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汪氏的家族文化

第二节　苏州汪氏的家族文化

明清时期的江南乃人文渊薮之地，其文化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江南进士占明清全国15%，其中拥有明代状元的1／4和清代状元的半数。⁽¹⁸⁾文献记载之盛其他地区更是望尘莫及，具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而苏州作为江南的中心，无论是经济发展程度，地丁银、漕粮贡献，还是人民生活水平在江南乃至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苏州人才最盛，如明王鏊有云：“苏人才甲天下”，⁽¹⁹⁾“科第往往取先天下，明臣硕儒亦多发迹于斯”。⁽²⁰⁾清人汪琬也向同僚炫耀，状元是苏州人的特产。苏州在诗文或文化创造上更是处于全国的重心地位。⁽²¹⁾据徐茂明教授研究，明清时期苏州发达的地域文化呈现出家族化的特色，许多文化事项往往以某一家族的活动与成就为主导，在各种学术和文化流派中，如诗歌、戏曲、书画、经学、藏书、医学等领域，常常可见其冠以“吴中”、“吴门”、“吴江”等地域性标志的流派名称，而这些流派的中流砥柱则大多集中于某些家族之中，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一个个文化群体，如文氏的书画艺术、吴江叶和沈二氏的戏剧理论、苏州惠氏的经学、彭氏的理学和佛学、昆山徐氏的史学、常熟瞿氏藏书等。⁽²²⁾而汪氏在苏州虽然科名不是最盛，其文化成就也不像上述家族那么彰显，但这些家族也具有“文化世族”的特征，⁽²³⁾如石塘桥汪氏出了清代著名学者汪琬，属于学术型“文化世族”、吴趋汪氏虽以商业见长，但也出了4名进士，12名举人，属于儒商型“文化世族”、娄门汪氏则属于官宦型“文化世族”等。他们长于著述立说，喜好藏书，对诗歌、书画、经学、史学、曲艺等都有一定研究。

一、家学传统

1．石塘桥汪氏

石塘桥汪氏属于典型的学术型“文化世族”，清代著名的散文家、经学家、史学家汪琬即为该家族后裔，而该家族之所以培养出这一著名鸿学硕儒与其历来注重学术的家学传统密不可分。如第七世，汪禧，字延之，号研山，万历丙子举人，留心经世，尤长天官地理之学，吴中谈地理者俱推服不衰。第八世，起凤，字无朋，号来虞，著有《秋兴》诗一卷、《石交纪牍》一卷，据汪琬《跋来虞先生手迹》，⁽²⁴⁾“右子美《秋兴》诗一卷，从祖父来虞先生所录，卷末自志丙寅岁，盖天启六年也”。另据汪琬《跋石交纪牍》⁽²⁵⁾所言“来虞先生尝以部使者持节张秋，会宛平太仆亦使清源，相与往还最数。此《石交纪牍序》一篇，《石》与《石隐》赠答诗一首，皆先生为太仆作，石隐盖太仆自寓也。其稿旧藏从父沂州公家，今始装为一帙，而附太仆尺牍于后”。第八世，起鹤，字闻于，性严整，为学嗜古文词，所作时义典丽有则，其名与伯仲相颉颃，自仲兄来虞府君既贵，益闭户循谨，未尝有世俗贵介态，士类叹息以为难得。

传至第九世，膺，汪琬之父，字元御，号玉淙。天启丁卯举人，著有《寸碧堂稿》。据汪琬《先府君事略》“府君童年即喜为诗，方从蒙师张咸所先生者游，每课读稍暇，辄私赋一诗。……甲子科，府君初赴乡试，文誉益振，先是申文定公与研山公研席交，文定长子尚书玄珠公闻府君才，索闱墨观之，叹曰：‘此必速蜚者也，闻于为有子矣’。……府君为文敏速，每与交游文会，必后至。见题必周行室中，二义腹稿俱就，方入坐落笔，往往日甫午也。同会者问其磨墨声，即惊相告曰：‘汪元御文已了矣，吾辈未成一义，如何？’”⁽²⁶⁾汪膺因酷爱诗文，加之体弱多病，却将主要精力用于做诗，“府君戊辰下第，归未逾年，及遘疾。辛未计偕，强抚疾至淮，赋数诗而归，竟不复公车也”，积劳成疾，年刚满三十，鬓发有白者，遂以病故卒，年仅三十一岁。

正是经过数代人的学术积累，越来越多的族人以读书为业，石塘桥汪氏传至第十世时，其家族人文得以兴盛，不仅出了博学鸿儒的汪琬，还涌现出精于医学的汪琥以及因善文而享誉苏州的“吴中四汪”。

第十世汪琬（1624—1690年），汪膺长子，顺治十二年（1655年）中进士，官至刑部郎中、户部主事。其古文与魏禧、侯方域齐名，也能诗，但诗名为文名所掩。善于叙事，人们常常请他撰写墓志铭碑传，文集中留下不少有关苏州的史料，其学术成就和思想详于后文。

第十世，琥，字苓友，号青溪子，汪琬从弟。能诗，精于医，于伤寒学有深厚造诣，博览前人关于伤寒之各种著作，著有《伤寒论辨证广注》、《伤寒论例》、《中寒论辨证广注》、《痘疹广金镜录》、《养生君主编》等。《伤寒论辨证广注》十四卷，撰于1680年。汪氏根据《素问》“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的理论，析取《伤寒论》六经脉证治法中属于热病的原文，广泛参考各家学说逐条予以辨注。在治法上，不泥守仲景成方，每篇之后选列自晋迄明历代治疗热病的效方与方论作为辅翼。实补仲景之未备。汪氏纂注《伤寒论例》，图注手足阴阳六经经脉，并附热病针刺法及穴位图说等。作者复撰《中寒论辨证广注》，分上、中、下三卷，体例悉遵前书，逐条辨注《伤寒论》中可属真寒证的原文。旨在发挥《伤寒论》治热病的内容。汪氏认为邪之传经者为热病，直中者为寒证，治疗时二者不宜混淆。故将仲景《伤寒论》析分为二，在编法上别开生面，对于学习和研究《伤寒论》有一定参考价值。现存初刻等清刻本，上海卫生出版社影印本。

第十世，珮，字南賮，吴学附学生，每试辄高等，知名于时。不幸年仅二十八夭。⁽²⁷⁾

第十一世，份，字武曹，少嗜学。其与陶元淳、何焯俱以文学知名，同游徐乾学、翁叔元之门。性伉直，尝与赵执信会广坐中，执信傲睨，人不能堪；份发怒面斥其失，执信气为之夺。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奉命督学云南，末赴而卒。份所著有《遄喜斋集》及《河防考》十卷，《清史列传》并传于世。

第十一世，琰，又名学朱，字搢九，号拙菴，吴江岁贡生，出嗣季父树美公后，享年四十一，一时文誉翕然，所著有《拙菴四种》。

第十一世，僎，一名士鋐，字文升，康熙三十六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历右中允，入值南书房。工诗古文辞，少年读书刻苦，颇富才气。自幼即喜书法，初学时广为临摹古人名帖，后宗法褚遂良、赵孟頫，晚年习篆、隶。与姜宸英齐名，时称“姜汪”。其书法得执姜宸英笔法，书绝瘦硬颉颃张照，诸子莫及。曾题沈凡民印谱自谓初学停云馆麻姑仙坛、阴符经，友人讥为木板黄庭，因一变学赵（赵孟頫）得其弱，再变学褚（褚遂良）得其瘦。晚年尚慕篆、隶，时悬阳冰（李阳冰）颜家庙碑额于壁间，观玩摹拟而岁月迟暮，精进无几。其书能大而不能小，然有奇势，纵横自放，而分间布白，无分寸失，名公卿碑版多出其手。著有《辇下和鸣集》、《赋体丽则》、《瘗鹤铭考》、《秋泉居士集》、《全秦艺文志》等，卒年六十六。⁽²⁸⁾

第十一世，筠，字禹吹，汪琬长子，少补吴江学诸生，咯血卒，年32岁。琬得其遗诗数十首，为刊附于汪氏家传集后，名曰《箐庵遗稿》，凡一卷，《四库总目》传于世。汪琬《伯子遗稿小序》：“伯子名筠，字禹吹，吴江学附生。年止三十二，凡病咯血十余年，竟以是殁。殁而父钝翁始更其字曰伯子。先是伯子自时文之外，颇好为小诗，翁以其疾之屡发也，禁之使不得为。然伯子犹私偕其友，时时倡和相属，戒不以闻于翁。及其既祥也，翁得遗诗一卷于沈君友篪、范君鹭公所，抚之泫然而悲，因录存如干首，以慰伯子于地下。至于所赋章句之醇疵工拙，则姑俟采诗者择焉。呜呼，悕矣！天之祝予，于斯则已极矣。吾虽才吾伯子，尚忍言哉！尚忍言哉！”⁽²⁹⁾

