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服务贸易政策的理论分析

第三节　国际服务贸易政策的理论分析

前面一节介绍了各种服务贸易政策措施和工具，但没有分析这些政策措施和工具会对国际服务贸易以及经济福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节将在一般意义上对此问题进行讨论，而不去关注特定国家国际服务贸易政策的制定及其影响问题。

一、理论模型

WTO框架下的服务贸易承诺减让有三个主要纬度：服务部门纬度、服务提供方式纬度和具体限制措施纬度^[26]，也就是说，不同的服务部门、不同的提供方式存在着不同的具体限制措施。以承诺减让为表现的服务市场开放必然涉及国内服务业的市场结构。实际情况是，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服务部门受到政府管制或干预得最多，也最严。这种管制或干预又往往与国家所有和市场垄断密不可分。目前已有很多文献对服务部门放松管制进行过深入的探讨^[27]。

这里将通过构建一个服务部门不完全竞争模型，把服务市场开放与服务市场结构结合起来，探讨国内服务业竞争程度与服务贸易承诺减让（即降低服务贸易壁垒，减少对外国服务企业在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等方面的限制）之间的关系及其福利效应。本节的模型结构类似于Francois and Wooton（2001）^[28]，但与其不同的是，首先本节提炼出两个可供经验分析和政策操作的控制变量——市场竞争度变量和贸易壁垒变量。这两个变量反映在政策操作层面上，就表现为一国服务领域对内与对外政策措施的选择与搭配。其次是进一步考虑服务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

（一）基本框架

考虑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假定两国的服务生产都是由企业完成的。本国的服务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外国服务企业以“跨境交付”或“商业存在”方式向本国提供服务^[29]，但本国通过实施各种限制措施即服务贸易壁垒，使得本国服务企业免受外国同行的竞争。

假定在本国（以下标h表示）服务市场上提供的第i类服务是同质的（homogeneous）（但不同的服务部门提供不同类别的服务，比如银行服务与教育服务的差别），并且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由本国服务企业（假定有n_i个且相同）提供的服务（Q_ih＝n_iq_ih）；其二是由1个外国（以下标f表示）服务企业提供的服务（q_if）。这样，本国第i类服务的反市场需求函数为

p_i＝a－b（n_iq_ih＋q_if）　　　　　　　　（7-1）

上式中，p_i为第i类服务的价格，a、b为参数。两国第i类服务企业的总收益分别为

TR_ih＝［a－b（n_iq_ih＋q_if）］q_ih

TR_if＝［a－b（n_iq_ih＋q_if）］q_if　　　　　　　　　　　　　　　　（7-2）

假定本国服务企业的边际成本为c_i，但外国企业向本国提供服务时还要支付额外的成本t_i。这一成本可以看作是本国设置服务贸易壁垒（对外国企业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方面进行限制）的结果。若固定成本为零，则两国服务企业的总成本（TC_i）和边际成本（MC_i）可分别表示为^[30]

TC_ih＝c_iq_ih　　　　　　　　　　　　　MC_ih＝c_i

TC_if＝（c_i＋t_i）q_if　　　　　　　MC_if＝c_i＋t_i　　　　　　　　　　　（7-3）

假定外国企业调整其服务产出，不会招致本国企业的反应，即aq_ih／aq_if＝0（这一假定与现实也基本相符，因为本国服务贸易壁垒很高，外国企业提供的服务产出份额很少）。则外国企业的边际收益为

MR_if＝a－b（n_iq_ih＋2q_if）　　　　　　　　　　（7-4）

根据MR＝MC，则外国企业的反应函数为

q_if（q_ih）＝［a－（c_i＋t_i）－bn_iq_ih］／2b　　　　　　　　　（7-5）

本国企业的边际收益取决于本国服务市场结构。本国服务企业受到政府管制，而这种管制将直接影响企业行为决策。为了全面描述这一影响，我们讨论两种极端情况。其一是，政府规定本国企业各自独立行动，即每一家企业与本国其他企业和外国竞争对手进行一种纯粹库诺特竞争（pure Cournot competition），即本国企业处于非合作博弈状态；另一种极端情况是，政府鼓励本国服务企业串谋（collusion），这样本国所有第i类服务企业就可以作为一个卡特尔（cartel）而采取行动，即本国企业处于卡特尔状态。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事先假定外国企业是一个库诺特竞争者^[31]。

