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发展的特征事实

第一节　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发展的特征事实

不管是由于客观上的研究困难，还是出于主观上的思想偏见^[1]，经济学家对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在经济发展中所起作用的低估，甚至不屑一顾，直接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理论研究越来越不能甚至根本无法准确解构世界经济发展史。对于历史学家们来说，他们的视野也常常会从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一掠而至6500年以后的工业革命，而在这中间好像没有发生什么经济变革似的。当然，也有人承认，由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驱动的商业革命则是工业革命的前导^[2]，但商业革命这一概念远远不及工业革命那样广为人知。

美国经济学家Victor Fuchs指出：“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演进，最先开始于英国，随后在大多数西方国家重复着。这曾被看作是一种‘革命’。就业从工业转移至服务业，这在美国以及所有发达经济体都是很明显的，但这种转移是在悄悄地进行着，并对社会以及经济分析具有‘革命性’（“revolutionary”proportions）的含义。”^[3]

一、全球产业结构演变中的服务业增长

如果将18世纪中叶看作是工业革命正式拉开序幕、工业经济开始来临的标志性时期的话，那么，20世纪中叶则可以说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出现重要变化、服务经济开始来临的一个新标志性时期。从此，全球产业发展又出现崭新的迹象，服务业在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微不足道”了。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系统性地表现在服务业就业、服务产出、服务需求（包括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等方面。

（一）服务供给：服务业就业与产出

服务业地位的上升，在供给方面主要表现为服务业就业人数和服务业增加值的不断增加^[4]。根据Victor Fuchs的研究，美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第一个成为“服务经济”（the service economy）的国家，“即第一个一半以上就业人口不从事食物、衣着、房屋、汽车或其他实物生产的国家”^[5]。服务经济来临的首要标志是服务业就业比重的上升，并逐渐超过国民总就业的50%^[6]。

表1-1A描绘出了20世纪中叶前后（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重要的发达经济体和欠发达经济体的就业结构演变趋势。从中可以看出：首先，在这段时期，第一产业的就业份额趋于下降，第二产业的就业份额趋于上升（印度则略有下降），服务业的就业份额无一例外地都在上升，而且上升的幅度远高于第二产业（1930—1964年的日本以及菲律宾是例外）。其次，1911年前后只有英国的第二产业就业比重超过50%，而1950年前后似乎只有美国的服务业就业比重超过50%，随后则有很多发达国家比如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超过了这一比重。但欠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就业比重则很低，这些国家仍然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超过50%）。最后，服务业的就业相对吸收能力（表1-1A的最后一栏）在不同的国家表现不一，但在大多数国家是趋于上升的。就美国情况而言，其I_S指数不仅都大于100，而且一直在上升，1970年比1910年上升了69^[7]。

表1-1A　20世纪中叶前后世界重要经济体国民经济中的就业结构演变：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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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L_A、L_I、L_S分别表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三产业”近似地等同于“服务业”，后面章节将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国民总就业中的相对比重。I_S（＝（L_S／L_I）×100）表示服务业与第二产业的就业增长差异，反映服务业的就业相对吸收能力。

2．按照Sabolo（1975）的划分，表中所反映的样本时期的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是发达国家，而其余的国家则为欠发达国家。

①德国1946年及以后的数据为联邦德国（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的数据。②美国1950—1964年的数据包括阿拉斯加和夏威夷。③1930年及以前日本被看作是欠发达国家，以后则被看作是具有发达国家的特点。

数据来源：日本1964年的数据来自库兹涅茨（1971）：《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87页。其他数据来自Sabolo，Y．，The Service Industries，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1975，pp．6 9；pp．16 18。