琰，份，筠，士鋐皆善文，被称“吴中四汪”。

第十一世，潭，原名谭，字处默，号若愚，汪琬从子，尝从琬习举业，顺治十四年中副榜，贡生，年二十余，以孝友闻，能文章，不幸中寒疾死，汪琬《族子处默哀赋》序云：“先是予为诸生，处默尝延致予，执弟子礼甚谨，处默家有园一区，号为名胜，其林-然而遂，其池泓然而深。……是岁予适家居，亟往看处默，处默因遂予以酒。已复行至园中，予乘醉戏指示处默曰：某径可竹，其所可亭可台，若盍亟成之，异日予与若皆退休，当复晨夕游丛于此。言未竟，处默视予而笑，且曰：幸甚。盖予以远大期处默者如此，今其已矣！”⁽³⁰⁾

表3-8　石塘桥汪氏著述一览表

（续表）

2．吴趋汪氏

吴趋汪氏作为典型的儒商型“文化世族”，虽因经商迁吴，但其始终没有放弃科场的努力，先后也培养出4名进士，14名举人，实现了贾与儒的迭相为用。其家族中也不乏长于著述立说的士人。

如第86世，为善，字心揆，号叶渊，昆山县庠生，幼颖异，年十七县府试均第一，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由廪贡生举顺天乡试，次年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未散馆卒，年32。著有《春秋述义》8卷、《兰芬室诗抄》4卷、《诗余》1卷，以上3种见《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24本传，谓《春秋述义》王昶序，《诗抄》赵翼序，《诗余》采入《国朝词综》。

第88世，藻，字翰辉，号鉴斋，又号小珊，杭州府学商籍，监生，道光乙未恩科浙江乡试举人，辛丑恩科进士，为翁心存（翁同和父亲）门生，著有《静怡轩诗抄》、《绣蜨盦词抄》。

第89世，堃，字应潮，号安斋，昆山县附贡生，道光乙未恩科举人，辛丑恩科进士，曾主持纂修《昆新两县续修合志》，著有《逆党祸蜀记》。

第89世，之昌，字平叔，号振民，新阳县增监生，同治六年（1867年）副贡，就职教谕，光禄寺署正，壮年绝意举业，光绪中主学古堂讲席，教迪后进，殷殷不倦，高德馨、章钰均出其门，慕顾炎武遗风，治学亦主博通，尤究心于典籍之流别，尝命其门人先读辽、金、元三史，以期用心入细，后遂专研经义，以《说文》为辅，旁及诸史诸子，与夫舆地、目录、九章家言，行文则经学、史、汉，不屑从八家入手。著有《青学斋集》36卷。⁽³¹⁾

第89世，克昌，字寿我，号俊民，道光廿五年廪生，己酉拔贡，朝考二等，任教谕，咸丰二年中举，授内阁中书。素与王韬友善。庚申十年四月廿三日，忠王克苏州，建苏福省，设王府于城中。忠王素宽厚好士，吴中士虽不乐太平之教，以世乱，颇安之。王韬化名黄畹，上书总理苏福省民务逢天安刘肇均，克昌亦受埌天豫某邀，入营充作书士。克昌在营勤谨，雅为埌天豫所爱，未几，埌天豫升福爵，仍与克昌俱，虽不预军政，养尊处优，颇以为安。然素体弱，多病患，辛酉十一年，病亟，辞归宁养，未几，卒于家。克昌尝录《钦定敬避字样》一册，并附天朝爵职称谓、告示、奏章、书信等凡廿八件，藏于家。天国覆，家人检视克昌遗物，得此书，不忍焚而匿之。清亡，此书流落吴中，有商贾传抄售卖以牟利，上海合众图书馆顾廷龙先生录而校之付梓，此书原为太平天国印书，太平天国亡后失传，赖克昌所录，乃得为后人所知也。

经过数代人的家学积淀，该家族传至民国年间，培养出众多教育专家，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实践家汪懋祖即为其中之一（详于后文），其子孙后代亦多有从事文教事业者。

第91世，家玉，号鼎臣，新庠生，光绪癸巳恩科举人，翰林院孔目，曾任南通州学正。入民国任吴县县立一中、省立二中校长、安济局主任。他谙文字学，工书法，精音律，从俞振飞之父粟庐习昆曲，曾任道和曲社社长。又与张紫东、穆藕初等创办昆曲传习所，培养了“传字辈”昆曲传人，他每日豪饮拍曲，妻亡故后，遂皈依谛闲法师，屏绝世务，于桃花坞准提庵创设觉社，集众居士诵经念佛，著有《华严字母音义》。

第92世，懋祖，字师.，号典臣，新庠生，十三入泮，十六而入沪上广方言馆，二十（1912年）入北洋大学攻矿科，后考取江苏省留英官费，参加中国教育学会、中国科学社、中华职业教育社。时欧战方殷，英伦多事，便改往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教育，与陶行知、胡适等为同学。受教于美国教育家杜威，获硕士学位，并被哈佛大学聘为研究员。典臣先生切实为学，尤于泰西各国教育制度、哲学学说靡不条贯，故为业师杜威、孟禄诸先生所器重。1920年回国后，任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务长、代理校长。后一直致力于教育事业。著有《美国近三十年教育史》、《教育学》、《知行学说要义》及《中国教育史》、《西洋教育史讲义》各十章（尚未发表）及短篇论文不下百余篇，于韵文尤好，其诗文慷慨悲歌，大有放翁气象，衷心有所感，辄发之于诗，先后计达五百篇之多。

第93世，汪安琦（1922—2003年），懋祖长女，曾就读于苏州实验小学、振华女中、云南华中大学，1946年留学于美国威尔斯莱女子文理学院，获硕士学位。1955年回国，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遗传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课题主持人。在遗传学方面的科研达国内领先水平，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汪安琳（1926—　），懋祖次女，曾就读于苏州实验小学，金陵女大毕业，南京林学院教授。1961年主编林业院校通用教材《植物生理学》，曾主持植物激素和林木抗逆性科研工作。

汪安球（1928—1968年），懋祖子，浙江大学地理系毕业，莫斯科大学土壤地理学副博士（相当于英美的博士学位）。曾任中科院地理所自然地理研究室主任，创建和发展了中国化学地理学，对盐碱地改良、旱涝碱综合治理有卓越研究和成果。

汪安璞（1928—　），复旦大学毕业，前苏联科学院普通与无机化学研究所副博士，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我国大气颗粒物（气溶胶）化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所参加或主持的课题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发表论文五十多篇，与人合著《环境化学》、《环境化学学科发展战略》等书。

为综合反映吴趋汪氏家学情况，现将其家族士人著述情况辑录如下：

表3-9　吴趋汪氏著述一览表

3．钱塘寓苏汪氏

该支汪氏迁吴始祖本秩，自幼好读书，通达事理，议论英发，屈其座人，遵例捐中书科中书，加捐主事，澹于仕进，不赴选，母殁后，迁于苏州元和县之霞津桥，后弃文从商，得陶朱之术，居积数十年，家大裕，凡亲族中之老病者、孤幼者、贫乏不能自存者，周之给之，无吝心，尝出资修缮休宁文庙、书院、越国公祠，多义行。又喜宾客，乐与贤士大夫交，以厚币聘长洲郭编修为家塾师，时有候补道榖，就居苏城，户部云南司郎中秉、湖州府乌镇同治承燮，皆君从弟从子也。往来吴中，必从君咨询吏治以为指南，盖君虽未尝居官，而从政之道，固谈之裕如也。尽管钱塘汪氏以商贾起家，但该家族至迁吴始祖开始便十分重视子弟教育，逐渐形成重文的家风。

本秩子汪承烺（第87世），字云栋（1776—1846年），岁贡生，复迁南濠信心巷。传至第89世时，其信心巷的房产即达二百数十间，还专门设培养子弟的书室，曰：延月轩。

