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空间思维

时间—空间思维

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时空问题，既与日常生活有关，也与“终极关怀”有关。所谓终极关怀的塑造，离不开对“公正”和“永恒”之类价值的诉求。世人相信有公正，期望可以通过“因果报应”来验证，只是“今生”有限，对善恶的奖惩经常是不对称的。于是，许多民族的应对之计便是宗教。而中国人所寄托的方面偏重于历史，是对群体的关照，信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或者是重视家谱，推崇积德，荫庇后人。存在决定意识。企业选址的洞察力有时候就来自对这种关系的体悟。

首先就时间思维而言，世界各地存在着文化差异，也表现为时间观不同导致的生活节奏不同。罗伯特·列文（1997）发现，凡倾向于快步行走的地方，大都有发达的经济、高度的工业化，人口较多，气候较凉爽以及较重视个人主义的文化导向。他区分了两种时间观：“一边是来自于钟表时间观的努力，另一边则是以活动事件为准的时间观。在钟表时间控制下，所有活动事件的始终都以钟表上的时数为准。当活动事件做主时，时间钟表是根据活动本身而定的，活动开始与结束，是经由参与者彼此一致同意，根据所‘感觉’的最佳时间而定。以钟表和活动事件为准的时间观，两者间的差异甚远。”于是，与时间观相对应，人们被分成了按时钟生活的人和那些以社会性活动来测定时间的人。在工业化社会，压缩生产时间是企业管理工程的核心内容。

从空间思维来看，众所周知，中国最重要的国情是人多地少。中国和欧美国家之间的认识以及行为偏好的若干差异，其实与各自所处地理位置和人均拥有的土地资源有关。欧美尤其是美国人，体会不到人口稠密的压力，它的人民具有拓疆开土、冒险创新的精神；相比之下，中国人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形成了精耕细作、勤俭节约的文化。于是，中国没有真正西方意义上的私有制，它强调家庭的核心价值。在相当程度上，用“个人”还是“家庭”这两种不同的分析单元，从起点开始，就决定了后续许多结论的分异。黑格尔（1900）指出，中国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做是属于他们家庭的，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这可以从普遍的原则——实体的精神和个人的精神的统一中演绎出来，“这种原则就是‘家庭的精神’”。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从生活、就业到养老、保障等各个方面，都是以家庭互助这种模式来展开的。在生产上，兴办水利、修桥铺路、砌灶盖房都需要帮忙合作；在分配上，从历史上赋税服劳役，到现在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城市居民向银行贷款买房，皆以户为基本单元。在养老模式上，传统家庭伦理的核心价值是讲“孝”，而“孝”的经济性在于将子女看做“金融资产”（袁志刚，2005）：通过代际关系，家长把自己暂时有余的产品投资于孩子身上，等一旦丧失劳动能力，再从长大成人的下一代那里获得生活的保障，为分散风险，就多生孩子，“多子多福”。与家庭养老需要“孝”道的制度安排不同，发达国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从根本上减弱了“孝”的意义。同样，中国社会中的决策单元，许多时候都是家庭，家长对孩子的事特别操心，对孩子上学以至找工作、购房、谈恋爱结婚成立小家庭，都要干涉。现在就业形势严峻，出现“2030现象”（20～30岁之间的人面临就业难题），产生了数目不小的“啃老族”，许多社会问题都是由家庭来消化。至于产权继承制度，中国家庭分遗产，也是儿子们人人有份，不患寡而患不均，结果财产不断分拆，形不成积累。这不同于英国，那里盛行封建的长子继承制，不管农民还是地主，均由长子一人继承全部土地（马克斯·韦伯，1927），这种方法有利于保持人口和土地的合理比例，使得农场或庄园很大。“长子继承制使贵族之家长男以外的诸子倾向于自谋生计，他们没有特殊的阶级特权，很容易和普通人打成一片。不同阶级的这种融合使政治很有条理，同时也使企业冒险具有贵族那种勇敢而传奇式的抱负的性质”（马歇尔，1938），其中包含着个人奋斗和向外冒险、开拓打拼的因子。

