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市的爱恨情仇

关于城市的爱恨情仇

在此不妨比较一下现代人和古人对家乡及其环境的不同感受。古人即使年轻时在外做官发财卖文，到老了也会解甲归田，落叶归根；而现代人中很少再有这种事情发生，进了城就不再回归，这是为何？再观察一下中外关于城市的不同态度，同样也很有趣。比如，美国有不止一位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总统时会得意地声称自己是“来自小地方的人”，为什么？或许是美国人一般认为，从小地方尤其乡村小镇出来的人常常更有人情味和同情心。相反，我们不少人倒真是出生于乡村小地方，却不乐意坦言“来自小地方”，骨子里更喜欢做大城市人甚至以大城市人自诩，这又是因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大约有三：

第一，从交易的角度讲，本县人的交易在县城完成，不同县之间的交易在地级市完成，不同的省之间或者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交易是在区域中心或者省会这种大城市完成的，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易则是在世界主要的经济中心大城市完成的，其中内在依据是从交易的效率出发的（杨小凯，2000）。由此可见，大城市具有明显的集聚效应。比如，上海学钢琴的人多达数十万，有如此广泛的群众基础，任何一位世界著名钢琴演奏家来这个城市举办音乐会，都不愁没有市场和听众，而在一个县城里显然不可能形成这等规模的群体。大城市还有许多好处：有好的大学，聚集了许多有名的教授；有好的医院，尽管大城市空气质量不如乡村，生活节奏也快，但就医方便，所以平均寿命长；有大剧院、博物馆；有国际机场，有完备的基础设施，有优质的城市公共服务。总之，大城市代表了生活品质和优越感。

第二，是人为的因素。在中国，城市作为行政实体的色彩一向很浓，由政府以行政地位的职能、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以及城市总人口为条件来设立和划分。城市依据其行政地位被划分为三个等级：县级市、地级市（有一小部分享受副省级待遇）和直辖市。有着不同行政地位的城市，被赋予不同级别的权利，例如投资决策权和对外项目的审批权等等。城市行政级别高的，可以直接向中央汇报工作，从而拥有更大的自治权和影响力。由于国家几十年的政策向来特别优待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加上全球化的压力，将有限的资源向城市集中配置，各省都集中力量提高主要城市的规模和竞争力，尽管其他地方的经济发展不均衡，但其省会城市或者“双子星座”（比如山东的济南和青岛、江苏的南京和苏州、浙江的杭州和宁波等等）都建成了该省与外界接轨的接头，现代化水准之高常常令省内其他的城镇羡慕。

第三，农村在近现代的转型，表现为公共品供给的严重匮乏和对公共品需求的大规模释放。传统农村的公共服务有其独特的生态系统，“国权不下县”之说源于马克斯·韦伯的“传统中国有限官僚制”理论，韦伯（1978）认为“事实上，正式的皇权统辖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广大乡村社会依靠“卡里斯马权威”来维持，“‘城市’就是官员所在的非自治地区，而‘村落’则是无官员的自治地区”。这种状况，今天伴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而受到了根本的冲击。古代有一套维系社会运行的社会经济结构，它的人伦纲常、天人关系使人受其吸引和牵制。与此不同，今天的城市割断了对农村的依恋向往，因为农村不光由于现代国家经济体系的作用而导致经济落后、公共设施匮乏，还失去了往日祥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生态的诱人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