与就业统计相比，产出（或增加值）统计似乎显得较为缺乏，这一问题在20世纪初期的各国国民经济统计核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8]。不过，从现有的统计数据（表1-1B），我们仍然可以领略到产业结构演变中服务业地位的变化。表1-1B描绘出了20世纪中叶前后（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重要的发达经济体和欠发达经济体的产出结构演变趋势。从中可以看出：在这段时期，无论以当年价格还是以不变价格计算，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无一例外地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趋于上升，而服务业的比重则有升有降。表中除法国外的其他国家的以不变价格计算的服务业比重上升幅度均低于第二产业比重的上升幅度（个别国家比如比利时、美国、阿根廷的服务业比重不升反降）。但表1-1A则显示，在这段时期，服务业的就业份额无一例外地都在上升，而且上升的幅度远高于第二产业。这似乎表明，服务业与第二产业的价格水平变化趋势存在很大差异：服务业价格水平上涨相对较快。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详细探讨服务业价格变化的特点、原因及影响。

表1-1B　20世纪中叶前后世界重要经济体国民经济中的产出结构演变：服务业占GDP比重与其他产业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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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O_A、O_I、O_S分别表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三产业”近似地等同于“服务业”，后面章节将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国民总产出的相对比重。＊德国1946年及以后的数据为联邦德国（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的数据。

数据来源：美国的数据来自富克斯（Fuchs，1968）：《服务经济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9页。其他国家数据来自库兹涅茨（Kuznets，1971）：《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2—167页。

目前，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看，世界平均比重为68%。其中，发达经济体平均在70%左右，美国已高达75%以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在50%以上。从服务业就业比重看，发达经济体已高达70%左右；中等收入经济体为50%—60%；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的这两项指标横向比都较低（45%左右），但纵向比却有一定提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香港特区的服务业发展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2004年服务业就业比重为86%，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则高达89%。2004年中国的人均GNI为1500美元（属于下中等收入经济体），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为41%。与同一收入水平的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明显偏低。关于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情况，后面章节还将进行深入讨论。

图1-1A（图中仅标出几个代表性经济体）描绘的是2004年全球136个经济体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与人均GNI之间的相关关系，两者具有正相关性。这意味着，收入水平越高的经济体，其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也就越高。这一基本规律还更为清楚地反映在图1-1B之中。

图1-1A　2004年世界服务业增加值与收入水平

数据来源：http://www.worldbank.org。

图1-1B　2004年的人均GNI与服务业增加值：不同经济体和经济体集团的比较

注：发达经济体指高收入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指中低收入经济体。世界银行2004年人均GNI统计（Atlas method，现值美元）（注意：GNI〈gross national income〉与GDP只相差国外要素净收入，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两者相差不大），将全球经济体划分为4类：高收入经济体（人均GNI为10726美元及以上）56个、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人均GNI为3466—10725美元）40个、下中等收入经济体（人均GNI为876—3465美元）58个、低收入经济体（人均GNI为875美元及以下）54个。

数据来源：http://www.worldbank.org。

图1-2A描绘的是2004年全球81个经济体的服务业就业比重与人均GNI之间的相关关系。无论从男性在服务业就业占男性总就业的比重（%，即图1-2A的下半部分），还是从女性在服务业就业占女性总就业的比重（%，即图1-2A的上半部分）来看，服务业就业比重与人均GNI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收入水平越高的经济体，其服务业就业比重也就越高。这一基本规律反映在图1-2B（图中仅标出几个代表性经济体）之中。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男性在服务业就业占男性总就业的比重（均值为48．98%）明显比女性在服务业就业占女性总就业的比重（均值为66．85%）低将近18个百分点。

图1-2A　世界服务业就业与收入水平的关系

注：①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2006》将服务业就业比重分为男性在服务业就业占男性总就业的比重（%，即图1-2A的下半部分，均值为48．98%）以及女性在服务业就业占女性总就业的比重（%，即图1-2A的上半部分，均值为66．85%）两块。

②就业比重为2000—2004年的数据，人均GNI则为2004年的数据。

数据来源：http://www.worldbank.org。

（二）服务需求：最终服务消费与中间服务投入

服务业地位的上升，在需求方面则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提高而导致的人们对服务最终消费的增加，以及由专业化分工和产业分工深化引起的对中间服务投入需求的增加。前者反映的是服务业中面向最终消费者的消费性服务（consumer services），而后者则反映的是服务业中面向生产者（或企业）的生产性服务（producer services）。

