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开发的路径及国家战略

区域开发的路径及国家战略

中国是一个大国，区域之间发展很不平衡，这既是一种现状，也是地理、文化、政策以及历史沉淀的产物。然而“公平”和“共同富裕”的价值观，要求区域开发的国家战略兼顾东部与中西部的协调发展。表5．4反映了中国自1979年起，国家开发开放的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的一种历史进程。

从表5．4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前面近二十年时间，国家的经济发展重心放在东部沿海地区，这既与这些区域在地理上靠近国际市场有关，也与这些区域的社会资本所起的作用不无关系。经过这段时间的发展和积累，近十年以来，国家已有财力来推动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

表5．4　中国开发开放的空间演化路径

中国已置身于全球竞争与合作环境之中。以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大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大城市群正成为这场竞争的主角。从此意义上说，如何凭借中心城市发展大城市群是中国面对世界舞台进行角逐的重大挑战。历史经验表明，随着世界经济增长重心的转移，在新的重心所在区域必然会隆起一大片城市群，在这一大片城市群中必然会崛起新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中国抓住了世界经济增长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历史机遇，不失时机地先后开放特区和开发开放浦东以及天津滨海新区等，以抢占制高点。

不妨以浦东的开发开放为例来讨论国家战略的实施。由于捕捉到了当今时代的脉搏——国际化和多元化发展，推动经济与空间的良性互动，浦东的环境、产业和功能得以快速提升，并使上海逐步恢复成为一个为全国乃至全球提供商机和服务的国际性中心城市。浦东在这十多年中，从输入的极化效应到逐步形成自我增长的循环，其带动上海、引领长三角的功能和作用开始凸显。它与更大范围的区域经济共同演进，产生了两个重要优势：一是速度。这种速度表现在多方面：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本地政府主管保持经常性联系；政府办事效率提高，资金、人才、信息到位迅速；基础设施投入大，道路畅通，时空距离大为缩短，工作节奏快；最终导致经济发展速度快。二是社会经济全面进步。它不断深化扩大开放和制度创新，已初步形成经济运行市场化、商务环境国际化、功能开发区域化、增长方式集约化、公共事务社会化、政府管理法制化的综合环境。这表明它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在变化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而且生产者也在变化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语言。要看懂一个地方是需要花工夫的，的确似乎得仔细品才能看得懂，有的时候，可能因为目光近了，还不容易看出其中的奥妙，这有一个认识不断提高升华的过程。“浦东不仅是上海的，更是全国的”这一认识，大家也是渐渐悟得的，人们开始真正领会，将浦东开发开放作为一项跨世纪国家战略的本质内涵。如果打开不同时期的上海地图，可以发现上海在空间上进而功能上有四次“跨越”：第一步是从开埠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跨越，主要是从老城隍庙地区跨过苏州河发展，构成上海“浦西”的地域，被打上租界的烙印，新中国成立后则存在传统工业布局的局限性。第二步是以1990年开发开放浦东为标志，上海跨越黄浦江发展，塑造“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的城市功能。以一本书作比喻，上海原来只有半本书大小，浦东开发后，仿佛沿黄浦江的“书脊”打开了整本书。一边是浦东在蒸蒸日上：88层的金茂大厦聚集了140多家中外金融中介机构和跨国集团地区总部，由于其容量和能级超过外滩金融一条街，被称为“站着的金融街”；磁悬浮列车时速为430千米，是世界上最快的列车……另一边是浦西，经过更新改造，长期贫血的脸颊开始变得红润。近百年来，上海的标志物是老外滩，而今浦东小陆家嘴昂首挺胸的东方明珠建筑群成了新地标。浦东树立了新的标高，这不光是建筑和时尚，还是知识和财富，更是心气和目标，是象征、示范、领头、辐射。第三步是在成功跨越黄浦江发展后，上海将进一步跨长江发展，跨过崇明岛，将经济势能引向北方。这样，推动长三角及沿海地区发展起来，形成世界级的实力，并将其势能溯江而上，向中上游辐射。第四步跨越则是凭借浦东开发开放的乘数效应，将浦东国际机场、洋山深水港、东海大桥、海港新城汇聚于上海临港产业区，形成港口、城市、腹地联动发展的态势。至此，上海经过跨河、跨江（黄浦江、长江）发展，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跨洋发展，而浦东也逐渐成为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极好平台。

检视浦东等地经济空间成功崛起的因素，简要说来，一是区位，二是政策，它们引致了企业选址的集聚行为，从而形成一种孵化创业创新精神与成功转化为商业的环境。的确，如果一个地方能给创业者更多的机会，就能使其处于一个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永无止境的循环之中。创新是由新突破和把握由这些突破所带来的变化的创业者所驱动的。我们确信，有活力的地方总能让更多的人继续发现和利用新的机会。

图5．4　2004年中国各省市外商直接投资情况比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5）

（注：图中“内”为“内蒙古”缩写）

无论如何，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是通过政策和公共投入来改变地区的投资环境，并以此来影响企业选址的决策。图5．4反映的是2004年我国各省市外商直接投资的情况，这种差异与地理位置的区别有联系，由于地理位置在某种程度上是决定性的，它决定了企业选址及经济发展背后的初始差异，而政策偏向又进一步导致了差异的扩大。“区域与城市偏向”政策，是要追求集聚经济效应，却加剧了区域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如何处理这个悖论是一个有歧见但很重要的问题。

至于企业—地方的关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企业和其业已开展经营活动的地方之间的关系，另一种则是企业寻找新的投资区位以及地方努力吸引企业投资的关系。企业—地方以及地方—地方关于国家优惠政策和各地土政策之间无穷无尽的讨价还价，其间复杂的过程，正是通过所谓的投资竞赛而冲突或契合。事实上，在全国招商引资的热潮中，各地区之间对于FDI的竞争性叫价及其所用手段已是无以复加。政府也如同企业一样，为了占有更多的资本市场份额而竞争，也像企业那样通过塑造自身的特殊形象，如区位的战略特性、企业环境的吸引力、劳动力素质、政府办事效率等来从事产品差异化生产以及服务。而且，地方政府以往在其招商引资条件并不突出之时，更常用的激励措施就是免税、赠送土地、放宽工作时间或排污等标准，诱使外商做出向其区位倾斜的特殊选址决策。当这种激励措施超过一定限度时，激励的成本超过公共所得的利益，就会导致经济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