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所在地

创新的所在地

张五常（2001）在谈到经济学研究的集聚现象时，曾说过：“在经济学的历史上，似乎只有两个年代，两个地方，有那样热闹的思想‘训练’所。其一是20世纪30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其二是20世纪60年代的芝加哥大学。”他的话中涉及一种文化的集聚现象，其中充满激情岁月和成功人生的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意义。从时间上来看，比如二战结束后美国大学招收的刚从战场下来的退役军人和中国“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时进校的三届学生，确实因为积累了太多的人生历练和动能而呈现出炫目的景象。人才成群涌现的景象似乎是一茬一茬的，可遇而不可求。同样，能够滋生创新的空间，往往也各显异彩。彼得·霍尔将城市视为具有重大意义的“市民创新”的所在地，他区分过四种形式的创新：艺术型（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科技型（以生产流水线为特征的底特律、以高科技出名的帕拉阿托），文化-科技型（好莱坞与电影艺术）以及解决问题型（19世纪伦敦的污水处理）。

的确，凡是成功的城市都是“学习”或“智能”的地方。人们尤其是企业家，围绕特定产业的适应能力，预见新事物和发展机遇，通过创新来保持竞争力，其中的真正的力量在于学会了如何学习。彼得·霍尔（Hall，2001）认为技术创新都发生在具有相似特征的那些地区，“那些地区的特点是没有丰富的固定资源，但是却具有一套发达的社会文化结构，支持理性的进步。这些地区可能是古老的、公认的、世界性的、自由的大都市，但是在很发达的地区和距离发达地区的边界之间经常会出现一些作为贸易中心（媒介中心）的城市区域。这些城市区域由于从发达国家进口商品而迅速地扩张，这些地区的移民率也很高，这些移民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认为这是极具实验性和挑战性的事情。通常，他们有固定但不正式的交换技术知识和概念想法的组织。猎奇是他们的常态。无论在意见相同的个体还是意见相左的社会经济文化群体中，都会有高水平的协作，这就是一个开放社会的原型”。

重要的是，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能够为新企业和产业提供有利的环境。地方化经济以及城市化经济（服务机构和供应商、受过培训的熟练劳动力以及供租赁的办公场地都已存在），由于最大限度地扩大了最初的市场规模，也就意味着将创新的风险减到了最小。这不难理解，一方面，根据大数定理，假定在出生的每1万个人当中，只有一个天才企业家，那么，在一个有5万人、每年出生1　000人的市区中，平均要10年才出现这样一位重要人物，这个地区可能就缺乏一位在关键时刻急需的新的产业救世主；反之，在一个有55万人口的市区中，每年就能产生一个天才，这差不多可以不间断地推动城市的发展（艾伦·W．伊文思，1985）。另一方面，拥有最大市场的城市，其社会结构以及社会需求相对复杂，观念和时尚变化川流不息，对新事物具有首先采用的倾向，可以说大城市就是产生新事物和出售新事物的地方。相应的，越是大城市，对于一些个性乖僻的人和异想天开之事，越是体现了包容。在这样的环境里，有着各种各样背景、观点和兴趣爱好的人不停地进行交流，就有可能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方面进行创新。

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地球上创新经济的一个地理性的比喻。它结合了可以出现创新网络标志的要素：知识密集，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斯坦福大学），具有企业家精神，开放的商业环境，良好的游戏规则，以结果为导向的精英体制，鼓励冒险、容忍失败的氛围，拥有高技术移民、高质量的生活，拥有专业化的商业服务机构（包括高度集中的风险投资、律师、会计师、咨询顾问、猎头公司）以及产业界与政府、相关的协会之间的合作（李钟文等，2000）。这些要素在地区性创新网络中彼此互相支持。