首先看最终服务消费。表1-2A描绘出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大约10年时间里，样本经济体的家庭最终消费支出构成变化趋势，这些国家除墨西哥以外都是高收入国家。从中可以发现：第一，尽管起始年份各国的食品等支出比重（大致反映恩格尔系数）不尽相同（墨西哥最高：33．6%，美国最低：12%），但都无一例外地趋于下降。但墨西哥该项支出的比重在所有经济体中仍然是最高的。

图1-2B　世界服务业就业与收入水平：代表性经济体的比较

注：中国、菲律宾为2001年的数据，印度尼西亚、泰国、巴基斯坦为1999年数据，其余国家为2000年数据。

数据来源：http://www.stats.gov.cn。

表1-2A　家庭最终消费支出构成的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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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各国起始年的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各构成部分依次为“食品和饮料”、“服装和鞋类”、“住房、燃料”、“家用设备及能源”、“医疗保健支出”、“交通和通信”、“教育、休闲与娱乐”以及“其他”等8项。各国终止年份的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各构成部分依次为“食品、非酒精饮料”、“酒精饮料、烟草和麻醉品”、“服装和鞋类”、“住房、水、电力、气和其他燃料”、“家具、家用设备及住房日常维护支出”、“医疗保健”、“交通”、“通信”、“休闲与娱乐”、“教育”、“饭店和旅馆”以及“其他”等12项。其中终止年份的“住房、水、电力、气和其他燃料”、“家具、家用设备及住房日常维护支出”2项与起始年份的“住房、燃料”、“家用设备及能源”2项可能存在交叉。其他项目的归并则较为清楚。

数据来源：http://www.stats.gov.cn。

第二，“服装和鞋类”和“家具、家用设备及住房日常维护支出”的支出比重相对较低，而且变化不大（澳大利亚除外）。

第三，服务消费中的“医疗保健”支出比重的变化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各国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美国略有上升），这似乎反映出有关国家在医疗保健服务方面的“福利化”趋势。二是各国的“医疗保健”支出比重存在很大差异：英国是最低的（不足2%），美国是最高的（超过17%），这似乎反映出各国医疗保健服务体制与制度方面的巨大差异。

第四，各国在“交通和通信”、“教育、休闲与文化”方面的支出比重十分相近（墨西哥的“教育、休闲与文化”支出最低，大约6%）。

第五，总体上看，在这些国家的家庭最终消费支出中，食品等物质性消费支出比重趋于下降，而服务总消费支出所占比重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上升。

其次看中间服务投入^[9]。我们基于投入—产出法，对中国和13个OECD经济体的中间服务投入即生产性服务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

（1）13个OECD经济体的服务投入（即生产性服务）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介于14．9%—29．5%，平均为21．7%。其中，英国最高（29．5%），希腊最低（14．9%）。但中国生产性服务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仅为12．2%。

（2）13个OECD经济体的物质性投入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平均为26．86%。其中芬兰最高（33．7%），美国最低（22．8%）。而中国物质性投入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则高达52%。

（3）13个OECD经济体的生产性服务投入与物质性投入占总中间投入的比重较为接近，后者的平均比重（55．4%）略高于前者（44．6%）。作为中间投入的生产性服务占总中间投入的比重最高的是英国（55．9%），最低的是西班牙（34．9%），但中国的相应比重仅为19．0%。

（4）就生产性服务投入占服务总产出的比重而言，13个OECD经济体平均为38．3%，其中英国最高（45．6%），希腊最低（26．4%）。中国的该项指标与之接近，为36．4%。

这些发现表明，与OECD经济体相比，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中国国民经济中的物质性投入消耗相对较大，而服务性投入消耗相对较小；中国国民经济的增加值比率为35．9%，而13个OECD经济体的相应比率平均为51．4%（最低的芬兰为47．1%，最高的希腊为58．3%）。这进一步表明了发达经济体在整个国民经济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高附加值特征（见表1-2B）。

