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目标与渐进方式相结合

六、激进目标与渐进方式相结合

无论是升级，还是转移，中国制造业都不可好高骛远，只能追求适当的目标，并采取渐进策略。热烈的心与冷静的头脑，两者缺一不可。

中国制造业出口比例甚高，而加工贸易又占据中国外贸半壁江山近20年之久，制造业和外贸升级很大程度上就是加工贸易升级。在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工作中，我们需要注意，尽管在现行加工贸易模式下，我们在整个国际生产收益分配格局中所得份额较低，目前过高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也给我们的宏观经济管理增加了负担，但所得收益少比没有收益好，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高造成的负担比时时刻刻面临国际收支危机压力好，我们要坚持不懈向“更好”方向努力，但我们不能把愿望当做现实，不能以为我们现在就能赢得“最好”。

同时，我们要明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要旨是提升加工贸易商品的层次，以及增加加工贸易在中国境内的增加值，最终提高中国在加工贸易全球价值链上所获收益份额。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提升加工贸易商品的层次，还是创建自己品牌，还是延伸增值链条，还是兼顾内外贸，我们都是从整个地区、整个国家的层次上讲的，不等于在微观层次上所有企业都要走上这样的道路。事实上，在每年新创的品牌中，真正能够站住脚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的只能是少数，很多企业只能是拥有生产加工能力，但没有自己品牌，每一个成功的品牌、每一家成功的企业也总有一批为之配套服务的企业，只有这样一个体系才能富有弹性，集实力与效率于一体，苛求所有企业都建立自有品牌，都要做一般贸易，这样的一个体系必然是僵硬而难以迅速调整的。我们不是要彻底改变现行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体系，而是要改变这个体系的收益流向。假如说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前我们100%的企业是为海外公司、海外品牌做贴牌，转型后倘若我们出口规模没有缩小，在世界市场份额没有下降，仍有95%企业是在做贴牌，但80%的量是给中国公司、中国品牌做贴牌，那么，这就是巨大的成功。所以，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中，政府不要强求所有企业都走自创品牌的路，企业也不要都选择走自创品牌道路，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已经积累了足够实力的企业可以选择自创品牌在国内外市场打天下，对尚不具备相应实力的企业，政府要推动、鼓励他们为有实力的自主品牌企业配套、贴牌加工，抱团打天下。

不仅加工贸易，自主先进制造业通过一般贸易方式开拓国际市场时同样要将热烈的心与冷静的头脑结合起来。要提升对外贸易商品结构，进一步提升机电产品占比就是题中应有之义。高铁设备堪称中国引进消化吸收突破自主创新的骄傲，目前面临着扩大海外市场的沉重压力。因为2012年铁路国内投资规模将从前几年高峰时期的7000余亿元压缩到4000多亿元，其中铁路设备投资相应接近腰斩，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开辟海外市场，这个我们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位居世界前列的自主创新战略新兴产业可能会蒙受重创。而我们的高铁设备厂商在积极参与海外竞标时又必须注意稳妥，选择对我们最有利的时机和方式参与。如巴西高铁项目，巴西方面要求以BOT方式招标，总承包投标者要负责建设和一段时间的运营，在目前的初级产品牛市中，巴西方面姿态颇高，要价可观。如果我国高铁设备企业和其他企业在这样的条件下竞标总承包，未来陷入亏损黑洞的风险很大。正因为如此，我国企业已经退出了总承包竞标，选择只参与其设备供货招标，这是正确的选择。

在热门的技术创新方面，中国制造业也需时刻牢记以市场需求为指针，避免一味追求高、精、尖、大，因为高、精、尖不等于市场成功。“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在一定程度上，创新成果高、精、尖相应意味着能够理解、使用这一成果的用户人数稀少，即使潜在用户众多，使其成为现实用户所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也要大得多。用户少，市场小，企业对创新的投入就难以得到足够的回报。相反，创新成果不那么高、精、尖，现实市场容量反而较大。技术专家的乐趣来自对未知领域的探索，重视精神上的满足常常超过重视物质上的满足，企业家却不能不把眼光聚焦在市场上。熊彼特之所以再三强调企业家不等于发明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康德拉·祖思创办了祖思公司，由于他只潜心于计算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应用，对普通企业这一市场不屑一顾，结果是枉有卓越技术，企业却始终打不开市场，到头来于1964年被瑞士的布朗·霍维利公司收购，数月后又被德国西门子公司收编。康德拉·祖思无疑是一位卓越的技术专家，但却谈不上是一位优秀的企业家。其实，创新并不意味着复杂与高深。在科技领域有一句谚语：最简单的解释，往往才是最正确的。同样，最具创造性的概念，往往是最简单的概念。