两种状态下，本国代表性服务企业和外国企业的边际收益、反应函数以及总体均衡情况列在表7-11中。

（二）讨论

如果本国加入WTO，对服务贸易做出了相应的承诺减让，那么本国服务业的竞争结构必将发生变化，这既可能是由于本国给予外国企业更为便利的市场准入机会和国民待遇，也可能是由于本国放松管制，促使国内服务市场更加趋于竞争。这些都会对服务消费者或使用者、服务提供者以及总体国民福利产生影响。

表7-11　两种状态下本国代表性企业与外国企业的边际收益、反应函数及总体均衡^[32]

注：①在国内企业处于非合作状态下，满足库诺特假定，即本国每一家企业都独立于本国和外国竞争对手做出自己的产出决策，亦即aq_ihk／aq_ihj＝aq_if／aq_ihj＝0，k≠j。

②利用对称性原则，本国所有第i类服务企业均选择相同的产出水平。

③在本国企业组成卡特尔时，企业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任一企业都是按相同数量调整其产出。

1．本国的对内措施：促进国内服务业自身竞争

在模型中，促进本国国内服务企业竞争的政策控制变量是ni。由表7 11可以看出：（1）当n_i＝1时，则不存在非合作状态与卡特尔状态的区别，这时本国第i类服务只有1家企业提供，即该类服务提供在本国国内是完全垄断的，它与外国该类服务企业处于一种纯粹的两厂商库诺特均衡状态。（2）若n_i≥2，则。这说明，本国企业在非合作状态下比在卡特尔状态下可以提供更多的服务（因为在非合作状态下本国企业之间的竞争增强），而外国企业则在本国企业处于非合作状态下提供更少的服务。如图7-6所示。

这进一步说明，在本国服务市场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的均衡产出、均衡价格以及利润的变化取决于本国的服务市场结构（见表7-11和表7-12）。

其次，在本国企业处于非合作状态时，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上提供的服务产出将随着本国同类服务企业数量的增加而减少；本国代表性服务企业的产出虽然也会随着本国同类服务企业数量的增加而减少，但减少的幅度没有外国企业那么大（见表7-11）。而且，本国企业的服务总产出将增加。由表7-11和表7-12还可以知道，当ni达到一定数目即国内竞争达到一定程度时，外国在本国市场上提供的产出与所获利润将等于零，外国企业将被挤出本国市场。对于本国来说，随着服务企业数量的增加，本国单个服务企业的利润将下降，服务的市场价格也将下降，但本国服务企业的总利润的变化则是不确定的^[33]。

图7-6　两种状态下的均衡产出水平比较

这表明，首先通过依靠国内服务行业自身来促进竞争（即t_i不变，n_i增加），虽然会使本国服务生产的总利润变化不确定，但本国的服务消费者或使用者（比如服务作为商品或其他服务生产中间投入时）将因为服务价格的下降而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另外，更为重要的，也是本国所希望看到的是，首先促进国内服务行业自身的竞争，将使得外国服务企业在本国市场上提供的服务产出与所获利润都趋于减少，外国服务企业甚至将因此而被挤出本国市场。

表7-12　本国促进服务业自身竞争与减少服务贸易壁垒对各均衡值的影响（仅考虑本国企业处于非合作状态）

2．本国的对外措施：减少服务贸易壁垒

前面已经指出，外国服务企业在向本国提供服务时，面临很多限制（主要表现为跨境交付限制和／或开业权限制），因此而导致成本增加为t_i。如果本国减少服务贸易壁垒，比如放宽市场准入和开业权限制等，则意味着t_i的降低。当t_i＝0时，则表示外国企业享受国民待遇，可以与本国企业公平竞争。

从表7-11和表7-12可知，在本国企业处于非合作状态下，减少服务贸易壁垒即降低t_i，则本国企业的服务产出与利润将趋于下降^[34]，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上提供的服务产出与所获利润将趋于上升。但不管怎样，服务的均衡价格p_i^＊_n将趋于下降，服务的消费者或使用者将受益。完全消除服务贸易壁垒即令t_i＝0，则服务均衡价格p_i^＊_n趋于下降，外国企业的利润π_i^＊_fn与本国每一个企业的利润π_i^＊_hn趋于相等（即）。