表1-2B　样本经济体国民经济中的中间服务投入与中间物质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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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国民经济的增加值率＝国民总产出／增加值，国民经济的中间投入率＝国民总产出／中间投入。

资料来源：程大中：“中国生产者服务业的增长、结构变化及其影响——基于投入产出法的分析”，《财贸经济》2006年第10期，第45—52页。程大中：《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水平、部门结构及影响——基于投入—产出法的国际比较研究》，2006年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年会提交论文。

二、国际服务贸易发展与服务业国际转移

对于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状况，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去了解：一是要看BOP统计的服务贸易及其特点；二是要看FAT统计意义上的服务贸易，我们近似地考察一下服务领域FDI情况。

（一）BOP统计口径的服务贸易

1．总体情况

在开放经济下，各国服务业的大发展，推动着服务贸易的快速增长。从BOP（balance of payment）统计口径（见后面章节的解释）看，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开始超过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服务贸易占国际贸易的比重逐渐提高，大有与货物贸易“平分秋色”之势。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与服务贸易发展日益引起各国和各地区的高度重视。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世界贸易报告》，1981—2002年，国际服务贸易的年均增长率为6．26%，比同期的货物贸易增长率5．53%高0．73个百分点（见图1-3）。尤其是自1986年10月“乌拉圭回合”正式开始服务贸易谈判以来，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年均增长率高达7．6%左右，大大超过同期货物贸易的增长率和世界经济的增长率。20世纪70年代，全球服务贸易规模与货物贸易相比，尚显微不足道；到了20世纪80年代，两者比例已由过去的1∶10变为1∶6（1981年的世界服务贸易额为8250亿美元，世界货物贸易额为40124亿美元）；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这一比例则提升至1∶5—1∶4（1991年和1999年，世界服务贸易额分别为16686亿美元和27788亿美元，同期的世界货物贸易额分别为69816．51亿美元和114850亿美元）。2000—2005年，全球商业性服务（commercial services）进出口的年均增长率与货物贸易旗鼓相当，双双达到10%^[10]。可以预料，全球贸易结构将会继续向服务贸易倾斜。

图1-3　世界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BOP统计口径）的增长

BOP统计意义上的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具有明显的部门结构不平衡性。由图1-4可知，1990年以来，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的出口占全球商业性服务出口的比重逐渐下降，“其他商业性服务”的比重逐渐上升。到2004年，“其他商业性服务”的比重将近50%。“其他商业性服务”对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五版国际收支手册”（Balance of Payments Manual 5th edition）界定的服务项目，包括通信服务、建筑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版权和特许费、其他商务服务以及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但不包括政府服务。

图1-4　世界商业性服务（commercial services）出口的部门结构（%）

数据来源：WTO，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5，p．111。

国际服务贸易发展除了具有部门结构不平衡性外，还具有地区结构的不平衡性。这是由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各国在资源禀赋、经济结构、发展阶段、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性造成的。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从属地位。根据最近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全球贸易排行榜，在2004年，位于服务贸易出口前15位的国家／地区为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爱尔兰、荷兰、意大利、印度、比利时、中国香港、卢森堡、西班牙、加拿大和中国；位于服务贸易进口前15位的国家／地区为美国、德国、日本、爱尔兰、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奥地利、中国、加拿大、比利时、印度和韩国。可见，除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外，其余均是发达国家／地区。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最为突出，其服务出口占世界服务出口份额始终保持在17%左右，且存在巨额服务贸易顺差（见表1-3）。

表1-3　2004年全球最大的商业性服务出口经济体和进口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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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数据很小，“—”表示数据缺失。