在企业经营实践中，创新产品不那么高、精、尖、大却大获成功的案例不胜枚举。1980年代末，农用三轮车出现在中国市场。是否应当发展这种产品，在汽车工业界内部争论激烈。在当时的“汽车热”中，各大汽车制造厂一门心思搞轿车，上豪华大客车，开发重型运输车，反对发展农用三轮车，生怕农用三轮车挤了这些车型的市场，有人还在报纸上撰文，轻蔑地诘问：“农用车也算汽车？”许多地方政府更明文规定禁止农用三轮车上公路。事实上，我国大多数城市居民住房问题尚未很好地解决，既没有财力购置汽车，也难以解决停车场地问题。相反，广大农村居民已经解决了住房问题，加之日常生产、生活有此需要，停车场地问题也容易解决，家用汽车需求反而早于城市普遍到来。然而，绝大多数农民家庭所需要的并不是昂贵的轿车、重型运输车和豪华大客车，而是价格低廉，能够适应农村坎坷不平的道路，容易维修，能坐人又能载货的汽车，农用三轮车正切合他们的需求。结果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初整个汽车市场陷入低谷，农用三轮车产业却势不可挡地发展起来，1997年，全国农用车总产量达到263万辆，是1982年我国农用车刚刚起步时的200多倍，社会保有量超过1200万辆。时风、黑豹、巨力、飞彩、金蛙等一批名不见经传的企业乘机崛起，而国内几大汽车厂全部痛失良机。其实，反对上农用车的人也许太健忘了，翻翻世界汽车工业史就可以知道，20世纪初，美国汽车工业界绝大多数厂家都把眼光紧盯着少数城市富裕家庭，恨不得把当时所有的新技术都装备到自己的车上，老亨利·福特反其道而行之，设计T型车时力求简单、耐用、容易维修，没有丝毫华而不实的装饰，底盘高，能跑农村坑坑洼洼的土路，甚至要求设计师务必做到能让农民轻易卸下发动机去抽水、磨面、锯木、带动农业机械，一举创造了市场奇迹。

20世纪60年代，日本日产汽车公司准备打入美国市场，为此拿出了该公司的得意之作——小太阳牌轿车作为进军美国市场的主力车型，公司职员片山丰受命出任日产驻美国西海岸代表，长驻加州洛杉矶，准备大干一场。不料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当时的小太阳轿车在外形设计、制造工艺方面还不太成熟，销售状况不佳，反而是作为辅助车型带去的几辆小卡车都卖掉了。原来美国可耕地广阔，许多城市居民都拥有一块耕地，主要种植园艺作物，他们喜欢每天早晨开小卡车带上农具先到地里干一下活，活动活动筋骨，然后上班，下班后也先到地里待一下再回家。日产小卡车正好适应这一需要，而且价格低廉。片山丰发现这一情况后，急忙向总部汇报，要求尽快改进小卡车的设计制造，然后向美国大量发货。然而，日本国内人多地少，私人轿车当时又是身份的象征，有能力买私人汽车的日本人断不肯开货车上班。日产总部一时无法理解一般的美国人只把汽车当做不可缺少的日常生活用品，而不是身份的象征，连说莫名其妙，老美怎么能开货车上班？许久都没有作出答复，最后总算被片山丰锲而不舍的努力磨烦了，就按他的要求改进小卡车后向美国发货，很快一抢而空。这下子总部的反对派才幡然醒悟：险些把到手的大市场给丢了！依靠小卡车，日产公司在美国市场站住了脚，然后日产轿车才逐渐成长为美国汽车市场销量最大的外国品牌。

总的说来，在走自主创新产品开发的进程中，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量力而行。大部分创新并非颠覆性的新产品，而是原有产品功能、外观等等的局部创新，往往一个小小的改动就能启动一大块潜在的需求，不是所有企业都要走高投入创新路线与大企业拼烧钱。如TCL在越南市场的产品开发策略就是在两个方向上取得了成功：

其一，向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附加功能。将多种功能集成到一件产品中，这一点是中国企业的强项，无论是山寨手机，还是TCL这样的大品牌，都是如此。TCL在越南市场推广的产品基本上与国内市场同步，没有重蹈当年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仅销售落伍产品的覆辙，产品的许多功能在越南市场推出时独一无二（如电视机下的旋转底座等），受到越南消费者喜爱也就顺理成章了。

其二，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越南是个消费者追逐时尚蔚然成风的国家，对于流行的商品，消费者即使囊中羞涩，也希望能赶上流行风尚。TCL产品开发者注意到了当地消费者的这种微妙心态，其开发的一些产品能够让消费者以尽量低廉的成本获得时尚功能，或者获得“鱼目混珠”式的心理满足。笔者见到过TCL越南公司销售的一款显像管（CRT）电视，虽然不是时尚的液晶电视，价格也比液晶电视便宜很多，但正面看去外观非常像液晶电视，正契合越南消费者即使收入不高也要撑台面的心态。

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技术创新战略转向领先战略，但企业采用领先战略，完成产品创新后要抓紧上质量、上批量，全面推广，占领市场，否则就会辛辛苦苦培育市场，最后让别人摘了桃子。美国苹果电脑公司率先发明图形界面技术，可多年来把这一技术玩得出神入化的是比尔·盖茨和他的微软公司，正当微软利润屡创新高之际，苹果公司却多年挣扎不出亏损的泥坑，直至乔布斯复出方才起死回生。安徽万燕公司生产了全世界第一台VCD机，可几年后在VCD市场上呼风唤雨的巨头们是爱多、新科、厦华、万利达……万燕始终没有长大。