在本国企业组成卡特尔状态下，减少服务贸易壁垒t_i，则服务均衡价格p_i^＊_c将下降，外国企业的利润π_i^＊_fc将上升，本国企业的利润将下降。与第一种情况不同的是，当所有服务贸易壁垒被取消时，本国市场上的外国企业所占市场份额与本国企业所占市场份额趋于相等。

3．小结

从前面分析可知，本国可以掌控的政策影响变量为n_i和t_i，即决定是否促进国内服务业自身的竞争（对内政策）和减少服务贸易壁垒（对外政策）。分析结果表明，促进国内服务业自身竞争和（或）减少服务贸易壁垒的直接效应是，国内服务消费者或使用者的福利将因服务价格的下降而增加。所不同的是，在服务贸易壁垒既定的情况下，促进国内服务业自身的竞争，可以使本国服务业的总产出趋于增加，总利润则是不确定的，但外国服务企业在本国市场上提供的服务产出与所获利润将趋于减少。在国内服务业自身竞争程度既定的情况下，减少服务贸易壁垒，则使本国企业的服务产出与利润趋于下降（未考虑间接效应），而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上提供的服务产出与所获利润则趋于增加。

因此，不管本国在服务贸易方面承诺与否即决定是否减少服务贸易壁垒，首先促进国内服务业自身的竞争对本国总是有利的。特别是，依靠国内服务行业自身来促进竞争，将使得外国服务企业在本国市场上提供的服务产出与所获利润都趋于减少，外国服务企业甚至将因此而被挤出本国市场，这恰是本国所希望看到的局面。

（三）引入服务产品的差异性

本书前面章节已经讨论过，与有形的商品相比，服务的质量多维性问题更为显著。因为服务的异质性主要体现在服务质量方面（垂直差异性）。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则在于，与有形的商品相比，服务还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服务一般是无形的、服务的生产与消费通常是同时发生的、服务是难以贮存的，等等^[35]。

现有的关于产品差异的模型与理论重点关注的是产品的供给方面，而不是需求方面^[36]。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关于产品垂直差异性的理论有“新H-O理论”（Falvey，1981）和寡头市场结构贸易理论（Shaked and Sutton，1984）等^[37]。我们这里重点用“新H-O理论”来讨论服务异质性与服务贸易^[38]。

假定某一服务部门的企业（包括国内与国外服务企业）提供一单位具有α质量的服务，需要一单位的劳动力投入和α单位的资本投入（α值越大，对应的质量越高，假定较高质量的服务需要较多的资本投入，同时也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对于任何质量的服务，假设价格等于单位生产成本，即

p_if（α）＝Wif＋αRif；p_ih（α）＝Wih＋αRih（7-6）

图7-7　服务的异质性与服务贸易（“商业存在”与“跨境交付”）

通常情况下，W_if＞W_ih，所以国际贸易要求R_if＜R_ih。这样，对于一定质量的集合，外国的生产成本低于本国，而对于其他质量集合，本国的生产成本低于外国。如图7-7所示。

在临界质量α^＊，两国的服务价格相等。这时两国企业的竞争是在同质服务上的竞争。前文模型讨论的就是这种情形。在低质量区域（α＜α^＊），本国相对于外国具有比较成本优势；在高质量区域（α＞α^＊），外国则具有比较成本优势。在这两个区域，两国服务企业进行的是一种错位竞争。

可以看出，服务异质性的引入，不但没有改变前面模型的基本结论，反而将前文模型考虑的情况看作是一种特例。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竞争程度增强导致的临界质量α＊的提高，本国服务企业将会在越来越高的质量水平上同外国服务企业进行同质服务的竞争，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部门将越来越多。因此，不管本国在服务贸易方面承诺与否即决定是否减少服务贸易壁垒，首先促进国内服务业自身的竞争对本国总是有利的，这使得临界质量发生不利于外国服务企业的移动，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部门不断增多。

二、服务市场开放的宏微观效应：进一步的讨论

服务市场对外开放与服务贸易自由化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古典贸易理论早已证明，自由贸易最为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能促进国际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经济富有效率。但这种分析大多针对制造业而不是服务业。

