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研究的文献综述

2．1．4　社会资本研究的文献综述

在社会资本研究的发展历程上，关于社会资本的形成有三个非常有影响的理论，这就是Granovetter的“弱”关系理论（weak ties）、Coleman的“闭合”理论（closure）和Burt的“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很多研究都是基于这三个理论。

Granovetter（1973）认为“弱”关系网络比“强”关系网络更有力量，他的解释是，信息通过“强”关系网络传递时，它们被重复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因为这种网络中的成员关系通常比较亲密，乐于在一起交流信息，并且交流的频率比较高，信息共享的程度也随之升高。相反，在“弱”关系网络中，成员往往来自不同的群体，他们在一起交流信息的动力不足，机会也比较少，信息重叠的程度也随之减少，并且具有较大的异质性。而且信息通过“弱”关系传播时会涉及很多人，并且经过较长的社会距离，特别是当这种“弱”关系成为一种桥梁时，这种信息的获得可能近乎是垄断的。因此，这种“弱”关系的意义更大。

Coleman（1988）提出了社会网络具有封闭性的理论。所谓封闭性就是指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者之间相互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存在着广泛的两两之间的义务与期望关系，每个行动者控制着有关他人利益的事件，并可利用这类资源向对方施加影响。社会网络的封闭性增加了系统内部行为主体之间的依赖程度，减少了内部行为主体对网络外部行为主体的依赖性及资源的可替代程度，从而促进了各种行为规范的出现，提高了其他成员的可信度。他认为，在法人行为主体组成的团体内部，网络的封闭性尤其重要，而在开放性的社会关系结构中，社会资本要弱得多，因为行为主体可能无法觉察和惩罚有关违反规范的行为，由此互相之间产生不信任。Putnam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联系紧密的社会网络会提高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形成共同的社会规范，因而使得民主制度有效发挥功能。

Burt（1992）则借助前两者的观点，提出了结构洞理论。他认为，结构洞和网络的封闭是两种不同的网络结构，都可以产生社会资本。他提出一个网络中最有可能给组织带来竞争优势的位置处于关系稠密地带之间的稀疏地带，这种位置就是结构洞，其实也就是指在整个大的社会网络中各群体之间的弱联系。结构洞中没有或者很少有信息与资源的流动，这就为位于结构空洞中的个体或组织提供了机会，因为这些行为主体可以将两个关系稠密地带连接起来，从而为这些连接起来的单位带来新的信息或者其他资源，并使得资源通过他们的连接而流动。Burt指出，网络由于结构空洞的存在不是不断地复制，而是不断地重构。如果把一个网络比喻成大海，那么关系稠密地带是一个个的岛屿，如果有轮船穿梭其间，就会使这些岛屿中的信息和其他资源互通有无。一个富有结构洞的网络会促使行为主体出于自身目的将关系稠密地带连接起来，从而可以通过改变网络结构为自身带来新的资源，最终产生较强的竞争优势。如果说网络封闭理论讨论的是由群体内部强联系因素的网络产生的，而结构洞讨论的则是社会资本是由群体之间的弱联系产生的，并不互相矛盾，Burt的理论可以说是Coleman和Granovetter观点的补充与发展。

笔者认为，在当代企业这个背景下，很难找到真正的闭合式网络，因为企业必须积极寻求与外界的合作，所以Burt的理论对于企业而言是更加有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此处提到的“网络”指的其实是企业在其网络中所处的位置。

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已经被使用在越来越多的学科领域。在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最出色的两个领域是从微观角度研究企业家伦理的“新经济发展社会学”和从微观的角度研究国家—社会关系的比较制度研究（Woolcock ＆Narayan，2000）。

在微观社会资本的功能上，西方学者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比如：社会资本可以帮助人们找到工作（Granovetter，1973，1974；Lin ＆Dumin，1996；Lin，Ensel ＆Vaughn，1981）；社会资本可以影响到职业生涯的成功与否（Podolny ＆Baron，1997；Gabbay ＆Zuckerman，1998）；社会资本能够影响经理人的报酬水平（Belliveau，O’Reilly ＆Wade，1996；Burt，1997）。

世界银行也专门成立了社会资本研究小组关注这一特殊的资本形态，所研究的主题也越来越宽泛，比如家庭、社区、公民社会、公共领域、农村与城市发展、贫困与经济发展、环境与教育，甚至发展到犯罪与暴力、营养与人口、金融与信息技术、健康与卫生、供水系统等（Fine，2001）。

