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产技术落后的封建社会，人口的多少直接代表着生产力的强弱。农户男耕女织、衣食自给的自然经济占社会的主导，其土地的开发程度和所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多少，完全取决于从事劳动生产的人口数量。经济的兴旺，王权的强大，也是以劳动人口的多少为转移的。在魏晋南北朝之际，因为之前曾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动乱时期，加之分裂割据政权下的战争频发，导致中原人口大量死亡或流徙别处，而河西地区却因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和发展经济的宽松环境，河西人口数量剧增，开发的力度也随之加大、加快。
十六国时期的张掖为前凉所据有。前凉统治者张轨以“务安百姓，上思报国，下以宁家”为己任，攘外安内，辛勤治理，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开创了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张掖的农业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当时中原动乱、生产凋敝，人民大量流向河西。《晋书·张轨传》载：“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张轨“辟土设郡，安置流民，徙石为田，运土殖谷”。这些流民和当地居民一起，进一步开发了张掖农业。
一、“课农桑”，率先恢复农业经济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里，要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农业人口和土地的关系，最大限度的挖掘并发挥劳动力和土地两大资源的潜力。前凉时期，为扭转河西土地荒毁和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局面，统治者张轨颁布了与选举人才合称的“课农桑，拔贤才”法令，“课”是督课之意，即依靠行政法令，驱民归农，并将农业与农村家庭手工业结合起来实行管理，实现粮食、布帛的自给。张轨“课农桑”的举措是依据西晋课田制的要求来实行的。按课田制，丁男须耕种土地五十亩，丁女须耕种二十亩，次丁男则是丁男之半，即二十五亩。此外，还有一定量土地要求栽植桑、麻等作物。北凉主沮渠蒙逊也有教令：“蠲省百徭，专攻南亩，明设科条，务尽地利”，这与后来北魏计口授田制度下的劝课农桑教令极为相似，可见北凉也有类似计口授田的制度。“课农桑”的前提是抑配土地。在划配土地方面，关于前凉的土地制度史无明载，但从张轨分武威部分土地置武兴郡安置流民的事看，前凉对张掖百姓也会有分配耕地之类的措施，否则流民很难定居下来。
张轨的“课农桑”是在整个河西地区荒毁，百废待兴的形势下推行的。从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角度讲，率先将农业经济搞上去，再带动其他经济逐步发展，是一项正确的选择。
二、恢复货币流通，促进商业发展
自东汉至魏晋的二、三百年中，货币流通一直是困扰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形成这一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政治混乱、战争和灾荒。而以温饱为生产目的的自然经济也间接的阻塞了商贸流通，尤其是货币经济，也逐步地萎缩了。从王莽改制到东汉建武期间二十多年，货币虽未完全废止，但民间交易已是“货币杂用布帛金栗”了。从东汉统治崩溃到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北中国陷于“钱货不行”的状况。
张掖在东汉时期受到战乱冲击的程度较大，长期以来，百业凋零，根本不存在货币流通的可能。张轨统治河西的十多年里，张掖等地民间仍“以谷帛为市”。缣布是交换的主要媒介。“课农桑”推行十余年后，河西农业经济明显好转，各地所生产的粮食、布帛等日常所需的基本生活资料也有了保障。为进一步加大河西各地农业、手工业，畜牧业之间的物资交流力度，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公元313年，太府参军索辅建议恢复金属货币的流通。他说：“古以金皮币为货，息谷帛量度之耗。两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于是，张轨下令恢复货币流通，“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
“立制准布用钱”，结束了钱货不通行的历史，给张掖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张掖各地重现昔日的繁华，同时也使丝绸之路恢复了原先的繁华。
三、轻徭役，薄赋敛
张轨时期的举措，条条包含着“保境安民”的精神，他临终留下的遗教，更确切地表述了这一点。他说：“文武将佐，咸当弘尽忠规，务实百姓，上思报国，下以宁家”。西晋灭亡后，“上思报国”已仅存信条，实际内容归结到“保境安民”方面。保境，即保全河西的割据局面；安民，则具体到轻徭薄赋上。换言之，是体恤百姓，做到民乐其生，安其业。
张骏以后的统治者，继续推行安定民生的政策，张重华实行的“轻赋敛，除关税，省国囿”便是一例。
前凉的上述纲领和策略也影响到后来的诸凉政权。尤其是西凉和北凉，在“安民”方面做得较好。李暠在他的《诫子书》中提出为政之要数十事，多半为谦政理民的条智囊箴，如“蠲刑狱，忍烦扰，存高年，恤丧病”等，并将“休众息役，惠康士庶”作为治国宗旨。沮渠蒙逊在称制之后，首先颁布“蠲省百徭，专功南亩”的法令，常常以“役敏赋重”作自省，并对于蠹国害民者，做到法不避亲。“蒙逊伯父中田护军亲信，临松太守孔笃，并骄奢侵害，百姓苦之。蒙逊曰：‘乱吾国者，二伯父也，何以纪纲百姓乎？’皆令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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