第89世维亿，字我臾，少聪慧，年十四，四子五经以终业，乡人咸器之，曰幸哉，有子如此。然先生虽积学，试辄困，不得志于有司，乃以舌耕为业，藉修脯以供甘旨，时从游者日伙。据其后裔第91世原渠回忆，我臾公信心巷屋有二百数十间，厅事之牓曰：敬舆堂，书室曰：延月轩，于洪杨战役时完全被毁。⁽³²⁾咸丰庚申粤匪难作，苏之吴县，皖之休宁，先后沦陷，两地田宇荡焉无存，乃奉其父之命避居苏乡荡口镇，兵燹后，弃举子业，绝意仕进，曾理苏育婴堂事，视察婴孩，虽祁寒盛暑，流汗/霂，风雪侵陵，奔走道涂，曾不少问，儿童赖以存活者无算，迨鸣銮两奉命督学陕甘山左，先生偕往，涉函谷登泰山，所至记以诗储，百篇在吟囊中，归后叹曰，吾于中国之伟观，亦颇周历矣，遂不复出，居恒帷以课孙为事，原渠所读书皆先生手自句读，有进则喜，否则必为反复详解，务尽义里而后已，癸巳撄肺疾，光绪十九年九月十六日卒。

传至第90世，该家族出了一位晚清著名学者、藏书家、碑版目录学家汪鸣鸾，汪鸣鸾（1839—1907年）号柳门，其外祖父为著名藏书家韩崇，他与吴大澂是表兄弟，交往甚密，成进士后，曾四任学政，官至工部、刑部、吏部侍郎，供职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他力主光绪帝独掌朝政，遂被慈禧加以“离间两宫”之罪而革职。他回南后仍居苏州，口不言时事，潜心著述，多与翁同龢等朋僚研讨碑版目录之学，喜爱藏书，其藏书楼曰“万宜楼”（详于后）。著有《寒松阁谈艺录》、《清画家诗史》、《郋亭信稿》、《光绪乙丑覆试庚寅覆试殿试朝考甲午会试同门录》、《师友渊源记》、《郋亭日记》、《万宜楼诗录》、《万宜楼书札》等，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苏州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古籍部。其有3女，二女早卒，幼女圆珊嫁给《孽海花》作者曾朴。鸣銮之子早夭，以弟之子伯春为嗣。鸣鸾的堂侄、九十一世汪原渠曾任如皋、昆山县知事。

4．娄门汪氏

该家族虽属于官宦之家，曾出了“一门四知府、三拔贡”，但同时饱学能诗、多才多艺的也不少，其迁吴后第二、三代均担任镇江府训导，掌管教育，十分注重子弟教育。到第四世汪亮钧，号和卿，廪贡生，历署华亭县、镇江府教授，特授镇江府训导，尽管汪亮钧作为清廷培养的传统士人，但他能敏锐地洞察时事，将自己的儿子送往新式学堂接受近代教育，由其传承光大的重视教育接受新知的家学遗风，对汪家后来的几代人产生直接而又深远的影响，也正是在这一家风熏陶下，才孕育出“一门四知府三拔贡”的外交官世家。

第五世汪凤藻（1851—1918年），字云章，号芝房，亮钧次子，监生，为兄弟四人中唯一接受系统西方教育的“新式人才”，12岁就入上海外国字学馆（后称广方言馆）英文班学习，1868年入京师同文馆，英文成绩为全馆之冠，汉文及算学列第二。1878年以户部主事兼同文馆算学副教习，授学期间，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热衷译介西文书籍，汪凤藻在他的影响下，积极投入到对西学著作的译介工作，由其主持或参与的翻著有《富国策》、《公法便览》等数种，著有《文法举隅》。

汪凤瀛（？—1925年），字志澄，号荃台，其撰文，均能切中，文才学望，称道一时，曾撰《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救亡论》等文，持“七不可”之说，引经据典，文采斐然，与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同为当时反对帝制的两大名文，传颂南北。当初凤瀛拟定此文，先给在京的儿子们看，几个儿子都跪下说：“文章足与日月争光，但是您恐有身入虎口之危。”凤瀛默然。第二天拿着这篇文章找政事堂机要局长、同乡张一麐转呈给袁，张一麐看了说：“你不怕遭祸吗？”汪说：“作此文时我就考虑过，虽死于刑场也是我分所应得。”张转袁世凯看了，因其辞直有理，也未能加罪，凤瀛以此义声震天下。（详见后文）

第六世汪荣宝（1878—1933年），字衮甫、衮父、名彦，号怀之，小名梦珊，凤瀛长子，长于音韵学。其出生于祖父（汪亮钧）的府学训导署内，官舍中有“冬荣春满斋”，是亮钧课士和教儿孙之处，故将“荣”字用于长孙之名，从小得祖父和父亲教导。其在日本留学期间，参与创办《译书汇编》、《江苏》等期刊，编译了《史学概论》、《新尔雅》等西学书籍，归国后，参与制定《钦定宪法大纲》、《筹备立宪事宜清单》、《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谘议局章程》、《资政院院章》等，参与《民事诉讼律》、《刑事诉讼律》、《民律》、《大清新刑律》等。进入民国后，参加《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起草。荣宝学贯中西，通日、英、德、法四国文字，在《汪荣宝日记》中不时出现英文字句。他长于音韵和文字之学，但思想不同流俗，1909年参加简化字研究会，就从事文字改革的宣传工作，曾主张汉语拼音仿日本假名采用汉字偏旁的字母。1923年发表《歌戈鱼虞模古读考》，采取梵汉对音、日译汉音等材料研究汉语音韵，另辟古音研究的新方法，引起五四运动后语言学界研究古音的第一场争论。所著《法言义疏》13卷，耗费近40年心血。晚年稿竣交商务印书馆，不料1932年“一·二八”事变，该馆遭日机轰炸，末数卷稿几无余烬。荣宝已撄沉疴，扶病补撰，书成而卒。他擅诗，汪辟疆称其“学义山之清真而无其繁缛，晚作尤高”。有《法言义疏》、《清史讲义》、《思玄堂诗集》、《金薤琳琅文存》、《汪荣宝日记》等存世。

汪东宝（1890—1963年），字叔初，其长于词学。曾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撰述，与宋教仁、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均为宣传革命的旗手。汪东宝以“寄生”为笔名，在《民报》上连续发表《革命今势论》、《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等文，与梁启超展开笔战。1913年主编《大共和月报》，1923年创办《华国月刊》。著有《寄庵随笔》、《梦秋词》、《词学通论》、《唐宋词选》、《汪旭初（东）先生遗集》。⁽³³⁾

汪荣宝、汪东宝因皆善文，被称为“娄门二汪”，其二人的音韵学、词学成就兹详于后文。不仅如此，该家族后代能文善诗饱学者也不在少数，为全面反映娄门汪氏族人家学传统，现将《娄门汪氏族人撰文及著述一览表》辑录如下：

表3-10　娄门汪氏族人撰文及著述一览表

（续表）

5．盘门梅家桥汪氏

梅家桥汪氏虽然科名不盛，但也具有苏州汪氏尚文的传统，该家族也培养出名噪一时的“盘溪才子”汪芑和素有文名的汪钟霖。

第六世汪芑，字燕庭，号茶磨山人，室名茶磨山房，吴庠增生，主事衔，咸丰己未同治甲子丁卯科荐卷。光绪间馆潘遵祁家，曾于沪北鸿文书局延聘校勘文字。工诗文、书法，书法洒脱，别具天籁，名噪一时，时称“盘溪才子”。爱交游，与朱堉、秦云友善，有《茶磨山人诗钞》存世，《虫天志约青山馆赋文钞》待梓。

第七世凤九，候选县佐，娶吴氏，嗜吟咏工丹青，守节十七年，蒙前江苏抚院吴学院林，两江总督刘具题奉，旨旌表入祀节孝，恩准建坊，例赠孺人，著有《佩秋阁诗》、《古文词遗稿》行世。

第八世钟霖，字严，号甘卿，又号蟠隐，苏州府吴县学附生民籍，光绪十九年江南乡试举人，内阁中书，直隶候补道，宣统三年驻奥使馆二等参赞官。早年著有《诸子音训》、《拾读史钩沉》、《方言考证》、《清芬堂文集》、《廉影楼诗词钞》、《九通分类总纂》。⁽³⁴⁾光绪十九年（1893年）江南乡试举人，第二年即逢甲午战败，他到上海办《蒙学报》，出版《蒙学丛书》，任《蒙学报》总理。

