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公司治理结构的历史渊源

第二节　意大利公司治理结构的历史渊源

19世纪后期出现的企业发展模式以重工业为核心，由政府采购和高关税壁垒保护所支撑。保护主义、公共采购和税收刺激是当时很多后进国家为促进现代工业的崛起而采取的政策手段。

意大利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化工业发展的后进者，直到19世纪末才初步完成工业化，而且这一过程非常缓慢，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没有建立起牢固的基础。意大利在传统上就缺乏资本（没有原始积累）、缺乏原材料、缺少大型市场（由于历史上分割成许多小的独立国家）。

意大利银行最初是作为克服原始资本积累不足的替代机构，此后成为一种吸收分散的和零散的储蓄资金机构。然而，这些银行所建立的体制并不能完全抵消工业化过程中的其他缺点；它们也没能经得住第一次经济大危机的冲击。因此，意大利经济在其“大跃进”时期，即1896—1908年，增长率低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甚至低于尚未经历经济起飞的国家。

直到1913年改革前，调节意大利股票交易市场的法律还是法国1807年拿破仑时期颁布的商业法典。20世纪初银行为了使自己的股权资本更具流动性和更易于支配而自发推动了股票市场的发展。1903—1907年是股票市场得到最快发展的一段时期。流入企业的资本量很大，特别是通过发行新股。1907年股票市场危机结束了意大利证券交易市场的这一段美好插曲，使证券交易长时期完全以投机活动为目的。

1929年股票市场的崩溃在工业和金融业集权发展突出的时候沉重地打击了意大利的金融体制。信贷与工业资本的融合、股票市场的不发达，尤其是以交叉持股为基础的公司集团的产生使得这场危机格外严重，使金融体制调整困难，并产生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这场危机打击了那些大的银行——工业联盟，金字塔集团式的组织加剧了股票价格下跌的势头。银行发现它们根本不可能使投资在遭到危机打击的产业集团中的债权资本变现。这种情况为意大利迄今为止历史上最广泛的所有制重组，特别是国家在意大利资本市场中发挥核心作用铺平了道路。

1933年政府决定收购这些遇到困难的银行的工业债权资本，将它们转变为一种专门为此建立的新的机构——工业复兴机构（IRI）的股权，以此来为这些银行重新融资。IRI是一个在私法之下注册的持股公司，它当时接管了综合银行的全部债权资本，占当时意大利全部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资本的21%以上，包括：意大利与军工生产有关的钢铁和煤炭业的100%的债权，造船业的90%，海洋船业的80%，机车制造业的80%，非军工钢铁业的40%，发电业的30%。此外，IRI还拥有众多的机械工程公司，控制着最大的三家商业银行、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地区电话服务，并持有相当多的房地产股份。

在IRI诞生之后，1936年颁布了基本银行法，该法禁止银行持有工业公司的股权并要求银行信贷专业化，该法允许普通银行从事短期信贷业务，特别信贷机构从事中长期信贷业务。但是，这种意大利式的解决办法并不打算重新启动股票市场作为获得更广泛的所有制基础和更分散的公司控制权的途径，他们的主导逻辑仍然认为银行是产业融资的关键。这与美国所走过的道路非常不同，在美国，金融业的恢复和银行与工业的分离是建立在股票市场的复苏、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立以及对互助基金的管理和存款保护立法的基础之上的。

IRI起初是作为一种过渡性的机构设计的，当时认为它持有产业股份的时间最多几年。但到1937年5月6日，它被变为一个永久性机构，而且是非私有化机构。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在于很难为这么多的公有公司找到私人买主。简而言之，意大利的公有企业不像别的国家那样，是一种有意识的国有化结果，而是拯救私营公司政策的副产品。

对意大利经济来说，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代表着一种结构性变动，同时伴随着1930—1936年期间大规模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转变。在国家干预下，意大利从以公司集团和混合型银行为基础的所有制格局变为以公有制和私营公司集团为核心的所有制结构。英、美的公司控制模式被引入，即，银行与产业界分离。作为控制者来监督经营不良公司的复兴和重建的银行消失了。由此形成的真空部分由国家持股公司填补，这些公司被不断地要求接管那些出现资金困难的公司。在IRI成立的最初几年里，它主要集中于重建它所收购的那些公司，使它们恢复正常。当时负责监督这一机构的是金融部，但IRI从一开始就由一批技术专家管理，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