对于服务贸易而言，消除贸易壁垒和市场准入壁垒所产生的影响，有别于商品贸易。从静态效应看，服务贸易自由化或服务市场开放，导致服务价格下降，福利因此增加。这一效应对于作为中间投入的生产者服务与作为中间投入的商品即原材料和资本品来说，是没有差别的。从动态效应看，伴随要素流动的技术或技能的溢出效应将提高国内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从而提高GNP（对于要素流动较大的经济体，GNP比GDP更能反映其经济福利）。虽然国内服务部门可能会扩张，但国内生产要素的就业未必如此。于是，对GNP增长的影响就包括两个方面：要素效应（可能是负面的）和生产率效应（是正面的）。如表7-13所示。

从已有的代表性经验研究来看，服务市场的对外开放确实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39]。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服务的市场开放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那么为什么政府还要对服务贸易自由化进行干预呢？这其中有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原因。

（一）经济原因

在微观层次上，由于服务生产与服务交易具有不同于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易的一些特征，导致服务贸易市场经常出现“失灵”的问题，影响经济效率的提高，因此需要政府行为的介入，以补救市场失灵，提高经济效率。Nicolaids（1989）详细分析了政府出于提高效率目的而进行干预的两个原因^[40]。

表7-13　消除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壁垒而产生的效应比较^[41]

1．由于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

这里，信息不完全是指由于服务的无形性、服务买卖的同时性，服务购买者在消费服务之前无法（完全）知道服务的质量；信息不对称是指，对于所提供的服务，服务提供者知道的信息比购买者多，这种情况在像会计、医疗、法律等一些专业服务领域里表现得尤为明显。政府干预（主要借助于法律法规）就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利益，使之免受劣质服务的损害。此外，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必然会导致“逆向选择”问题的产生，“逆向选择”又必然会造成劣质服务驱逐优质服务，从而使市场最终都充斥着劣质服务的局面，因为服务购买者无法有效地辨别服务提供者的能力大小。所以，政府的法律法规还有助于防止“逆向选择”问题的出现。这里提及的服务提供者当然包括来自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的自然人或机构。需要强调的是，当服务由外国提供者提供时，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的问题可能会更加突出。

2．由于服务部门有时会出现“系统性失灵”（Systemic Failure）问题

银行服务部门就是佐证，一旦一家银行破产，就有可能引起挤兑现象，进而产生“骨牌效应”，导致整个银行体系瘫痪。这就需要政府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来预防和制止此类问题的发生。在对待金融服务部门的开放问题，各国是十分谨慎的。Markusen（1986）则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政府干预服务贸易的微观经济原因。他根据服务部门的C-D生产函数和熟练服务业的CES生产函数，得出结论：生产企业和任何特定专业化服务的生产规模报酬不变，但服务业极其所提供的服务总量却呈规模报酬递增。他认为，服务部门产出虽处于竞争均衡，但并不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因为规模经济效应没有考虑进去。Markusen强调，服务贸易同样存在“先入者优势”，规模报酬递增规律会使率先进入服务业的厂商以较低成本扩展规模，阻止后来者提供同样的服务，结果无疑会降低后来者的福利水平，如果后来者是小国，则其本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服务部门的生产将趋于萎缩，并最终遭受福利损失。Markusen由此推出的政策结论是，政府的适当干预，比如政府补贴，可使福利最大化^[42]。

在宏观经济层次上，一国之内，有些服务业部门，如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电力、金融等属于一国经济的要害或关键部门或幼稚部门。政府对这些部门进行干预，主要是为了维护本国经济的独立性，避免使本国沦为他国的“经济附庸”和（或）出现所谓“贫困化的经济增长”、“没有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等极其可怕的局面。