6．东花桥巷汪氏

东花桥巷汪氏迁吴第二世虞炳，字宗彝，号东畦，苏州府庠廪缮生，乾隆丙子岁贡，著有《东畦文集》，《靴华诗集》，工书法，刊刻行世。第三世，留"，字屺忱，号逢亭，著有水部仅存稿。第四世，翼铭，字希张，号豫菴，著有《贻经书屋诗文集》。第六世朝棨，字亦农，号玉森，著有《史记摘》不分卷。

二、藏书文化

绵延数千年的藏书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江南而言，自南宋以来，我国的藏书中心逐渐南移，作为江南文化中心的苏州自然成为全国藏书中心之一。明代胡应麟曾言到，“今海内书，凡聚书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³⁵⁾蒋吟秋在《吴中藏书先哲考略》的序言中也指出：“自来嗜学好古之士以积书称者，代不乏人，风尚所趋，首推江浙，而吾吴实其中心也。”⁽³⁶⁾吴晗在《江浙藏书家史略·序》中称“以苏省之藏书家而论，则常熟、金陵、维扬、吴县四地终为历代重心”。⁽³⁷⁾就吴县而言，据有关学者研究，吴县曾先后涌现出150多位藏书家和藏书楼，而汪士钟的艺芸书舍和汪鸣銮的万宜楼正是其中之二。

1．汪士钟与艺芸书舍

（1）艺芸书舍主人家世考

汪士钟（约1786—？）字春霆，号朗园，一作阆源，原籍徽州，曾为观察使，官至户部侍郎，好藏书，是乾嘉时期长洲著名藏书家。其父汪文琛，字厚斋，江苏长洲人，居山塘之(家墙门，开“益美布号”，饶于资，官民部尚书朗都转，尝出资数万于苏州修文庙。其祖辈以上卒不可考。其子汪德英，候补郎中。潘祖荫《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跋》载，“吾郡藏书家自康雍之间碧凤坊顾氏、赐书楼蒋氏后，嘉庆时以黄荛圃百宋一廛、周锡瓒香严书屋、袁寿階五砚楼、顾抱冲小读书堆为最，所谓四藏书家也。后尽归汪阆源观察士钟。荫之姑母归观察之子珠林比部德英……”。⁽³⁸⁾可知，汪士钟的儿媳，即潘祖荫的姑母。潘祖荫系明末清初迁居苏州的大阜潘氏第32代世孙，父潘曾绶，祖潘世恩。其姑母也就是潘世恩的女儿，根据同治八年修《大阜潘氏支谱》卷六《敷九公四房贡湖公支》和1992年新修《大阜潘氏支谱》记载，潘世恩有5个女儿，一适汪学源，一适监生汪嘉森，一适太常博士汪楏，一适恩贡生汪嘉梓，一适候补郎中汪德英。其中，汪嘉森、汪楏、汪嘉梓皆系清初迁居苏州的吴趋汪氏的第88代世孙，汪德英虽未见于吴趋汪氏族谱的记载，但其与吴趋汪氏之间当有密切的关系。另根据郑伟章《文献家通考·汪士钟》载，汪氏藏书印有：“平阳汪氏藏书印”，⁽³⁹⁾与此巧合的是，上面提及的吴趋汪氏曾在光绪年间续修的族谱名为《平阳汪氏支谱》，提及“平阳”二字，不得不追溯汪氏的族源。《新安名族志》有云：“汪始于颍川侯，鲁成公黑肱次子夫人姒氏，生侯有文在手曰‘汪’，遂以名之，后有功于鲁，食采颍川，号汪侯，子孙因以为氏，望鲁之平阳。”⁽⁴⁰⁾故其后，子孙大都自称为平阳汪氏或颍川汪氏。根据乾隆52年所编的《汪氏通宗世谱》卷二十二《建公派·歙县坦川支》载，该支汪氏的第82—84代的世系行字排辈是：

根据《世谱》的记载，清初迁居苏州的吴趋汪氏也是建公歙县坦川支的后代，而且，迁居苏州以后该家族所用的世系行字排辈仍沿用歙县坦川支的，这在《吴趋汪氏族谱》和《汪氏统宗世谱》两类族谱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巧合的是，可考的两个人物汪文琛、汪士钟父子所用的行字与以上所提及的歙县坦川支汪氏、吴趋汪氏的相同。虽然，据此并不能断定汪士钟就是吴趋汪氏的，但我们可以推断，汪文琛、汪士钟父子可能是汪华长子建公派歙县坦川支的后代，其祖上由歙县坦川迁居苏州。另外，汪氏藏书印又有“汪印振勋”、“梅泉”朱方、“眉泉”、“真适斋藏”、“振勋私印”朱四文方、“汪振勋印”白四文方、“汪氏某某”等印。王重民先生以为汪振勋为士钟近属，又云：“余检振勋事迹，卒不可得，约当为士钟子侄辈。”⁽⁴¹⁾笔者认为，汪振勋与上面提及的汪德英可能是同一人，也可能皆为汪士钟子侄。由于资料散佚，不可确考。

（2）艺芸书舍藏书概况及其来源

艺芸书舍藏书始于汪士钟之父汪文琛，其家本饶于财，《三异笔谈》卷三载：“新安汪氏（汪文琛），设益美字号于吴阊，巧为居奇。……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⁴²⁾汪氏虽为商人，但其亦崇儒重道，嗜好收藏古籍。黄丕烈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季冬跋宋本《前汉书》云：“此北宋精刊景祐本《汉书》为余百宋一廛中史部之冠，藏荚三十来年矣，非至好不轻示人。郡中厚斋都转偶过小斋，曾一出示……，思都转崇儒重道……，故近日收藏古籍，嗜好之笃，访求之勤，一至于此。则余又何敢自秘所藏，独宝其宝耶？”⁽⁴³⁾经过数年积累，汪氏藏书数已经相当可观。到其子汪士钟时，汪家藏书已极盛一时。汪士钟年轻时即好读书，曾遍读其父所藏四部之书，以为均寻常习见之本，乃蓄志搜罗宋元旧刻及《四库》未收之书。汪家经营棉布取得很大成功，汪士钟也得以有雄厚的资金广收珍本善册，丰富自己的藏书。于是收书不惜厚价，仅一、二年，藏书即有了相当的规模。黄丕烈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十一月撰《汪刻衢本〈郡斋读书志〉跋》云：“阆源观察英年力学，读其尊甫都转斋先生所藏四部之书，以为犹是寻常习见之本，必广搜宋元旧刻以及四库未经采辑者，厚价收书，不一二年藏弆日富，犹恐见闻未逮，日从事于诸家簿录，讨其源流，究其同异，俾古书面目毕罗于胸。”⁽⁴⁴⁾汪士钟的藏书主要来自黄丕烈士礼居、周锡瓒水月亭、袁廷梼五研楼和顾之逵小读书堆。尤喜黄丕烈旧藏，凡有黄氏跋语之书，虽一行数字，必重价收之，以致吴中书贾凡得有黄丕烈藏印的旧刻旧抄，哪怕只有残零的一、二卷，索价必倍，甚至连黄丕烈的破残签题，毁损的跋语，也能卖个好价钱。汪士钟堂上有一楹联：“种树类求佳子弟，拥书权拜小诸侯。”痴书之情，由此可见。顾广圻（千里）道光二年闰月在为汪氏《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序》中写道：“汪君阆源，藏书甚富……宿具神解，凡于有板以来官私刊刻，支流派别，心开目了，遇则能名。而又嗜好所至，专一在兹，仰取俯拾，兼收并蓄，挥斥多金，曾靡厌倦。以故郡中传流，有名秘籍，搜求略遍，远地闻风，挟册趋门，朝夕相继，如是累稔，遂获目中所列宋若干种，元若干种，既精且博，希有大观。海内好古敏求之士，未能或之先也。”⁽⁴⁵⁾清代同期大学者阮元曾赠汪士钟一联曰：“万卷图书皆善本，一楼金石是精摹。”艺术书舍收藏之富，由此可见。汪氏刻有《宋本孝经义疏》、《仪礼单疏》、《刘氏诗话》、《郡斋读书志》诸书，雠校审慎，刊刻精美，举世珍若球璧。汪士钟曾取所藏宋元之本编写《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书目中所列宋本320种，元本196种（详见表3-11），总计14200余卷，顾千里为之序，潘祖荫题跋。有藏书处名“艺芸书舍”，今址在苏州山塘街。藏书印有“民部尚书郎”朱方、“三十五峰园主人”、“汪文琛印”、“升庵”、“平阳汪氏藏书印”朱方、“文琛”白方、“厚斋”朱方、“臣印文琛”白方、“得之千载处，正赖古人书”白长方、“汪厚斋藏书”、“长洲汪文琛鉴藏书画印”、“汪印士钟”白方、“赵宋本”朱圆、“郎源审定”白长方、“汪士钟曾读”朱长方等多种。