在中国，土地不搞私有化（中国的土地分国有和集体两类，私人购买房产有70年使用期限），终极上是国家根本不允许土地私有，国家相信土地这种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对于实现社会公正与稳定，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替代。这点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出现历史上大土地集中那样的状况，社会动荡恐怕难以避免。但是，为什么美国能实行土地私有制，它就不怕因此而引起社会动荡吗？这种不同的情况，固然与国家土地的多寡有关，但却更多地涉及土地资源利用制度的设计和运作。中国现在一家家农户耕作土地的方式，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冲击下，除了继续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其生产效率已经十分低下。一方面，因为有许多农户进城打工，耕地出现了抛荒现象；另一方面，因为国家为保障粮食安全，要求到2020年全国要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以致土地难以流转置换。其实，如果国家想办法建立起公平透明的土地交易制度，并辅之以其他诸如区域、就业、金融、社保等政策配合，就会多几分走出困境的希望。

对于中国人多地少、空间拥挤的状况，人们习惯上容易将其理解成为一个包袱，一个制约。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在《国际论坛先驱报》（1994年8月9日）上的文章“2030年，谁能养活中国？”，预言中国将出现严重粮荒并会对世界粮食市场产生影响，导致世界粮价上涨，到时谁能供养十几亿中国人？实际上，类似的担忧或思考，在西方人那里也不是今天才有。沃勒斯坦（1974）注意到肖尼的观察，从13世纪到16世纪，中国和欧洲的人口大致相同，只不过中国地少人多，欧洲是地多人少（西欧的平原面积是中国的8倍）。根据常理来推断，应该是欧洲增加人口，中国去扩张土地，然而事实上历史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沃勒斯坦发现，中国以稻米为主食，尽管每亩生产的稻米能够提供更多的卡路里，却要求投入更多的人手；而欧洲偏重于肉类消费，畜牧业需要比农业有更多的空间。人与土地之间的这种不同的关系，使得欧洲人浪费空间，一直在寻求生存空间的动力下去发现新大陆，进行扩张；而中国人却是在内部扩张，即在国境以内扩大稻米生产，成为世界上在工业革命前大量增加人口的唯一大国。因此，如果说欧洲缺乏空间，那么中国缺乏的是人。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中国人和欧洲人采用了适应所处生态环境的农业技术，并分别塑造了具有不同倾向的文化诉求。欧美文明是建立在节省劳力、消耗资源的技术之上；而中华文明却建立在节省资源、消耗人力的技术之上。到后来西方技术传入中国，所吸收的情形便是，节省劳力的机械技术很难被推广，而高产作物如玉米、马铃薯等却被广为传播（陈平，2004）。

所以，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也许恰恰是人多地少这一特点，孕育了中国特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特有的文化。一方面，人多地少造成了拥挤，也必然造成过多的碰撞“干扰”，个人的私密性空间受到挤压，国人都没有站“一米线”外的习惯，人人紧挨着相互粘连，竞争格外激烈。另一方面，人多地少既是历史制约，又产生出一种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试想，江南精耕细作的传统、灵巧的园林艺术、大量的能工巧匠，不都是古人对环境聪明适应的产物嘛！它还孕育出一种紧密的社会关系和合作互助的文化，这种文化有其独特的社会观、世界观和天下观：它认为人活着的同时也要在乎别人的感受和看法；它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与人”，鼓励“一个好汉三个帮”，同样地，一个富人也有责任帮助提携“三个穷亲戚”；它重视天人合一，不仅社会经济要增长，社会的互信、亲情、凝聚、安全、秩序的状况也要良好，认为只有在整体上做到和谐才是有意义的。一种混合的经济体制和生产方式为什么容易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也就很好理解了。

比较极端的人多地少的环境，除了使发展受限，甚至还会形塑生产和婚姻家庭的特殊模式。在我国的横断山区，至今尚留存了走婚和“一妻多夫”的风俗。其实，大峡谷中适于农耕和定居的土地——峡谷绿洲十分有限，且不会再增长，一个家庭的成员若想通过分家、分土地、盖新房，一代又一代走一条类似几何级数的无限扩展之路是没有可能的。那里的生存，只能选择一种周而复始的内循环、自平衡的模式，他们通过走婚、一妻多夫这样的婚姻模式，维持了一个大家庭，避免了建新房、分土地等占用土地之举，更重要的是降低了人口的增长率。只有如此，才能在大峡谷中生存下来（单之蔷，2004）。

当然，在工业化时代，大宗的生产由于技术和规模生产所决定的时间—空间形式而趋于稳定。各国也都各有特点，美国大宗生产系统中的一个主要优点是能够使产品稳定、快速、连续地生产；相比之下，日本大宗生产系统首先考虑的是减少浪费而非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