（二）其他原因

除了经济原因外，政府干预服务贸易有时是出于政治、文化、伦理等非经济因素的考虑，这也是服务贸易不同于商品贸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教育、新闻、出版、娱乐、影视、音像制品等服务部门虽非一国的国民经济命脉，但属于国家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意识形态领域。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希望保持本国在政治、文化上的独立性，抵御外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大量入侵，防止“服务帝国主义”。这种愿望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加强烈。所以，虽然在理想状态下，贸易自由化可以给贸易各国带来好处，但现实往往未必如此。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分析了国际服务贸易政策的一般特点，指出由于服务贸易本身的独特性，国际服务贸易政策措施和工具主要体现为难以量化的非关税壁垒。因此，与货物贸易不同，非关税壁垒在服务贸易政策分析中占有更为重要的位置。接着介绍了国际服务贸易领域非关税壁垒的主要表现及其特点，以及衡量国际服务贸易壁垒的方法，包括频率衡量法、基于价格的衡量法、基于数量的衡量法。然后讨论服务贸易壁垒“关税化”的基本思想。最后讨论国际服务贸易政策措施的福利效应。

关键词

市场准入　国民待遇　产品移动壁垒　资本移动壁垒　人员移动壁垒　开业权壁垒频率衡量法　基于价格的衡量法　基于数量的衡量法　贸易限制指数　价格楔子　关税等值　关税化　新H-O理论

复习思考题

1．为什么说服务贸易更容易受到非关税壁垒的影响？举例说明技术性贸易壁垒在服务贸易领域中的具体表现。

2．根据Hoekman and Braga的分类，数量限制型措施或政策与基于价格的限制性措施有何区别？

3．关于市场准入，GATS列举了哪些限制性措施？

4．GATS中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条款与GATT中的相关条款有何区别？

5．如何运用新H-O理论分析服务市场上国内外公司之间的差异化竞争？

6．案例及计算题：如表1和表2所示，假定有3个国家、2个服务行业、4种服务产品，表中列出了各公司及相关服务产品的限制类型、各公司在国内外的销售量、各公司在其本国市场上的价格、每个行业和国家的工资率以及每个国家的收入水平。

表1　假设的限制情况：3个国家、2个服务行业、4种服务产品

续　表

表2　销售量、价格、工资及国民收入

请根据表1和表2中的信息，回答或计算下列问题：

（1）表1中的限制措施哪些是针对公司开业权的？哪些是针对公司运营的？哪些只适用于外国公司？哪些适用于本国公司？

（2）计算出每个服务产品、每个国家的限制性指数（index of restrictiveness）。（请赋予每种限制的权重分别为0、0．5、1）

（3）使用总销售额（本国销售＋外国销售）为权重，计算问题（2）中的指数，从而计算出每个行业—国家的限制性指数以及国家总体限制性指数。

（4）假定价格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劳动力的工资率，请使用表中的数据估计下列等式（可适用最小二乘法，OLS）：

其中，p_ijc为国家c的服务行业i之服务产品j的价格，w_ic为国家c的服务行业i之劳动力工资率，r_ijc为国家c的服务行业i之服务产品j的限制性指数，ε_ijc为随机扰动项。注意：当假定工资率在同一行业内的不同产品上是一样的且对同一行业的产品价格产生相同的效应（对数形式），则等式的截距项a_i⁰j对不同产品是不同的。

（5）使用问题（4）关于贸易壁垒的价格效应的估计结果，计算出与问题（2）中的限制性指数相对应的关税等值（针对每个产品和每个国家）。

（6）假定每个国家的销售量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收入水平，请使用表中的数据估计下列等式（可适用最小二乘法，OLS）：

其中，s_ijc为国家c的服务行业i之服务产品j的销售量（国内外销售量之和），y_c为国家c的收入水平，μ为随机扰动项。注意：等式的截距项b⁰对不同产品是不同的。ijc_ij

（7）正常情况下，有人可能会使用问题（6）中的数量效应的估计值以及限制性指数，来推导出关税等值。但这需要对需求弹性的单独估算。由于我们已经从问题（4）得到了关税等值的估计值，那么我们也许会问：什么样的需求弹性可以将数量效应转换成关税等值，从而符合上述估计值呢？也就是说，需要计算出怎样的需求弹性。

【注释】

[1]根据WTO，World Trade Report 2006，pp．11 12，Appendix Tables 1 2。

[2]贸易数据为2005年数据，来自WTO，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6，p．3，Table 1。FDI数据为2002年数据，来自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4：The Shift Towards Services，p．30，Figure 1．18。

[3]Feenstra，R．，Advanced International Trade：Theory and Evide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Chapter 7．