表3-11　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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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艺芸书舍藏书散佚后去向

聚散有时，汪氏所藏虽极一时之盛，然亦未能持久，在咸丰末年已逐渐散去。潘祖荫曾说：“汪氏与潘家‘累世通婿之谊’，迄今子姓尤繁，惟业贾者多，知簿录者无一人，询以旧藏，则瞠于莫辨矣。”⁽⁴⁶⁾《清朝野史大观》卷十“艺芸精舍”条云：“太平军至苏州，合家离散，宋元本悉为领家携去。汪氏子孙只知贾不知书，与丁氏、瞿氏相差何啻千里万里之距。”潘祖荫等将书舍失败归因于汪家后代由儒转为业贾，对藏书不胜感兴趣，其实不尽然。嘉道之际汪氏藏书之巨是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实力基础之上的，然而到后来，其所经营的“益美布号”也逐渐衰落，甚至将商号转让给程氏商人经营。商业上的不成功也使得汪氏无力维持书舍，再加上太平天国战争的破坏，号称“海内之最”的藏书散去也就不足为奇了。

汪氏藏书散去后，杨氏海源阁、瞿氏铁琴铜剑楼、郁氏宜稼堂、常熟赵宗建旧山楼皆有收获。因汪士钟的儿媳即潘祖荫的姑母，所以汪士钟所藏书，潘祖荫能有机会看到。后来汪氏藏书渐渐散出，潘祖荫收藏到一部分黄丕烈的藏书，但不多，据他自己说“不及十种”。⁽⁴⁷⁾这些书中有宋刻《白氏文集》残本、《后村先生集》残本、《葛归愚集》、《淮海居士长短句》等。⁽⁴⁸⁾至于其他书目，有的毁于战火，有的被其他藏书家收藏，现笔者根据学者们考证，将汪氏所藏部分书目递藏关系辑录如下。

表3-12　汪氏所藏部分书目递藏关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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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汪鸣銮与万宜楼

（1）汪鸣銮的生平事略

汪鸣銮（1839—1907年），系钱塘寓居苏州汪氏第90世孙，字柳门，号郋亭，又号得士，寄籍浙江钱塘（今杭州市），寓居苏州。少劬学，同治四年（1865年）进士，选庶吉士，初授编修，迁司业，历任陕甘、江西、山东、广东诸省学政，典河南、江西、山东乡试，颛重实学，后迁内阁学士，晋工部侍郎兼管户部三库，光绪二十年（1894年）召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不久调吏部侍郎并兼刑部。因支持光绪帝筹谋新政，反对后党掣肘而被革职永不叙用，汪鸣銮深感延续了270余年的大清王朝气数已尽，问罪圣旨未下，就愤然罢归，“南归卜居苏州葑门内十梓街西小桥，厅事曰经畲堂，堂后三福三寿之居，为憩息所，东有勉学艺斋，其后即藏书楼，取黄山谷诗句万卷藏书宜子弟意，名曰万宜，式如宁波范氏天一阁，西北有圃，水石所余，间以艺植，占地二十亩，弱附志与此，盖亦有感也”。⁽⁴⁹⁾此后，汪鸣銮口不言时事，专心著述讲学，先后主讲杭州训诂精舍和敷文书院，著有《寒松阁谈艺录》、《清画家诗史》、《郋亭信稿》、《光绪己丑覆试庚寅覆试殿试朝考甲午会试同门録》、《师友渊源记》、《郋亭日记》、《万宜楼诗录》、《万宜楼书札》等，于光绪三十二年去世，享年六十七岁。“万宜楼”今位于王洗马巷26号，即今梧村、丝绸研究所、广播电台一带地，坐北朝南，三路七进，前门在王洗马巷，后门在包衙前。中路第三进为百宴厅，面阔五间18米，进深十檩12．8米，扁作梁，前船棚轩，青石鼓礅础。厅后有五开间楼。东路六进，以楼为主，全宅存砖雕门楼六座。

（2）万宜楼书目

汪鸣鸾幼有夙慧，七岁即能通小篆，少劬学，其外祖父韩崇，别称南阳学子，室名宝铁斋、宝鼎山房，性嗜金石，宝铁斋中金石图书充牣，其母韩太夫人携之归，汪鸣銮靡不浏览，始有志于晁陈欧赵之学，⁽⁵⁰⁾公以文字受知两朝，同治四年（1865年）中进士时，给考官翁同龢的最初印象即为“书最佳”、“写作最佳”。⁽⁵¹⁾1895年，汪鸣銮被革职南归后，专心致力于金石目录之学。嗜书成癖，从其与朋僚的书信中可见一斑（详见后文汪鸣銮的交游网络）。

据瞿凤起校、跋《万宜楼善本书目》载，万宜楼藏有宋本13种，元本12种，抄本158种，批稿本67种，皆为善本，其书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因“厅事失火，焚去藏书数十箧”。笔者根据藏书家徐积余⁽⁵²⁾手抄本《汪鸣銮侍郎万宜楼善本书目》⁽⁵³⁾所载，汪鸣銮万宜楼藏有宋本13种，元本12种，明本116种，批校本67种，抄本188种，共计396种，近3800册，皆为善本。现将万宜楼藏书书目辑录如下：

表3-13　万宜楼藏书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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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宜楼藏书散佚后去向

古人谓典籍聚散有“五厄四劫”之说，私人藏书往往人存书聚，人亡书散。藏书聚之难，护之尤难。据汪鸣銮的侄子汪原渠民国六年，整理汪鸣銮与翁同龢书信时，在一封翁同龢至汪鸣銮函（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2年2月2日）的信中注言，“先伯父好藏书，晚年收藏益富，名所居曰‘万宜楼’，相国为书行隶楼额各一，原渠与诸昆季行侍读斯楼近十年，犹忆相国与先伯父事，月常数至，所言多关碑版之学，字体真摹悉备，长简短牍，皆足珍贵。丁未秋，先伯父捐馆舍，原渠旋即出外就食，忽忽至今，又十年矣。楼居无恙，而故物已渐散佚。回首前尘，不胜怅惘”。⁽⁵⁴⁾可知，在汪鸣銮去世后数年，万宜楼所藏已渐渐散佚。

上海图书馆藏有一份《郋亭廉泉录》，内容主要记载光绪十一、十二年间，汪鸣銮亲友门生馈赠银两的记录，前有潘景郑题跋，后有张元济、冒广生、顾颉刚跋。据潘景郑（承弼）所题跋所载：“郋亭藏书早经流散，其宋元本归乌程蒋氏密均楼，余悉归杭州蒋氏凡将草堂，当民国十五六年间，其后人改建故宅为梧村，悉举所余售诸市，肆余无意中得其手写日记信稿书目画目及同门题目录杂抄若干种，此其一也……”⁽⁵⁵⁾可见，汪鸣銮的藏书散佚后大都归乌程蒋氏密均楼及杭州蒋氏凡将草堂，其余则售诸于市。另据故老称，伯春在抗战前先将东面之屋卖给钱新之建造梧村，余下的西面房屋在其后也陆续卖掉。鸣銮的藏书也扫地以尽，以八千银元卖给日本人（一说书商），其价尚不及所值百分之一。⁽⁵⁶⁾

三、文化名人

1．汪琬的学术成就

汪琬是清代乃至中国古代文坛著名的文人之一，是江南才子中的翘楚，后人将其与颇具盛名的施闰章、王士禛等合称诗坛八大家、十才子。而他的诗文成就又与王士禛并称“汪王”。其诗文擅长“山林之体”，又力主唐宋。此外他还广涉经史，均颇有见地，虽看似零散，但却初步树立了清代考据的新风，著名吴派的开创人惠周惕便是其高足。汪琬也是清代朴学隆兴的关键人物之一，其学术成就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山林之体