在中国第一个系统介绍并研究社会资本理论的是张其仔（1996），他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网络，试图探讨社会资本对厂商行为、经济增长、劳动力的转移、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影响，并且他的研究结合了经济学、社会学乃至人类学的成果，对社会资本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也作了比较成功的量化研究。但是，社会资本的含义不限于社会网络，他忽视了信任、规则、文化等在社会资本概念中的重要位置。目前，我国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也正在蓬勃兴起。国内学者总结了中国学者对于社会资本或与之相关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从比较宽泛的经济与文化的关系的角度所进行的研究；二是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制度、规范以及网络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三是以社会关系网络为主的社会资本（李惠斌，2000）。近年来研究较多的是社会网络和信任等方面，对国外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综述性文献也不断地增加，尤其是对社会资本的功能与影响的实证研究更是大量涌现，社会资本的研究领域在不断地拓展。

社会资本理论在各个领域受到重视，但并没有在主流经济学家那里得到认可。Dasgupta（1999）认为Putnam等人的“社会资本”特征有其弱点，它可能鼓励学者们把不同的东西糅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把信仰、行为准则和个体网络关系都看作是资本资产而合并起来，这从学理上说不过去。Arrow（1999）承认，社会网络极其重要，但拒绝“社会资本”一词。他认为社会网络不满足资本的要求，资本必须是因将来有利可图才在现期做出付出的。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Solow（1999）也怀疑“社会资本”是否可作为描述重要现象的恰当词语，他认为对于诚信、协调与合作的意愿和能力，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也去做某事的习惯等等，用“行为方式”一词或许更好^[6]。

Woolcock（1998）也指出社会资本理论存在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弱点：首先，“来自不同社会学传统的社会资本的修正主义理论家冒着试图用太少的理论解释太多现象的危险，从而使社会资本的术语和理论有可能流于时髦，而不能成为一个严肃的知识和学术领域”，“如果社会资本能成为理性的、先理性的、或者甚至是非理性的，那么它不是什么？”；其次，理论工作者没有能解决社会资本是社会关系的形成基础还是社会关系的内容，这使得我们难以区分社会资本的来源和从中得到的收益；再次，社会资本理论可以为矛盾的公共政策辩护；另外，大多数社会资本的论述称它还不够“好”，这表明社会资本可能会有不同的类型，而且它们会共同成为某种资源^[7]。

与Woolcock看法一样的还有，Lin对社会资本概念运用的严谨性也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当社会资本研究数量迅速增长，其文献扩展到无数研究及应用领域时，这个术语成为包罗万象，能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的危险性也随之增加。Brown也批评道，虽然这个术语很快成了社会科学和决策圈内的常用词，但明确的含义却并不多见，使用这个概念的那些人，很少有人详尽地阐述过社会资本的理论细节^[8]。Portes指出，这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被夸大了：首先，这个概念所指的过程不是新的，而且已经在过去被用其他的名义研究过，在很大程度上把它们称为社会资本只是一种更有吸引力的概念包装；其次，几乎没有理由相信社会资本将提供解决主要社会问题的现成方法。

可以看到，对社会资本理论局限性的批评是尖锐的，甚至是致命的。这些都为社会资本理论的盲目发展敲响了警钟。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为社会资本理论的这些弱点就完全否认社会资本的理论意义。

有趣的是，对社会资本做出批评的很多学者都是社会资本研究领域的活跃分子，比如Woolcock、Lin、Brown、Portes等，都为社会资本的研究做出过重大理论贡献。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了社会资本的局限性，但是并没有放弃社会资本理论，反而积极寻求突破局限、解决争议的方法。比如Woolcock为了弥补这些弱点，提出了四种不同形态而又互相关联的社会资本，四种社会资本哪一个存在，哪一个缺少，或哪些彼此之间互动，都会对发展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Woolcock将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构建成为一个连续统一体，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先前社会资本理论的弱点。Lin、Cook和Burt（2001）在他们合作编著的书中写道：“如果作为一个科学概念的社会资本不能满足理论研究的效度和信度的最低要求，不能形成一个共享的视角，不能达成系统的操作化和进行有关的实证研究，社会资本面临的危险是变成昙花一现的学术时髦，最终会因其缺乏独特的特征及因其缺乏对科学知识的贡献而被严肃的学者摒弃。”在这本书中，他们就系统地总结并提出了社会资本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应该说，社会资本是联结结构与行为的一座概念桥梁，通过使用这一概念，以社会资本为工具的理论研究有可能填补现存文献的空白。对于一个新理论的局限和弱点采取包容的态度并寻求解决办法是可取的学术态度。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会资本理论在管理研究中的应用具有巨大的理论潜力，并且等待我们去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