数据来源：http://www.wto.org。

2．经常项目下的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账户非对称性

我们做过一项经验研究^[11]，发现：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的参与经济体正逐渐被“二元分化”，即要么成为顺差经济体，要么沦为逆差经济体；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双顺差”和“双逆差”的情形较少，更多的是两者的“非对称性”（即一个为顺差，另一个则为逆差），而且收入水平越高的经济体，其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非对称”的可能性就越大，这种“非对称性”的经济计量学含义是货物贸易差额与服务贸易差额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服务业比重越高的经济体，其货物贸易顺差就越小，而服务贸易顺差的可能性则越大。这说明，一个经济体的贸易（总体贸易或货物贸易或服务贸易）顺差或逆差地位的形成在根本上是由实物经济决定的（见表1-4）。

表1-4　1994—2004年全球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非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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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括号内百分数为经济体数所占比例。比重的计算采用四舍五入法，因此比重之和与100%有些出入。

（二）FAT统计意义上的服务贸易：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

20世纪末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全球产业转移速度及产业关联程度进一步提升，对外直接投资（FDI）和跨国公司（MNCs）进一步发展。服务业的国际转移正在凸现并逐渐居于主导地位。服务业的大规模转移引发了新的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新的更大规模和更广范围的国际竞争。2004年9月，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表了题为《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向服务业转移》（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4：The Shift Towards Services）的权威报告。该报告以“向服务业转移”为副标题，正式提出全球对外投资已经转向服务业。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它昭示着国际机构以及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对此问题的高度关注。

服务业对外投资（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在历史上早已有之。但与以前相比，当前国际服务业转移与服务业对外投资呈现出以下基本特点与趋势。

（1）规模巨大，潜力惊人。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服务业占世界FDI存量（stock）的比重仅为1／4；20世纪90年代，这一份额不到1／2；但到2002年，这一比重已经上升至大约3／5，约4万亿美元。另外，据统计，2001—2002年，全球服务业占全部FDI流入量（inflow）的2／3，约为5000亿美元。由于服务部门在母国与东道国的“跨国化程度”（transnationalization）落后于制造业部门，因此，服务业进一步国际转移与对外投资的空间与潜力十分巨大。

（2）从服务业的外向FDI和内向FDI看，发达国家处于主导地位，但地区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几十年前，几乎所有服务业外向FDI都是由美国公司完成的，而到2002年，日本和欧盟已经发展成为服务业外向FDI的主要来源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外向FDI开始明显增加，占全球服务业外向FDI存量的份额从1990年的1%上升至2002年的10%，上升速度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其他部门或行业。贸易以及制造业跨国公司的贸易支持服务（trade－supporting services）增加尤为迅速，商务服务、旅馆服务、金融服务的增长也十分显著。就服务业内向FDI而言，西欧和美国的增长最为迅速，这反映出大多数服务业FDI是市场追求型的（market－seeking）。目前，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内向FDI存量占全球的份额大约为72%，发展中经济体占25%，其余的为中东欧国家（CEE）。2002年，以服务业内向FDI存量的规模来衡量，美国是最大的东道国。

图1-5　1988—2002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分布

资料来源：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4。

（3）服务业FDI的部门与行业结构在发生变化。到目前为止，服务业FDI集中于贸易与金融，两者合计占服务业内向FDI存量的47%，占2002年流量的35%。但电力、供水、电信及商务服务（包括IT支持的公司服务）的地位越来越显著。1990—2002年期间，全球电力生产与调度的FDI存量增加了14倍，电信、仓储与运输增加了16倍，商务服务则增加了9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技术性服务、软件开发、芯片设计、建筑设计、数据录入、金融分析及各类研发性工作等，开始成规模地向具有智力人才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见表1-5与表1-6）。

表1-5　按行业列出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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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4。

表1-6　按经济体类别列出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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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4。

（4）从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微观主体看，跨国公司是国际服务业转移的发轫者和主要载体。根据2006年《财富》公布的全球500强公司名单，位于前50位的公司（见表1-7）有24个都是属于服务业公司，主要涉及的服务行业为批发、零售、保险、银行等。其中，主要从事一般商品零售业的沃尔玛公司排名全球第二。此外，国际服务业转移涉及的行业越来越多，且日益深入到企业内部核心环节和过程。

表1-7　2006年《财富》全球50强公司所涉入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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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ttp://www.fortune.com。

