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的跨国公司行为守则，以世界驰名服装品牌为线索而展开。随着跨国公司全球外包的盛行，位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出口加工区内的分包工厂普遍存在的“血汗工厂”频繁曝光，工作时间长、工资低、强迫加班、性别歧视、缺乏职业健康保护等滥用劳工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一些西方国家的消费者、非政府组织、工会组织、学生组织等开始发起对跨国公司的批评，要求跨国公司在全球扩展及谋求最大经济利益的同时，必须承担其包括劳工权益保护在内的社会责任。在这些运动的压力下，为了维护品牌形象及市场竞争的需要，许多服装、鞋业及玩具品牌商与零售商纷纷制定“公司行为守则”（corporate codes of conduct）。这些公司行为守则通常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基本劳工公约”为蓝本，承诺承担社会责任、要求供应商遵守所在国的相关法律、维护劳工权益、改善劳动条件。
1991年，美国牛仔裤品牌商Levi’s被指责其产品为“血汗工厂”所生产，后来媒体又揭露其位于赛番的合约工厂存在严重的劳工问题，迫于维护品牌声誉及形象的压力，Levi’s率先制定了公司行为守则，对供应商的劳工待遇、加班时间、童工问题、工作环境等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此后，众多著名服装品牌商及零售商，如NIKE，CAP，WAL-MARK等，也分别制定了本公司的行为守则。这些公司行为守则通常由大型跨国公司自行负责制定、解释、实施并监测其效果，显然，这种“内部”守则的最大弊病在于缺乏来自外部的独立监督，而可能沦为这些跨国采购商争取消费者信任的公关工具。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包括跨国公司、工会组织、消费者组织、非政府组织、人权组织在内的行为守则多边机构，即由独立的第三方认证机构或监督机构对跨国公司整个商品供应链的生产行为进行独立的社会监督，可称为“外部守则”。这些外部守则通常以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基础性条约”为蓝本，对劳工权益保护有更为详尽的规定，这些守则包括英国的“道德贸易基本守则”（Ethical Trading Initiative Base Code），欧洲的“洁净衣服运动”发起的“成衣业公平贸易准则”（the Fair Trade Charter for Garments），以及美国“国际社会责任”组织发起的“社会责任8000认证”（SA 8000）。
上述公司行为守则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国际公约中有关社会保障、劳动者待遇、劳工权利、劳动标准等。公司行为守则一般以书面形式公布，制定起来一般不存在什么特别的难处，社会责任的关键在于能够确保跨国公司的供应商完全依照公司行为守则保护劳工权益。跨国公司之所以实行公司行为守则，不是源自跨国公司对分包企业的工人权益主动的关注，而是迫于舆论及负面报道损害公司形象的压力所采取的行动。
从公司行为守则所涉及的相关行动主体来看，公司行为守则涉及跨国服装采购商、分包商、工人、商业认证机构及其他非政府组织，从利益的角度，各自的利益存在很大的冲突（Taplin，1996）。跨国采购商之所以制定公司行为守则，主要还是处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为了避免品牌形象受损于有关滥用劳工的负面报道，这些跨国公司一方面需要制止供应商的滥用劳动行为，同时又要供应商以最低的价格、快速而又准时地提供质量合格的服装，这自然与分包商的利益存在一定的冲突；作为公司行为守则所保护的对象——工人，经常被排除在公司行为准则的实施和监督过程之外。据许多调查报告显示，众多供应商虽然有对跨国公司遵守公司行为守则的承诺，但其工人根本不知道行为守则的内容，工人成为了“被保护”的对象，而不是“主动争取权益”的主体（Lee Kwan Ching，1995）。而一些商业认证机构与跨国公司是一种商业关系，如果这些商业认证公司依靠跨国公司的认证业务获取利益，认证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就很难检验。
正是上述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权力对比关系，加之层层分包关系的存在，使得公司行为守则的有效性成为讨论的中心议题，同时也是公司行为守则引起质疑和批评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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