[4]Hoekman，B．，and Braga，C．，Protection and Trade in Services：A Survey，Open Economies Review，8，1997：285 308．

[5]Hardin，A．and Holmes，L．，Services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taff Research Paper，Industry Commission，Canberra：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s，1997，p．24．

[6]Snape，R．，Reaching Effective Agreements Covering Services，in A．Krueger（ed）The WTO as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 and London，1998．

[7]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6：Investment，Trade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Arrangements，NY and Geneva：UNCTAD，1996．

[8]Banga，R．，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ervices：A Review，ICRIER Working Paper Series，February 2005；谢康：《国际服务贸易》，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191页。

[9]以下文献可供参考：

[10]Hoekman，Bernard，Assessing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in Martin，W．and L．Alan Winters（eds．），TheU ruguay Round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 307，Washington，DC：World Bank，1995．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PECC），Survey of Impediments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the APEC Region，Singapore：PECC，1995．

[11]这类似于货物贸易领域中用来衡量非关税壁垒（NTBs）的频率比率（frequency ratio），即等于受到NTBs影响的产品数除以产品总数。

[12]这类似于用来衡量受NTBs影响的进口值的进口覆盖比率（import coverage ratio），即等于受到NTBs影响的产品进口值除以该类产品的总进口。

[13]Hardin，Alexis and Leanne Holmes，Services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taff Research Paper，Industry Commission，Canberra：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s，1997．

[14]有关研究涉及较多服务行业，比如：（1）对电信的研究有：Warren，Tony，“The identification of impediments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in Christopher Findlay and Tony Warren（eds），Impediments to Trade in Services：Measurement and Policy Implications，New York：Routledge，2001。（2）对银行的研究有：McGuire，Greg and Michael Schuele，“Restri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Banking Services，”in Christopher Findlay and Tony Warren（eds．），Impediments to Trade in Services：Measurement and Policy Implications．New York：Routledge，2001。（3）对海运服务的研究有：McGuire，Greg，Michael Schuele and Tina Smith，“Restri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Maritime Services，”in Christopher Findlay and Tony Warren（eds．），Impediments to Trade in Services：Measurement and Policy Implication．New York：Routledge，2001。（4）对教育的研究有：Kemp，S．“Trade in Education Services and the Impacts of Barriers to Trade，”in Christopher Findlay and Tony Warren（eds．）Impediments to Trade in Services：Measurement and Policy Implications，New York：Routledge，2001。（5）对分销服务的研究有：Kalirajan，Kaleeswaran，“Restrictions on Trade in Distribution Services，”Productivity Commission Staff Research Paper，Ausinfo，Canberra，2000。（6）对专业性服务的研究有：Nguyen－Hong，Duc“Restrictions on Trade in Professional Services，”Productivity Commission Staff Research Paper，Ausinfo，Canberra，2000。（7）对基础设施服务的研究有：Dee，P．and Nguyen－Hong，Duc，Trade in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and Economic Efficiency：Australia’s Experience，conference paper，WTO Symposium on assessment of trade in services，Geneva，14 15March 2002．

[15]Francois，Joseph F．and Bernard Hoekman，Market Access in the Service Sectors，manuscript，Tinbergen Institute，1999．Hoekman，Bernard，The Next Round of Services Negotiations：Identifying Priorities and Options，Federal Reserve Bank at St．Louis Review，July／August 2000．

[16]因此，该种方法有时又被称为“基于财务的衡量法”（financial－based measures），而被单独讨论。见Brown，D．and Stern，R．，Measurement and Modeling of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Barriers in Service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9（2），2001，pp．262 286．Deardorff，A．and Stern，R．，EmpiricalA nalysis of Barriers to International Services Transactions and Consequences of Liberalization，A World bank Course，January 2，2004．