清初诗坛呈现繁荣景象，纵观诗歌发展潮流，前二十年以“遗民诗”为主流，康熙中叶“台阁诗”逐渐成为时代主调。这种“朝”与“野”的离立，似乎与唐宋元明诗史上“台阁”与“山林”的分野近似。在“遗民诗”与“台阁诗”之外，清初诗坛尚存其他走向。尽管汪琬以文章、学问著称，诗歌向来少为后人关注，但其遁隐山林，诗文风格既非“台阁”，又非“遗民”、“贰臣”，可归入“山林”，代表着清初诗歌的另一种走向，且在当时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顺康诗坛有“海内八家”之说。所谓八家即莱阳宋琬、宣城施润章、松江沈荃、新城王士禛、王士禄、长洲汪琬、南海程可则、嘉兴曹尔堪。而汪琬与王士禛并称“汪王”。

汪琬论诗，多言及“山林之体”与“台阁之体”，如《白石山房稿续》云：“琬惟古人之于诗若文也，有台阁之体，有山林之体。居廊庙者长于台阁，守布素者长于山林，殆莫能相兼也。先生则不然，当其代言应制，美盛德之形容，效太平之润色，大者敷腴而有则，小者简核而有章，烨若春华，烂若文锦，斯诚得台阁之体者也；至于登高临远，感时惜别，缘物托兴，抚事怀人，则或淋漓尽态，或激昂多姿，穷哀乐之变，而极刻画之工，其于山林诸体又加长焉。”

汪琬诗学思想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不分唐宋，是此非彼，认为唐诗与宋诗，其味不同而已，诗家必区而为二，复分唐之初、盛、中、晚，亦嗜欲所致，以此黜彼，以彼黜此，皆得其一，而未得其全；二是自见性情，不在工巧。其不谈诗道、诗艺，而专论诗人之得丧、苦乐，反对不自见性情；三是温厚诗教不当废。认为古人之诗不直陈其事，依于广博譬喻，这种“温柔敦厚”诗教足为后世所法，不当因时而废。四是诗与史二者可以兼行，不宜偏废。五是倡言“山林之体”。

汪琬少即喜诗，虽穷研经史，以经术文章为己任，而好诗至老不辍。据汪敬源《续修汪文清公年谱》统计，《类稿》、《续稿》录诗1369首，汪琬现存诗1400余首。据其康熙十四年所作《自题类稿六则》“今吾从前所作，不下五六千篇”，汪琬一生赋诗远在5千首以上。总体来说，汪琬诗风平淡清婉，与吴中才情绮丽的传统相比，显然有所变化。在诗体方面，他未能像吴中前贤高启、王世贞、钱谦益那样，兼长诸体，而与王士禛很相近，擅长近体律绝，稍不同之处，更长于七绝，最能代表其“山林之体”的作品，当属小游仟诗、姑苏杨柳枝词及洞庭山水诗。⁽⁵⁷⁾

（2）经史之文

汪琬与侯方域、魏禧并称清初散文三大家，而汪琬与顾炎武、钱谦益又并称吴中散文三大家。汪琬倡言朴学，兼采汉、宋。由于重学，其论文主张融贯文、经、道为一，不使三者析而不复合。接受文以载道之说，昌言六经之文。汪琬机标举辞义，明经旨，不满于专以新奇嚣然自命，又崇尚“天地之义”，推崇“昌明博大”，强调文章不昧辞意，不判经旨，顺乎自然而又文采斐然。这一观点标志着清初散文嬗变的一大动向。一方面，汪琬认为明代复古派食古不化，公安派流于轻佻，竟陵派堕入孤僻，俱不足闳音鸣世，振颓起衰，故倡“昌明博大”、“辞意结旨”，反对“烦促破碎”、“颠倒悖谬”，视“专注于新奇”为“文中之妖”、“文中之贼”。另一方面，数十年的动荡严重摧残了社会的生机活力，在清人统治日益巩固之际，汪琬这类汉人士子承认易代的现实，并渴望盛世的到来，所以大倡宏雅正大之文。其中所寓的深意，并非歌功颂德之类的词语所能涵盖。

汪琬之文根底六经，浸淫三史，出入韩愈、欧阳修、朱熹、归有光、王慎中之间，“经经纬史”，精于叙事，长于辩论，独出己见，以学问识见和文法精妙见长。其《古今五服考异》八卷、《诗问》一卷、《易经解》一卷、《易问六十则》、《春秋集义》及《春秋论》等，大抵发明经义，宣导合文、道、经为一。《拟明史列传》、《东都事略跋》及大量史论之文则体现汪琬独立的历史思考和批判精神。汪琬长于碑传墓志铭，其将碑传墓志铭与经世之文等而视之，乞文者络绎不绝。

汪琬之文，辞质而瞻，义简而明，雅洁而0美，佳处不难窥得，而弊端也不容轻视，如拘泥法度，稍乏自然生韵；受时文所累，流于俗调；有强说成理之弊等。⁽⁵⁸⁾

（3）经学思想

汪琬少时未习小学，中岁官京师，始致力研讨经学，其兴趣主要集中在《诗经》、《三礼》、《春秋三传》上，康熙九年归隐后，留心小学，详加探讨，携门人汪绳武等人参酌《说文》、《释名》、《广韵》、《六书正伪》等书，以校《钝翁前后类稿》。康熙十二年，力学勤苦，十倍于前。著书务流经义，旁及先儒诸说，参稽异同，以求至当。以当世丧礼废坏，著《古今五服考异》八卷。概观汪琬的经学思想，首先是兼采汉宋，于汉人，以郑玄为师，而不尽信其说，如论丧礼多祖郑玄之说。于宋人，以朱熹为师。其次，以史证经，求经世之用，汪琬《春秋》诸论，不惮于以史证经，汪琬解经，通达世务，不专注章句。第三，汪琬研经，不欲纯为章句之儒，主张察乎世变，不泥于古，不墨守旧说，又能通乎世变，汲于世用。第四，汪琬研经最得意于礼学，礼学之中最擅长丧服之学，其《古今五服考异》是清初礼学的重要成果。总之，汪琬治经方法及其经学思想，不仅体现了清初经学发展的时代潮流，而且也自具特色。经学成就总体上未如顾炎武，然各有所长，在吴中经学史上，二人同为重要的角色，在清代学术史上，则与阎若璩等人对朴学的兴起，都具有重要意义。⁽⁵⁹⁾

（4）史学观及史学成就

明中叶以后，民间撰史风气甚炽，入清后，汪琬也对明史，尤其是明季史事产生了浓厚兴趣，顺治末年与刘体仁、王士禛多谈明季节烈之士，相约纪之以传，先后作《申甫传》、《乙邦才传》、《刘公惟中传》、《江天一传》等。康熙十一年，汪琬从昆山吴氏处得到抄本《东都事略》，败纸故墨，托伪甚多，于是掇拾其可依据者，校而正之，复以平生所得，疏于传后，编为《东都事略跋》三卷。康熙十七年，清廷有意纂修《明史》，康熙十八年，汪琬举博学鸿词，授编修，入明史馆，然在史馆仅六十日，即杜门称疾，二十年乞病归，而其在一年内，撰成史传175篇，仍未能尽其才。纵观汪琬的史学思想，概而言之，具有以下几点：一是重春秋笔法。这一点从其所著《东都事略跋》及众多史传皆可得以证明。二是重经传，以裨世教，不务浮词虚饰。汪琬史传多引述经传，不仅反映了他重视经术、务根本的思想，而且也反映了他对浮词虚饰一类修史作法的不满。三是考据取信，议论取当，其史传诸稿，大抵议论深刻，评论得体，无肤辞，无滥说，可追古之良史。汪琬拟明史列传诸稿，经历后来纂修者的删改，至《明史》成书时，面目已颇有不同，但主体仍得以保留，这些史传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⁶⁰⁾

2．汪荣宝音韵训诂之学

汪荣宝早年即受家学熏陶，后又师从大儒黄以周，渐对章句训诂音韵之学产生浓厚兴趣，并锐意研习，学问增进尤深。汪荣宝尤喜汉代杨雄所著的《法言》，他从1895年起就开始“斟订异文，于李弘范诸家之说有未安者，闲加纠正”。经过日积月累，所得渐多，没过几年，荣宝对《法言》所注即有相当规模，1899年，他将其汇编成册，成《法言笺记》一种。1901年，其好友钱维骥在上海邱公恪家中无意中得见此笔记，详阅后称，“考证精确，异乎俗儒之乡壁虚造”。