若做进一步讨论，一个城市要使创新内生化，实际上也并非是自然而然之事。以上海为例，我们知道，在以往一段时间里它的科技资源空间分布较为分散，这与硅谷、新竹的成功模式不一样——在空间上，它们的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都是接近而且相互融合的。这里面涉及：IT产业空间接近的原因或者内在动因是什么？其与地区创新系统的形成又有什么关系？这实际上反映了上海一个先天性的问题：长期以来，企业选址与投入不全是市场行为的结果。1999年8月，上海市政府决定“聚焦张江”，统一意志以便在IT产业空间聚集上形成合力，将包括公交线路、地铁、要素市场、中介机构、大学分部、科研院所等全市的优势资源迅速向张江集结；所有部门都授权张江，园区的事情在园区内就能解决。这种由政府来做规划，政府来调配人力、物力、财力，然后组织招商，再由政府组织技术引进的产业化转化的做法，在我国各地很普遍，这在赶超的初期确实有一定的优越性，但在创新和市场化方面，它的弊端就比较明显。因为很显然，单靠空间上的聚集并不能创造企业之间共同得益的互相依存性。“某个工业体系可能地理上聚集在一起，然而适应能力有限。这主要是由组织机构，而不是技术或企业规模决定的。”（安娜李·萨克森宁，1994）

萨克森宁比较了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不同情况，发现128公路地区的工业体系虽然产生了无数新的公司和技术，但由于那里分散的自给自足的组织结构只是在企业内部孤立地改进技术，厂商们都无法适应或未能迅速地进行商业化以维持本地区的经济。而硅谷以地区网路为基础的工业体系，比128公路地区来得更灵活，技术上也更有生气，因为它的专业厂商通过灵活的竞争和合作的形式共同学习，并调整相互之间的需求以便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

相比之下，上海IT企业及其工业体系，有两个特点较为突出：一是聚集在由地方政府规划和组织起来的高科技园区内（因为离开此地就难有较高水准的基础设施和优惠政策）；二是有相当数量的企业为国有企业或主要通过FDI方式组建而成，其内部的组织结构呈现自给自足的状况，它们偏重于在内部孤立地进行技术改进，或者可以看做是跨国公司的生产线在本地的延伸，缺乏与本地企业和市场的天然联系，因而与萨克森宁所指的128公路地区的工业体系相类似。这种状况如长时间存续，必然会妨碍企业及其工业体系对市场变化的适应性。因此，如何促进本地企业之间、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的互动合作，尤其是有效地激活华人族裔网络（与硅谷华人和新竹华人之间等），产生相互间的需求和信任，加强技术与市场的联合，采用参股、兼并、收购等多种手段，都依赖于一系列的制度创新。

这套制度涉及非常广泛的内容。一方面，这是一套包含了独特的创新和创业精神的体制：它借鉴硅谷体制，由法律、法规以及证券、税收、会计、公司治理结构、破产、移民、研发和其他许多规范构成；它们是分权和分散的，但其内在联系却相当紧密；它鼓励竞争，以市场为导向，旨在通过透明和公开而非微观调控来保护人们的利益。这一体制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更有利于科技的创新和创业，其中许多精华需要我们去认真地领悟和实践。另一方面，制度还影响到地区产业集聚程度及其有效性，影响着资源和要素流动的自由度：资源和要素流动自由度高，它们就能在地区间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自由流动，从而使产业的最优集聚得以实现；相反，资源和要素若不能自由流动，则具有优势的地区就难于吸引资源和要素，集聚效应就会受到抑制。在长三角地区的实际经济运行中，行政区划壁垒严重地制约了资源和要素的有效流动，阻碍了IT产业集聚和专业化进程。上海不肯将制造业放在周边地区，周边地区同样不愿意将制造业总部迁往上海。而双方相得益彰的做法，应该是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地区性网络，将分散的IT产业结构和地域连接在两个层次上采取集体行动：第一，地区性网络中的IT专业厂商依赖外部提供广泛的服务、分散风险和共享专业技术，因为提供资金、开展研究、提供管理和技术教育及培训、向企业家提供帮助和市场信息等各种机构，对分散的IT制造带中的企业是必须的。第二，在以网络为基础的工业体系中，经济活动的强烈地方化对区域基础设施提出了非同寻常的要求，“交通堵塞、住房价格上涨、土地匮乏和环境退化都是高度地方化的工业体系的地理上相互依存的直接结果。这些问题只有放到地区一级加以提出，因为没有附近地区的合作，单个地方缺乏资源或能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安娜李·萨克森宁，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