企业采用领先战略时，切不可向地位稳固的市场标准挑战，否则无异于自杀。据说，现行的英文打字机其键盘排列顺序是打字机发明者随意摆弄出来的，但人们习惯这一排列后，有人重新设计了打字机键盘，其排列顺序更加科学，打字效率高得多，却无法改正人们业已形成的习惯，始终没有流传开来。一度大名鼎鼎的美国王安公司，由于不顾当时IBM计算机已经成为市场标准的现实，企图实施领先战略，建立独立的硬件技术标准，挑战IBM公司地位，推出不能与IBM计算机兼容的计算机，结果在市场上遭到惨重失败。王安博士的雄心固然可嘉，但战略抉择超出公司自身实力，最终断送了自己辛辛苦苦数十年开创的江山。

【注释】

[1]正因为美国是头号进口大国，所以出口国企业不得不在事实上接受美国法院的域外管辖权，包括接受其反垄断法规的罚款和监禁；正因为中国是头号铁矿石进口大国，所以，中国政府官员一旦公开警告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和力拓两大公司合资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并可能采取新措施保护本国公司利益不受损害，力拓公司股价次日（2009年6月17日）便暴跌18%。胡士泰窃密案一经暴露，力拓对华矿石出口便急转直下，力拓股价也再度持续大幅度暴跌。

[2]在《Smoke and Mirrors——An Experience of China》中，印度外交官夫人、《印度教徒报》（The Hindu）驻京记者、生长于印度上层社会的作者Pallavi Aiyar女士就通过亲身经历描写了中国人深入骨髓，却为印度人所缺乏的平等观念。她写到，北京胡同的一位厕所清洁工能够满怀自信地主动与她这样的精英分子握手，毫无印度bhangi（专门从事厕所清洁的下等人）的自卑心理。而且，中国人的身份不管多么低，都在试图努力改善自己的地位。印度的bhangi生下来就是厕所清洁工，也会做一辈子清洁工，而她遇到的两位中国厕所清洁工一位打算长见识，攒一笔钱后和妻子一起回老家做生意；另一位厕所清洁女工打算挣钱后自己开一家美发屋。Pallavi Aiyar女士有一位中国大学生助理Cindy，是个喜欢KFC的时尚女性，她能够坦然地向Pallavi Aiyar女士询问能否给自己母亲找一份“阿姨”的工作，而丝毫不以为卑贱，令Pallavi Aiyar女士形容自己处于“失语”状态（Cindy’s question left me speechless）。

[3]见“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基本情况”，载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

[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第779—780页。

[5]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综合司：《2008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6]见“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基本情况”，载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

[7]朱宗文：《中国制造越南“退烧”》，《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6月19日，第17版。

[8]《越南通胀形势严峻》，《华尔街日报》中文网，2008年6月3日。

[9]中国评论通讯社引用越南《劳动报》（Nguoi Lao Dong）和《青年报》（Tuoi Tre）报道，中评网：http:// cn.chinareviewnews.com/doc/1012/7/9/2/101279273.html?coluid=70&kindid=1850&docid=101279273&mdate=0403172 727。

[10]《越南软硬兼修引留外资》，《人民日报》2010年11月17日，第23版。

[11]按1美元约合1.9万越盾、2010年9月平均汇率1美元兑6.7462元人民币计算，折合70.5美元、475.78元人民币。

[1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0年10月，第188页。

[13]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6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第443页。

[14]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6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页。

[15]张彩丽：《计算机帝国——IBM》，兰州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7页。

[16]《为什么要拿这个“世界第一”？——对话中兴通讯总裁史立荣》，《人民日报》2012年4月5日，第23版。

[17]　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6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页。

[18]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第772页。

[19]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6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页。

[20]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第769、280页。

[2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第769、280页。

[22]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6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页。

[2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第769、280页。

[24]深超光电（深圳）有限公司主业为笔记本电脑、PC显示器及液晶电视机等产品的TFT-LCD显示面板的设计、研发、测试及制造，其产品广泛应用于3C和电子领域，包含桌上型显示器、笔记型电脑、液晶电视、车用显示器、工业用计算机、数码相机、数码摄录机、手持DVD、掌上戏机、手机等全系列产品，公司是全球少数能够普供应大、中、小完整尺寸产品线的厂商，客户涵盖全球计算机信息与消费性产品之顶尖OEM厂商以及各大知名品牌客户。

[25]《李书福的最后等待：吉利“融资突击”路径揭秘》，《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3月30日，第1、3版。

[26]阮建平：《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27]郑新立等著：《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问题研究》，中国计划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3页。

[28]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83页。

[29]隋秀芹：《从一穷二白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历史跨越》，载于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第79—82页。

[30]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版2011年，第18—19页。

[3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9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