，中国商帮的发展空间极为有限。这样的外部环境决定了，中国商帮经商经营的并不是商，而是政治。有经商才华而不懂政治的人，其经商也难以成功。只有会一点商，又精通政治的人，才能把商做大。但做大的极限也是封建商人，难以成为资本主义企业家。

中国商帮“作道场”的“壳”并不大，而且极其坚固难以突破，这就决定了中国商帮始终作不大，除了少数商帮，最终都被“壳”限制而亡。同时，这个“壳”的畸形决定了中国商帮“作道场”的方式也不同于其他国家。“螺蛳壳”中“作道场”不易，这是我们理解中国商帮特征的起点。

“壳”不变，“道”亦不变。制度不变，中国经商之路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