[17]使用该种计量方法进行的研究涉及较多服务行业，比如：（1）对电信服务的研究有：Trewin，Ray，A Price－Impact Measure of Impediments to Trade in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in Christopher Findlay and Tony Warren（eds．），Impedimentst o Trade in Services：Measurement and Policy Implications，New York：Routledge，2001。（2）对银行服务的研究有：Kalirajan，Kaleeswaran，Greg McGuire，Duc Nguyen－Hong and Michael Schuele，The Price Impact of Restrictions on Banking Services，in Christopher Findlay and Tony Warren（eds．）Impediments to Trade in Services：Measurement and Policy Implications，New York：Routledge，2001。（3）对海运服务的研究有：Kang，Price Impact of Restrictions on Maritime Transport Services，in Christopher Findlay and Tony Warren（eds．）Impediments to Trade in Services：Measurement and Policy Implications，New York：Routledge，2001。（4）对食品分销服务的研究有：Kalirajan，Kaleeswaran，Restrictions on Trade in Distribution Services，Productivity Commission Staff Research Paper，Ausinfo，Canberra，2000。（5）对工程服务的研究有：Nguyen－Hong，Duc，Restrictions on Trade in Professional Services，Productivity Commission Staff Research Paper，Ausinfo，Canberra，2000。（6）对空中客运服务等的研究：Doove，Samantha，Owen Gaabbitas，Duc Nguyen－Hong，and Joe Owen，Price Effects of Regulation：Telecommunications，Air Passenger Transport and Electricity Supply，Productivity Commission Staff Research Paper，AusInfo，Canberra，October，2001。

[18]Doove，Samantha，Owen Gaabbitas，Duc Nguyen－Hong，and Joe Owen，Price Effects of Regulation：Telecommunications，Air Passenger Transport and Electricity Supply，Productivity Commission Staff Research Paper，AusInfo，Canberra，October，2001．

[19]不过，重力模型是一种经验模型，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它缺乏既定的理论基础，但它在分析贸易格局或模式的决定时确实很有效。

[20]Deardorff，Alan V．and Robert M．Stern，Measurement of Nontariff Barrier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8．

[21]Francois，Joseph F．and Bernard Hoekman，Market Access in the Service Sectors，manuscript，Tinbergen Institute，1999．

[22]Warren，Tony，The impact on output of impediments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in Christopher Findlay and Tony Warren（eds），Impediments to Trade in Services：Measurement and Policy Implications，New York：Routledge，2001．

[23]Deardorff，A．，Tariffication in Services，Discussion Paper No．473，August 2，2001．

[24]Deardorff，A．and Stern，R．，Empirical Analysis of Barriers to International Services Transactions and Consequences of Liberalization，A World bank Course，January 2，2004．

[25]相对于外国供给曲线来说，本国的供给曲线更靠右边（对于给定的价格，提供的服务数量更多），但这对于分析来说并非是必须的。

[26]具体限制包括市场准入（market access）限制、国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限制和附加限制。有关承诺分针对所有部门的“水平承诺”和针对各个部门的“具体承诺”，减让表中的承诺方式包括“没有限制”、“有些限制”和“不作承诺”三种。未列入减让表中的服务部门或服务活动是不作承诺的。从趋势看，服务贸易的承诺减让意味着服务市场开放度的加大，但并不表明服务市场完全开放和服务贸易完全自由化。

[27]WTO服务贸易理事会详细列举并评析了有关服务领域自由化和非国有化的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文献。见Council for Trade in Services of WTO，Economic Effects of Services Liberalization：Overview of Empirical Studies，1998。

[28]Francois，J．，and Wooton，I．，Market Structure，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the GATS，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595，2001．

[29]GATS定义的4种服务贸易模式可被归纳为两种形式，即需要实体接触（physical proximity）的服务贸易模式和无需实体接触的服务贸易模式。前一种模式对应“自然人流动”、“境外消费”和“商业存在”，后一种模式则对应“跨境交付”。由于“自然人流动”和“境外消费”通常依附于“商业存在”模式，因此，本节在模型部分将重点讨论“商业存在”和“跨境交付”两种服务贸易模式。

[30]本国服务企业的边际成本不变，意味着服务生产的规模经济，即服务的价格和平均成本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这对于外国服务企业也同样。不同的是，在服务贸易壁垒存在的情况下，外国服务企业提供给本国市场的服务的边际成本要高于本国同类服务企业提供服务的边际成本。