1901年，汪荣宝入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又辗转于京师译学馆、清政府民政部、资政院等处任职，他在求学宦游之暇，不忘对旧作进行增删修改，“原稿涂乙既1，乃以别纸疏之”，可见其用力之勤勉。但因各种原因，对《法言》注疏时断时续，屡作屡辍，殆至十余年后，终成《法言疏证》13卷，成一家之言，并付梓出版，同时，他又陆续收集整理校印时没有收录的零星笺注笔记，删繁就要，别为校补一卷，附诸篇末，于1911年夏刊行于世。

曹元忠和钱维骥分别为之序。曹元忠序称其“搜罗古佚，阐发奥蕴，精审详慎，无愧杨雄功臣。将由李轨而上，与侯芭、宋衷争席焉”。钱维骥序云其“视向者于上海所见之书，详乃十倍”。盛赞其推阐义理之富，校订误文之允，训诂之精，句读之善，誉之为“子云之将相，桓谭之伯仲”。

多年后，由于宣统辛亥之夏所印版本渐绝，汪荣宝胞弟汪东宝主讲中央大学文学院授学周秦诸子之学时，言及《法言》，于是想索求《法言疏证》以供参考，便致函胞兄荣宝请求再版。

汪荣宝严加校阅，精益求精，严自苛求，自称“谬误疏漏，不可胜数”。本来欲拟就原书有所增损，后来毅然决定重新撰写。限于政务繁忙，历经一年方才完成一卷。直到1931年夏，汪荣宝在驻日本公使任上也才完成三卷。此后不久，因“万宝山事件”⁽⁶¹⁾爆发，他以交涉不力为借口，引咎辞职，方才得以专心著述。他以李注本更加斟酌，历时半年之久，成书八九卷，并旧稿续成全书，改题曰义疏，陆续寄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准备排版印刷。不料“一二八事件”爆发，出版社毁于战火，书稿也被烧成灰烬。汪荣宝心犹未甘，恰德意志汉堡大学获悉此书，介北海图书馆来请求分惠，不得已，举残稿写真数卷付之。于是“收拾放逸，更定体例，严订程课，为之不辍”，经过一年多，终于在1933年5月成书二十卷，完成这部长达50万字的巨著，提名曰《法言义疏》。大功告成之后，汪荣宝显得十分轻松，他曾对亲近的人说：“此书竟成，虽死无憾已”。不久即卧病不起，旬余而卒。汪荣宝从治《法言》开始，到1933年《法言义疏》完稿，一共经历了40年有余，费时之久，用力之勤，实属难见，这部巨著可谓其毕生心血的结晶。

胡玉缙为之序，称其“匪惟（杨雄）功臣，抑亦知己也已”。⁽⁶²⁾黄侃为之作后序，谓“杨子之书，历千载而得先生为之疏释，皓然如晦之见明”。⁽⁶³⁾两人均对他作出极高的评价。

《法言》本系拟经而作，义疏即以治经之法治之，考源流，明正2，审正俗，辨异文，补旧注，一秉汉学家师法、乾、嘉诸老遣规。校勘注释，不嫌其详，于五家注及音义之外，还荟萃了清代以来各家的研究成果，并且旁征博引，增加了大量的校释和论述，尤以涉及小学和历史方面者居多。经初步统计，引书达三百种左右，足见其内容之丰富。虽然有的地方不免失之烦芜丛杂，琐碎乖僻，但总的说来，确实是对我们研读法言大有补益的一部书。⁽⁶⁴⁾

汪荣宝除了训诂学方面的成就斐然，在音韵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1923年，汪荣宝借鉴俄国学者钢和泰《音译梵书和中国古音》梵书音译对勘法，发表了盛极一时的著名论文《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他采用梵语译音来拟测汉语古音韵值，他旁征博引，考明了唐宋“歌戈”部读犢韵，魏晋以上“鱼虞模”部也读犢韵。⁽⁶⁵⁾这一运用西方语言学方法进行汉语古音研究对当时的古音韵学界产生重要影响。该文发表后，很快引起广泛关注，掀起了古音研究的第一次大讨论。以章太炎为代表的传统派反对汪荣宝的研究方法，发表了《古音娘日归泥说》，钱大昕也发表了《古无轻唇音》以及《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曾运干发表《喻母古读考》，杨树达发表《之部古韵证》纷纷参与讨论。⁽⁶⁶⁾此次大讨论，促进了人们对西方语言学更为广泛和深入的认识，也标志着现代音韵学的开端。

3．汪东宝与《梦秋词》

汪东（1890—1963年），初名东宝，后改名东，字旭初，号寄庵、寄生、梦秋。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学，于经史百家，无所不窥。对文字、训诂、音韵之学，均有创获。1934年曾与吴梅、陈匪石、林铁尊、乔大壮、唐圭璋等在南京组织词社“如社”，后有《如社词抄》刻印。所著散见于《新民丛报》、《华国月刊》、《制言半月刊》等，早为学术界所重视。公于考据学外，雅擅文辞，而尤精于倚声之学，而其于词学，工力尤深，蜚声海内，词学界多以其“宗清真，控纵自如，顿挫有致，舒徐绵邈，情韵交胜”，在唐五代两宋诸大家之外，能别开生面，独树一帜而甚加推崇。所撰《梦秋词》手自编订并亲自缮录，录词作起自1909年（乙酉），讫于1962年（壬寅），共五十余年，分成二十卷，计存词1380余阕。汪东得词之丰，为历来词家所罕见，乃20世纪词坛公认之大家。其著作尚有《吴语》、《法言疏证别录》、《唐宋词选》、《词学通论》等。⁽⁶⁷⁾

夏敬观评其词云：“耆卿用六朝小品赋作法，层层铺叙，情景兼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美成特行，以张弛控送之笔，使潜气内转，开合自如，一篇之中回环往复，一唱三叹。作者深得此诀，可谓善学周柳者也。其最上乘者泯迹蹊径，直入堂奥，意到辞谐，超然神理，功力至此，曷胜佩赞。”⁽⁶⁸⁾

唐圭璋评曰：“翁词宗清真，控纵自如，顿挫有致，舒徐绵邈，情韵交胜，在吾为黄季刚、柳亚子、夏吷庵、沈尹默、章行严诸公所推崇，良有以也。”⁽⁶⁹⁾

《梦秋词》手稿自卷首至卷八经，夏敬观（吷庵）先生三次评阅。卷二十后，有沈尹默先生题词二阕，用作跋语。自卷八至卷十二中，有少部分为吕贞白先生抄录。汪东于1962年中至1963年春，卧病中所作28阕，为吕贞白先生录存，则附于二十卷之后。有夏敬观序，沈尹墨、唐圭璋、程千凡、殷孟伦等人跋。另附录《词学通论》及（《郑校〈清真集〉批语》汪东、黄侃批，程千帆、沈祖棻藏本）。

汪东为何以“孟秋”命名其词集呢？根据其在《梦秋词》第11卷的1首《浣溪沙》的词序中言道：“余性喜秋，幼时读汤卿谋文：秋可梦乎？曰可。因自署梦秋。其后又刻‘秋心’小印。张伯驹有八秋词，因和其二。”⁽⁷⁰⁾可见，这应是其将词集取名为《梦秋词》的由来。

《梦秋词》中生动地记载了汪东一生所走过的坎坷岁月，也流露出其半个多世纪的心路历程，词中既反映了其投身革命满腔热忱的英雄气概，也表现出其对国家陷入深重灾难、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哀伤，更有体现其作为知识分子的忧郁与彷徨，还表达了其对新中国成立充满喜悦与激动之情。

如卷一《虞美人·拟放翁》词言：

少年意气吞骄虏，中被儒冠误。闭门聊且注虫鱼，不道鼓鼙声里破安居。请缨肯被终童笑，枉是知鼮豹。研田从此罢佣耕，直拟金戈铁马了余生。

在字里行间充分表现出作者欲以“金戈铁马了余生”的气概和勇于投身政治活动的情怀。

卷七《金缕曲·有忧国际形势日亟者，作文论之，辞甚尔雅。余因谓今日之患，不在强邻，患自弃其文化耳。八叠罅韵为赠》则反映作者对于国际形势的担忧，发出“今日之患，不在强邻，患自弃其文化耳”的感慨。词言：

