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张掖农田水利建设

第一节　抗战时期张掖农田水利建设

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在开发大西北的呼声中，一些有识之士在强调开发西北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同时，指出优先发展农田水利建设。当时在张掖进行农田水利建设还基于两方面的考虑：

其一，1937年3月，军阀韩起功调用4个营的兵力从大堵马、小堵马、酥油口、龙渠口进入祁连山，大肆砍伐森林。大堵马砍伐松树15万株，黑河口砍伐22万株，其余各处都砍伐10万株，致使降水量减少，雪线上升，水源、森林遭到严重破坏。渠道不能及时整修，支离破碎，淤积严重，影响通水。如沤波渠，在黑河河床流经沙滩，淤塞严重，二支渠又被压断，无法引水灌田。“三十里的河湾，四十里的拐弯，水还没有流到，就被黄羊兔子咋干”的农谚，足以说明水利工程遭到破坏。

其二，1935年，学者张其昀发表了《甘肃省河西之渠工》的论文，他认为“河渠为河西之命脉，土地水至为良田，水涸为弃壤，有灌溉之利即成平畴绿野，否则为荒凉不毛之沙漠。昔日谓‘无黑河则无张掖’，推而广之，也可谓无河渠则无河西，河渠不但为养民之源，尤为卫国实边之效。渠为人工河流，人类适应环境之成绩，在此得一极显著之例证”。他认为祁连山冰川积雪丰富，河西土地再平坦广阔，土壤再如何良好，如果没有可以引水灌溉的河渠水利工程，便不能让水尽其利，地尽其力，国计民生有所依。

1941年，近代学者慕少堂在《甘州水利溯源》中通过对甘州52渠的论述，强调保护森林，涵养水源，认为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水源，初步认识到生态保护重要性问题。此外，他还提出关于筑坝蓄水、改良水源、凿井取水、修筑谷坊、修建坝工、改善渠类的许多积极建议。这些理论和认识的提出，为以后的农田水利建设提供了可资吸取的经验。

一方面是军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是专家学者对水利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呼吁，而这些呼声引起了有关当局的重视和支持。

1942年，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草拟河西水利十二年发展规划，认为“河西水利，军事、政治上之价值重大”。同年在蒋介石巡视甘肃后，核定以十年为期，由国库每年拨专款1000万元用以建设河西水利。

1943年3月，甘肃省政府在张掖设立了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张掖工作站。

张掖工作站自成立之日起，下辖张掖、临泽、高台、鼎新、民乐、山丹六县的水利农林牧事业，乡村管水人员由清代的“农官”改称“渠长”。张掖工作站成立后，对辖区内水利形势进行实地勘察，如首先对张掖的盈科、大满、小满以及高台的十坝等旧渠进行了勘察，然后对上述勘察后的旧渠整治修编计划，内容达32条之多。其后在1944年，又对张掖境内将要兴建水库的地址进行实地勘察，深入祁连山，勘察黑河水系各河流适宜建造水库的地点。经过初步勘测，认为肃南红湾寺、高台马尾湖、拉东峡、油葫芦、二珠龙等水口可以建造水库，同时对民乐境内的无虞、义得、明洞等10渠进行勘察。1946年6月至7月，河西水利工作总队在张掖境内祁连山进行水库建设方面的勘察工作，如勘察了民乐县境内出祁连山口六大坝水渠的现状，对马蹄河、泉沟、大草滩等地的控洪、蓄洪水库预建的情况进行勘察，对临泽县梨园河拟建水库的勘察工作。次年，又完成昔喇渠、大满渠、海潮坝河、大都麻河的勘察工作，并编制了上述已勘河渠的修整计划。勘察结束后整修旧渠达32条。

张掖农田水利建设在这一时期较之以往有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对计划兴建的水库、河渠工程，进行了科学测绘和实地勘察，而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二是对兴建的水库和水渠，都是在经过实地勘察的基础上，编制了相应的、必要的计划与规划，对工程的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可行性论证。这些计划和规划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虽然没能全部实施，但为后来的兴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提供了参考。三是有专门的水利建设部门进行指导，配备了一定的专业人员，使得管理机构日趋规范，人员分工合理。四是从科学或生态保护的角度对农田水利建设有了更新的认识，尤其是对水文测量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