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和选址

贫困、社会分层和选址

城市贫困的含义是多方面的，包括有限的就业机会和很低的收入、简陋的居住环境和无保证的服务、暴力和不健康的生活环境、很少甚至不存在的社会保障机制，以及很难得到充足的医疗保健和教育机会。贫困的普遍标志包括恶劣的生存条件、简陋的卫生设施、空气污染、犯罪，以及许许多多其他导致健康水平低下和生活环境脆弱的因素（傅兰妮，2006）。非洲正经历着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目前有37%的非洲人居住在城市，这个数字在未来的20年中将会突破50%。可是现在却有1．5亿人居住在没有市政服务的贫民窟中。

上海在新中国成立前全市有200户以上的棚户区（贫民窟的一种称法）332处，其中2　000户以上的4处，1　000户以上的39处，占地面积1　109万平方米，住着115万人，散落在闸北、普陀、长宁、提篮桥、杨树浦、浦东等地区，形成了对市区密密麻麻的包围圈，如图6．2所示。

图6．2　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棚户区分布示意图（陈映芳，2006）

今天，发展中国家至少有6亿城市居民挣扎在贫民窟里。联合国的一项研究显示，这些贫民居住区占发展中国家城市新增面积的一半以上，这些居民将微薄收入的3／4用于购买食物，许多贫民窟居民生活在主流经济的边缘。非洲从1960年到1980年，城市人口增加两倍以上，其比重达到40%。但由于农产品出口日益萎缩，又缺乏大规模的工业，再加上传染病的肆虐和持续不断的政治动乱，它的城市根本没有能力容纳城市人口的大量增长（乔尔·科特金，2005）。

贫困现象的长期存在，可能产生贫困的恶性循环，造成贫困以及引起贫困的条件的代际传递，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下一代，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前辈的境遇。在这种情况下，贫困不幸形成了文化，贫困现象的持续加强和循环，使得下一代在上一代那里学到了引起贫困的价值观和态度。社会也会因此产生对贫困的歧视，进一步使贫困人口由于权力不足和缺乏机会而陷入贫困的陷阱不能自拔。经济学认为贫困存在着某种外部性，会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果某地有大量的贫民存在，一方面要比有很少的穷人存在时，在得到慈善援助方面更加乏力和不起眼；另一方面，将贫民汇集在一起很可能使他们在情感上与社会更加疏远。实际上，各种骚乱总是最可能首先发生在城市中最贫困的地区。2005年11月巴黎的骚乱就是明证。

很显然，贫困及其空间的表现形态暴露了城市发展的深刻危机。与此有关，种族隔离和社会分层也都在城市居民的空间选址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

在种族隔离问题上，可以以纽约为例，它的社会地理，大多是由不同人种和族裔所构成。20世纪90年代有调查数据发现族裔隔离的程度，在古老的人种间（英国人、德国人和爱尔兰人）是低的，在最近新的意大利移民和新的白人（俄国人）之间一般较高，白人和非欧裔人之间也比较高。近几十年来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族裔隔离程度实际上在加深，西班牙裔族裔隔离也在增长。各种小规模群体也有高水平的族裔隔离，因而亚裔群体与黑人是高度隔离的，黑人和多米尼克人也是如此。在各种大规模群体中同样存在显著的族裔隔离，美国非洲人和美国黑人之间存在高度的族裔隔离，多米尼克人和波多黎各人之间一样如此。这些族裔隔离模式，与根据家庭收入划分的空间层次是吻合的（丝奇雅·沙森，2005）。对美国城市存在黑人和白人种族隔离原因的解释，主要有三种假设：①黑人和白人在收入和其他各类统计特征上的差异；②黑人和白人对不同种族构成的邻里偏好不同；③对黑人购房者的个人和集体歧视，或者通常所称的排斥行为（G．L．克拉克，2003）。

种族偏见的根源在于经济上的不平等。汤因比（1956）谈到中国早期移民（“苦力”）对于不同程度的人为挑战的反应，他们迁移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因为富有进取精神而赚到一笔财富，但他们同样到澳大利亚或加利福尼亚，则会遭受严重得多的苦难。他们不仅发现自己是一个陌生地方来的陌生人，而且还会遇到毫不留情的恣意的惩罚，法律也会对他们加以歧视，“只要我们比较一下中国人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所达到的富裕地位，同这一个同样富有才能的民族移民在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所处的地位，就可以明白了”。

而社会分层，其范围超过种族的隔离和歧视，进一步包括了整个社会的现状和传统。与集聚经济有相似之处的社会聚集，由于人们的某种习性，往往诱使类型相同的人，希望彼此能够相邻居住和生活。人们总是偏好与自己具有相似特点的其他人交朋友，甚至喜欢朋友住在附近，以方便经常往来。进一步地，整个社会也由此产生了按种族、教育经历、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来划分和组合的交往圈子和居住空间。“不同的人们需要不同的服务，这些服务，由于它们在供应方面的规模经济，只有在具有足够大的市场的情况下，才能提供”（艾伦·伊文思，1985），如在高收入地区的珠宝商店和古董商店，青年居住地区的咖啡吧、娱乐场所和音响器材商店，大学区的专业书店等。这种情况说明，在土地价值的驱动下，不同的楼盘社区背后都体现了资本对不同阶层的人所作的筛选。在城市的某些地段，比如景色壮丽的高地、湖滨、江边或树林旁，具有宜人的地形特征，为了得到这些特别的位置，高收入阶层愿意支付一笔较高的费用。结果，那些具有优良自然环境的地区，趋向于成为高收入者的聚居区。

在纽约，尤其是在曼哈顿，城市的居住空间已被分化成“三种类型”（丝奇雅·沙森，2005）：第一类空间被有优越感的城市新富阶层及供其消费的各种商店所占据；第二类空间被大量的移民社区占据，各种地下经济在这种地方悄悄进行；第三类空间是那些衰败的城市街区，为众多的穷人和被迫搬迁的人所占据。由于大规模的改造，城市繁华地带不断扩大，许多在城市里长期居住的市民被迫搬迁。只要不同的社会经济、伦理、阶层居住嵌入到不同的关系网中，就会出现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的形式和工作空间。这就像沙森（2005）所指出的，高收入家庭倾向于有报酬的工作，而不是无报酬的家务劳动。城市中的双职工家庭，也是如此。低收入家庭的住宅，常常成为有报酬的工业劳动的车间，也是大部分无报酬的家务劳动的场所。居住在郊区和城区的中产阶级家庭，也许越来越成为有报酬的家务劳动（日保姆和一周来一次的清洁工）和付费劳动（文字处理，职业自由作家等）的场所，其比例还在不断增长。

人们就是由于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和文化价值差异性而产生了“身份”问题，并且形成对自己的看法，以及对其他人群的看法。身份意识每个人都有体验，当人们进入其他国家时，通常会意识到自己的国籍身份，此时不同的风俗习惯就成为焦点；或者当人们进入了一个与自己不相同的阶层的生活圈子，一时可能会产生某些不适应。人们的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它往往又是顽固的，大风来时树梢会压弯了身子碰到底下的树枝，风一停，树梢就回到了原处。人们与不同的群体交流，身份或社会角色不同，就会有不同的反应：尊敬、害怕、妒忌、不了解、不情愿或是漠不关心。

身份及其社会分层在空间上的贫富隔离现象，在今天中国的城市再次出现发展的势头。这种现象尽管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有其必然性，但如任其发展，将导致贫富之间的经济鸿沟和文化鸿沟不断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