玉缺金瓯罅。妄思量、刀分瓜豆，鼎尝鱼鲊。强敌生心星占现，枉矢欃枪纷射。毕竟是谁家天下。众志成城坚不拔，况岳家、军在胡先怕。指四壁，舆图挂。不须泪向新亭洒。看淋漓、草成露布，自然心画。只恨才华无人惜，一任文高枚马。恐一网、还教尽打（齐东野语载杭学檄文云：世阴讽其三缄，终尽打于一网。）。瓦釜雷鸣黄钟泣，汨横流、举世滔滔者。龟与策，又何藉。

而卷九《凤衔杯》则体现了汪东作为传统文人的风月情怀。词言：

百媚千娇红妆面。图欢会、小窗南畔。任纤手频持，翠裙偷解，摩桫看。似玉粹香温软。两情深，孤颿远。从今后、永睽良愿。便时寄音书，怎如怀抱长相见。又何况、音书断。

卷五《声声慢·读涉江词，和其闻日本败降之作》一阙中，则充分体现作者在久经战乱，忽闻日军投降的捷报后，“卷诗书收涕成欢”的悲喜交加之情。而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当时国内残酷现实的担忧甚至是失望，因而有“归计稳”的打算。词言：

伶俜身世，漂泊风尘，十年江上偷安。捷报争飞，起看锦绣川原。高歌杜陵佳句，卷诗书收涕成欢。归计稳，有巴童不寐，夜半行船。谁道依然留滞，费熏炉重熨，料理春寒。楚尾吴头，魂随潮信空还。璇机自深闺思，怎知人、去住艰难。待剪烛，梦西窗、閒话夜阑。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作者一改悲观与失望之气，对新中国充满兴奋和喜悦之情，作《金缕曲·新政府成》一阙，词言：

俯瞰层云罅。傍江干、鱼龙阵列，万头排鲊。炫转镫光交织处，绝似霓奔虹射。休更忆、武昌城下。民国于今无遗老（袁氏窃帝后太炎先生常自署民国遗民），只烽烟、遍地经行怕。刚盼到，星旗挂。陌头寒雨连朝洒。"风吹、萧萧黄叶，做成秋画。击鼓鸣钲疑社赛，闹市也骑秧马。听处处、秧歌齐打。一任空厨炊无米，舞交衢、尽是狂欢者。欢亦可，向人藉。

卷十《破阵子·人民志愿军赴援朝鲜，大捷，为之作歌》作者歌颂了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假道敢欺虞国，求援耻哭秦庭。谁道春秋无义战，试看中邦多俊英。高呼齐请缨。守似闲闺静女，攻如搏兔奇鹰。旌#忽从天至，鼓角还闻地下鸣。须臾收百城。

除了词之外，汪东还擅书画。书法初习董其昌，继而出入颜、米，饶有古法。苏州留园、拙政园、狮子林等，都曾留下他的墨迹。亦能山水，早年他在南京任教时，与朋辈黄季刚所居相近，季刚宅名“量守庐”，汪东为之绘《量守庐图》山水一幅、并以篆书作一联云：“此地宜有词仙，山鸟山花皆上客；何人重赋清景，一丘一壑也风流。”上海中国画院成立后，他又先后作《多景楼诗画卷》、《唐人诗意图》、《谢朓青山李白楼》、《松溪仙隐图》、《后村别墅图》等。

汪东画梅尤得同行称赞。《逸梅随笔》载：他为了画梅，到处访梅，在南京中山陵，观赏一种姜黄色的梅花，大为称述。又观明孝陵的梅花。有一次，黄季刚、胡小石等结伴来苏，观梅邓尉香雪海，旭初和吴梅作东道主，酣饮联咏，作了许多梅花诗。他自己家园中，也植梅花，有小记：“寄庵植红绿梅数株，顷盛开，余游宦时多，在家看花，尚为第一次也。平生观梅胜处，孤山最清，邓尉最盛，冷香阁（在虎丘）兼有之，然清不若孤山，盛不及邓尉也。重庆则南岸之清水溪，江北之杨园（杨少吾之家园），皆所常至。”

据《薤露歌传两月前》一文中记载，1963年时，周恩来总理在苏州调研，做客于周瘦鹃先生家中，在其客室看见汪东所画梅花并见其《东风第一枝》词，读后大为称赞，并言其词寓意深刻。后周瘦鹃先生前往医院相告，汪东闻之，甚以为慰，并捋了捋颌下雪白的长须，并微笑地点头道：“这是光荣的，我以后更要多画梅花了。”

1963年初，汪东先生因胃疾开刀。时公年逾古稀，以惊人毅力，承受手术痛苦，泰然处之，十分开朗，并时常卧床著词，即使自己无法书写，亦以口授词意，命家人笔录之，其精神令人钦叹不已。公虽病入膏肓，然所著词中，仍发出“伏枥尚存千里志”的豪言壮语，表现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又作“国威民力日飞腾，斗争元只是和平”等词句，其绝笔之作犹恋恋不忘国家富强与和平事业。手术后，所作的“截胃刳肠，稍验丹心得”更表达出对祖国和人民披肝沥胆的依依深情。爱国之忱，溢于言表。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据苏州周瘦鹃先生所作《姑苏书简·薤露歌传两月前》一文中记载，周先生当时发现公之绝笔词抄录稿《恋蝶花》“日月风云皆变色……”下半片中，抄录者漏写四字，为此，周先生曾特往医院询问，公在病床上为之补“截胃刳肠”四字。词中应为，“日月风云皆变色……截胃刳肠，稍验丹心得……”。

汪东宝病世后，其《梦秋词》等遗著，曾由他的弟子沈祖棻、殷孟伦两先生收集整理，并保存在苏州的故宅。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其所著文稿均被“造反派”当成“四旧”焚烧。恰好赶上汪东之孙汪尧昌回苏州省亲，见状乘乱偷偷地在火堆里抢出一包文稿，发现竟然是先生所著的《梦秋词》，这才幸免于难，之后，汪尧昌先生妥为保管，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山东齐鲁书社准备出版汪东先生的《梦秋词》，特地赴上海访问汪尧昌，方得见这部珍贵手稿，此后又在唐圭璋、殷孟伦、程千帆以及吕贞白等先生的大力支持下，齐鲁书社终于在1985年正式影印出版了汪东先生的这部词学大作———《梦秋词》，并将先生的《词学通论》、《唐宋词选识语》、《郑校〈清真集〉批语》附于词集后，弥足珍贵。而台湾也早在1974年将其收于《汪旭初先生遗集》影印出版。⁽⁷¹⁾

汪先生不仅词学功力尤深，蜚声海内，被誉为近代词学大家，而且填词教学之经验亦丰富。1935年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尉素秋还能清晰地追述当年听汪东讲课时的情景：“汪师讲词，能深入腠理，把作品的精微奥妙之处，完满地表达出来。听得人不但不感枯燥，简直飘飘然如入化境。下课之后，精神状态还在词的境界中，久久走不出来。”汪东还引导学生以填词作为文学实践，在课外组织词社，定期聚会，练习填词，互相观摩切磋。他教出的学生有不少日后成了研究词学的著名学者，还有像沈祖棻这样的著名词人。说起沈祖棻，都会提及汪东的“慧眼”。1932年春天，汪东在二年级的词选课上布置了一道作业———填词。当读到沈祖棻的《浣溪沙》：“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鼙声里思悠悠。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汪东忍不住拍案叫绝，并在课堂上大加赞赏。沈祖棻受知汪东后，专力填词，佳作不断。1949年春，她手定《涉江词》结集出版后，好评如潮。汪东更以“诸词皆风格高华，声韵沉咽，韦冯遗响，如在人间，一千年无此作矣”誉之。后有《唐宋词赏析》等书行世，沈祖棻被钱仲联《近百年词坛点将录》点为“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⁷²⁾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一大特点，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使得他们具有足够的财力培养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经过数代人的努力，苏州各支汪氏在科举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实现了贾与儒的迭相为用。而通过科举踏上仕途的那些汪氏士人，多能书善文者，涌现出一大批诸如“吴中四汪”、“盘溪才子”、“娄门二汪”、“翁门六子之首”、“清初散文三大家之一”、“章门四子之一”等众多名士，也不乏对书法、诗文、书画、碑版、收藏等有深厚研究者，也正是他们这些人提升了汪氏家族整体的文化素养，积淀和形成了“尚文崇儒”的家学传统，提高了家族的社会地位。即便不断遭受激烈的社会变迁，但经过数百年积淀的家学传统到了现代仍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