（5）服务业国际转移与对外投资的形式趋于多样化，包括项目外包（outsourcing）、业务离岸化（offshoring）、跨国直接投资（FDI）以及收购兼并（M＆A）等。其中，跨境收购兼并与非股权安排成为服务业对外投资最常见的进入模式。20世纪80年代末，服务业占全球跨境收购兼并的比重大约为40%，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一比重达到60%以上。到20世纪80年代，全球服务业跨境收购兼并几乎都是由美国的跨国公司完成的。随后，欧盟的跨国公司开始成为主角：2001—2003年占全球服务业跨境收购兼并的61%。服务业跨境收购兼并突出地表现在银行、电信、供水等行业。另外，特许经营、管理合同、合作伙伴等非股权安排在旅馆、汽车租赁、快餐、零售、专业服务（会计、律师等）等服务行业中十分流行，其原因在于，这些行业都是主要以软技术和基于知识的无形资产（如管理和组织技能），而不是主要以有形资产为其竞争优势的基础。

专栏1-1：服务外包（Service Outsourcing）：含义、趋势及启示

外包（outsourcing）是近年来伴随着跨国公司推行全球战略孕育而生的新型的管理运作模式和业务发展模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容量由最初的几亿美元，迅速扩大到一个数万亿美元的巨大市场，涉及诸如信息技术、工业、建筑业、管理与维护等众多行业领域。外包项目也从劳动密集型逐渐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转变。据统计，2003年，国际离岸项目外包金额达到5000亿美元，其中IT国际项目外包1300亿美元中的80%以上都为离岸项目外包。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均得益于国际项目外包。然而，亚洲作为国际项目外包的主要承接地，80%的市场份额都被印度占据，联合国每年近400亿的外包项目中国企业从未问津；中国建筑业拥有近百家大型企业，每年在国际项目承包中却仅仅取得12亿美元的份额。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迅猛发展的大国，在国际项目外包中所占的市场份额与制造业中心的地位极不相称。

毫无疑问，外包既包括物质外包，也包括服务外包。物质外包类似于加工贸易（“三来一补”）。服务外包包括服务的国内外包（services domestic outsourcing）和服务的国际外包（services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前者的例子如，出于节约成本等方面的考虑，上海某家企业将其一部分服务业务外包给国内其他地方比如浙江或江苏某地的一家企业去做，这家外地企业可以是单独的一家企业，也可以是上海企业的分公司或子公司，如果是外包给单独的企业，则称为服务的公司外国内外包；如果外包给子公司或分公司，则成为服务的公司内国内外包。服务的国际外包也包括公司内国际外包（intra－firm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即服务的外国提供者属于同一公司（公司内贸易范畴），公司外国际外包（arm’s－length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即服务的外国提供者与服务的使用者是相互独立的。

“服务外包”是专业分工逐步细化、市场经济逐步深化、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的必然结果。它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服务业的独立化发展，扩大了服务业的规模和容量，促进了服务业的国际化进程。这些又反过来推动整个经济向市场化方向发展，从而使市场经济日趋深化、成熟。如已故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指出，只要有专业化经济、最终产品或服务生产中的中间产品互补经济以及交易成本，就需要权衡取舍。复杂的中间投入种类越多，生产力就越高，但与此相应的是交易次数和相关成本也越多。对服务外包的需求主要是由企业等组织创造的。因此，服务外包的发展是在诸多促进因素和掣肘因素的共同作用即所谓“权衡”下展开的。

印度（比如在Bangalore，Bombay，Hyderadad and Delhi）、爱尔兰、以色列（比如海法）的软件产业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方面引人注目。这些国家软件服务外包迅猛发展的基础具有相似性：（1）都拥有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本。（2）具有英语的语言背景。（3）风险资本的参与和扶持。（4）通过专业的和企业家式的管理进行运作。（5）服务导向型的而不是产品导向型的，是出口导向型的，而不是内向型的。