[31]在本模型中，我们假定存在库诺特竞争而不是伯特兰竞争（Bertrand competition），因为库诺特模型把产出（产品同质）作为企业的战略选择空间，而伯特兰寡头垄断模型（产品也是同质的）则把价格作为相关的战略变量。如果采用伯特兰模型，将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即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的竞争将推动价格达到完全竞争水平。这便是所谓的“伯特兰悖论”（Bertrand paradox）。解开这个悖论的办法之一是引入产品差异性。对于服务来说，产品差异很重要，下文将讨论服务的异质性。

[32]表中两种状态下公式的差异性是根据以下推导过程：由MR＝MC，知a（p·q）＝p＋ap·Q＝MC。若是非合作状态，则Q＝q_i；若是卡特尔状态，则Q＝nq_i。

[33]有时，当本国对某些服务领域的管制减少时（比如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那么国内服务企业的数量将猛增（因为受到以往出现的服务高价格、高利润的驱使），造成“过度进入”现象，并可能导致整个行业的亏损。为了消除这种奇怪现象，其可能的有效办法是鼓励通过市场竞争实现行业重组，从而达到压缩市场中的企业数量和扭转全行业亏损局面的目的。

[34]这里没有考虑t_i下降对本国服务企业的间接效应（以市场换技术、换管理等），即外国服务企业进入本国市场之后，对本国企业产生的示范效应、技术外溢效应和挤压效应，本国企业将可能因此而增加服务产出和利润。不过，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技术扩散模型中，对于“领先者—跟随者模型”而言，从领先国向跟随国的技术扩散存在模仿和改进的成本，如果这些成本低于创新成本，并具有递减的模仿报酬，能够产生收敛。但这是有条件的，对于给定的技术缺口，增长率与收敛速度依赖于影响跟随国模仿回报率的政府政策和其他变量。对于“外国投资模型”，如果对于那些熟悉新技术在原创国运用的企业家而言，改进技术或服务（商品）以运用于别国的成本很低的话，外国直接投资会加速技术扩散，但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背景下，跟随国最终取得的相对收益有多大，是不确定的，但领先国的收益是上升的。

[35]具体可参见本书第二章的讨论。

[36]关于产品差异化模型的综述性讨论，可参见Waterson（1994）：in“Current Issues in Industrial Economics”，《产业经济学（中译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版。

[37]Falvey，R．，Commercial Policy and Intra－Industry Trad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1，1981：495 511．Shaked，A．，and Sutton，J．，Natural Oligopol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In Kierzkowski，H．，（ed．），1984：34 50．

[38]新H O理论在最低限度上异于传统贸易理论，因为该模型除了在分析产业内贸易时引入产品差异外，不必像其他新贸易理论那样引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

[39]Francois（1993）讨论了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及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含义（Francois，J．，Imperfectly Competitive Financial Markets and Financial Market Integration，Research Division Working Papers of U．S．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1993）；Francois and Schuknecht（1999）通过回归分析得出结论：金融服务贸易有助于提高竞争效应，促进经济增长（Francois，J．，and Schuknecht，L．，Trade in Financial Services：Procompetitive Effects and Growth Performance，CEPRD iscussion Paper No．2144，1999）；Dee and Hanslow（2000）运用FTAP模型模拟出服务贸易多边自由化的帕累托改进效应（Dee，P．，and Hanslow，K．，Multilateral Liberalization of Services Trade，Productivity Commission Staff Research Paper，AusInfo，Canberra，October 2000．）；Mattoo，Rathindran and Subramanian（2001）和Verikios and Zhang（2001）分别通过回归分析和FTAP（FDI and Trade Analysis Project Model）模型模拟，证明了电信服务和金融服务自由化所带来的好处（Mattoo，A．，Rathindran，R．，and Subramanian，A．，Measuring Services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An Illustration，World Bank’s Research Program on Trade in Services，2001．Verikios，G．，and Zhang，Xiao－guang，Global Gains from Liberalizing Trade i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Financial Services，Productivity Commission Staff Research Paper，AusInfo，Canberra，October 2001．）。

[40]Nicolaids，P．，Liberalizing Service Trade：Strategies for Success，Routledge，1989．

[41]Mattoo，A．，Rathindran，R．，and Subramanian，A．，Measuring Services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An Illustration，World Bank’s Research Program on Trade in Services，2001．

[42]Markusen，J．，Trade in Producer services：Issues Involving Returns to Scale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Discussion Papers，Series on Trade in Services，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ublic Policy，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