服务外包的发展是国际分工变化的重要表现。中国如何加快发展服务外包以及中国企业如何参与服务外包市场竞争、提升国际竞争能力，将成为当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各方关注的焦点。当前，有几方面举措值得重视：（1）加强对服务外包问题的研究。（2）注重服务外包领域的人才培养与人力资源开发，既要通晓英语，又要精通业务、精通市场。（3）加强制度建设，重点是知识产权保护。（4）因地制宜，打造适当的平台，以集聚服务外包。（5）加强关于服务外包的统计工作，为政府、企业等方面的决策提供参考与依据。

资料来源：程大中：《服务外包：含义、发展趋势与政策启示》，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加快上海服务外包发展”专家座谈会，2006年7月26日。

（6）服务业国际转移与对外投资日益触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敏感领域。有些服务业部门如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电力、金融等属于一国经济的要害或关键部门；教育、新闻、出版、娱乐、影视、音像制品等服务部门虽非一国的国民经济命脉，但属于国家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意识形态领域。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希望保持本国在政治、文化上的独立性。因此，随着服务领域的不断开放，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来自经济与非经济方面的挑战与压力将越来越大。

三、服务领域中的制度改革与供给能力建设：让服务惠及穷人

实际情况是，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服务部门受到政府管制或干预最多，也最严。这种管制或干预往往与国家所有和市场垄断密不可分^[12]。服务领域垄断与管制的普遍结果是，服务供给严重不足，服务价格居高不下，人们尤其是穷人发现越来越支付不起日渐上涨的服务消费支出^[13]。

正如世界银行《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让服务惠及穷人》指出，在很多情况下，服务无法惠及穷人，不论是从服务的获得、服务的质量，还是服务价格的可承受性上。这尤其反映在直接有助于改善人类卫生保健和教育状况的服务上，包括医疗保健服务、教育服务、供水供电和排污等基础设施服务。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因为接受教育、治疗疾病而导致贫困的家庭不计其数，而免于疾病、摆脱文盲，又是穷人得以摆脱贫困的两条重要途径。

2000年10月，180个国家元首签署了《千年宣言》，保证在2015年之前实现“千年发展目标”^[14]。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经济增长和财政资源是必须的，但这还不够。在服务领域进行改革，确保将基本的医疗卫生和教育服务作为国家的责任，提高服务供给水平和服务质量，让服务惠及穷人。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第一，公共服务存在较强的外部性，所以仅靠私营部门，将不能实现社会所期望达到的健康和教育水平；第二，基本的健康和教育被看作是基本的人权。正如《世界人权宣言》认为个人有获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医疗保健……［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公共部门不能放任健康和教育不管。问题在于，政府如何通过与私营部门、社区和外部合作者合作而尽到这个基本的责任。

如何实现服务的有效供给，让服务惠及穷人？这要取决于实际情况。在不明确的并且难以监督的环境中，政府失灵可能会超过市场失灵，所以出于效率和公平理由的公共提供服务可能不会惠及穷人。此时，应该利用需求方补贴、共同支付、客户监督、服务提供者的互相监督和提供信息等，来引导公共支出用于增强客户权力；通过分权、产生更多信息的服务提供安排、参与制预算分析，引导公共支出用于增强客户的表达，支持利他主义的服务提供者，以及遏制服务提供中的腐败^[15]。

从各国的现实情况看，在供水、环卫、医疗卫生、教育以及供电等基础服务方面也的确存在让穷人受惠的一些例子。比如古巴、哥斯达黎加等。这说明政府和公民可以在提供服务方面做得更好。

《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让服务惠及穷人》向各国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框架，使有助于人类发展的服务能够惠及穷人。在此框架下，将穷人摆在提供服务的中心位置，能改善对穷人的服务质量。如何来做到这一点，方式就是让穷人来监督和约束服务提供者，并在决策中更多地体现穷人的意愿，加强对服务提供者向穷人提供服务的激励措施。公民、政府和捐助者可以朝着“千年发展目标”中所明确的消除贫困的共同目标采取措施，并加快这一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