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富集区开发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三、资源富集区开发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1．可持续发展是资源富集区开发的唯一选择

世界进入20世纪70年代，人们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恶化问题愈加关注，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声。人们对资源、对环境的保护意识逐渐增强，甚至将资源视为生命。对于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大部分国家都开始注重开发与保护，注重技术开发，以技术提升传统的资源开发，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转换，并使生态环境得以保护。资源富集区是个相对概念，随着不断地被开发，资源将会逐渐衰退和贫化，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资源的能力将逐步下降，生态环境也会日益恶化。大多数资源富集区在开发之初采取的开发方式是掠夺式、“嫌贫爱富”式，尤其是不发达国家的开发技术落后，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减低了资源的利用率，而且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威胁极为严重，进一步威胁到资源的耗竭，或环境的改变引起资源状况的改变。如柴达木地区本以盐湖资源为优势，但开采过程中所产生的工业污水的排放，现已威胁到盐湖的化学成分，将会改变盐湖资源的质量。因此，资源富集地区的开发应该是可持续开发，用高新技术对资源进行高效、优质的开发，尽量减少开发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走开发与保护并重之路，实现资源的高效优化配置。

2．资源富集区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是源于后工业社会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一系列不可持续问题，其理论原本是以生态中心论思想为主导，旨在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进化的发展模式，强调社会进步、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三者之间的协同。资源富集区有经济富裕地区，也有经济欠发达地区，无论是经济发达还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都面临着人与环境的问题，尤其是在经济十分落后的背景下贯彻可持续发展观，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和阻力，这是由资源富集区的特殊性决定的。贫困、人口增加、环境恶化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环状关联。这个闭合的恶性因果关系，被称作PPE（Poverty，Population，Environment）怪圈。在发展中国家或贫困地区这种恶性循环现象具有普遍性，PPE怪圈常被作为解释贫困地区贫困机制的一种理论模式。

从图3－3^[5]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口增加、贫困与环境恶化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与相互影响的关系。

人口膨胀使人均资源减少、失业人口增加、人均收入减少、社会设施不足，从而导致贫困；人口膨胀还使土地压力增大，从而引起过度开垦、放牧和砍伐，化肥农药施用量增加、灌溉面积增大，土壤侵蚀、自然灾害加剧，污染和盐渍化增多，从而导致自然环境的退化。

环境退化导致土地生产力下降、人类生存条件恶化、疾病增多，进一步促成贫困。

因为贫困出现的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劳动生产率低需要增加劳动力，社会保障不完善需多养儿以防老，缺乏教育导致无节制生育，妇女地位低下而无力控制生育率等原因使人口行为失控，人口膨胀；还因为贫困，人们的眼前生存需要压倒长远利益、对环境问题和对当前行为的长期后果极其无知，造成环境的进一步退化。

生产能力低下和资金短缺是贫困地区的主要特征，而这二者之间又存在互为因果关系。生产能力的低下，导致贫困地区的资金短缺，而资金短缺又使贫困地区陷入落后局面而难以自拔。

人口的数量和增长状况是表征人口因素的主要变量，人口规模越大，增长基数越大，其增长也就越快。而人口增长越快，人口基数的形成就越快，这样，在人口因素内部就构成了一个人口数量的正反馈和增长的恶性循环。

环境因素也可表示为由两个变量构成：脆弱和退化，环境的退化造成环境的脆弱，而脆弱的环境由于抗干扰能力弱使得其更容易退化，造就形成了环境因素内部的脆弱—退化恶性循环（厉以宁^［32］，2000）。

图3－3　PPE（Poverty－Population－Environment）

3．资源富集区的可持续发展基础

按照我国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系统学研究方向，决定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可以由以下五个基本支撑体系及其间的复杂关系去衡量：第一，“基础支持系统”或“生存支持系统”，即区域人口承载力，这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临界基础；第二，“动力支持系统”或“发展支持系统”、“福利支持系统”，即区域的生产能力和经济竞争力，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牵引；第三，“环境支持系统”或“容量支持系统”，即环境的缓冲能力，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约束限制条件；第四，“社会支持系统”或“过程支持系统”，即社会的稳定能力，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组织保证；第五，“智力支持系统”，即区域管理的调节能力，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科技支撑（曲富田^［33］，1997）。

生存支持系统根据生存能力，可以分成5个级别：

0．00——无法生存（极贫）

0．25——弱度生存（贫困）

0．50——中度生存（温饱）

0．75——强度生存（中等）

1．00——完全生存（富裕）

欠发达地区一般在0．5左右或以下，构成对发展的制约；而其生存能力小于0．25，对发展能力的贡献等于0，也意味着对发展的限制；环境支持系统通过自然环境的恶化，社会支持系统通过社会环境的恶化，构成对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的限制；欠发达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与其科技教育条件限制了人的平均智力水平的提高，管理和决策能力相应地受到限制，也成为智力支持系统对可持续发展的限制条件。由此可见，欠发达地区本身的状况与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距离较大，没有具体途径、方法和模式，空谈可持续发展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巴尼主持的《公元2000年环境》研究也较早地提出了欠发达造成的环境问题并对此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他认为欠发达情形下的人口，经常是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如果不加以控制，很快就会超过他们所依存的局部环境的承受能力。只要传统型文化的需求仍然大大低于他们所依存的局部环境维持能力，人口就可能增长，而对环境影响极小。然而在接近生命维持能力时，环境便开始恶化，侵蚀和降低以前享有的生活质量，分配日益短缺的资源所引起的社会紧张和冲突往往会接踵而来。最后，就会破坏和降低环境维持生命的能力。贫困被看作是环境恶化及其他灾害的根源。发展水平越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难度越大。欠发达地区生产力水平的相对低下、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的矛盾、环境保护资金投入的不足以及面对危机的技术应变能力的缺乏等是增加实现可持续发展难度的主要原因。

另外，前文作者已经分析了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的PPE循环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恰好是影响欠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死结，欠发达地区开发首先要打破既有的恶性循环。有人认为，贫困、人口、环境问题由贫困而生，又归结为贫困这个结果，经济发展可以解决贫困问题，最终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欠发达地区大多数处在生态环境恶化、土地生产力低下、人文环境较差的区域，若不顾环境继续发展经济，则不仅经济发展水平不可能提高，还会使环境更加恶化；而若延缓开发或停止经济活动保持和恢复生态平衡，则地区大量的人口将失去生活来源，贫困将会加剧甚至引起社会系统的崩溃。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永续生存，“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因此，可持续发展应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面对欠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就不能单纯强调生态中心论或经济中心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稳定与平衡，更强调发展，不发展就难以解决人口增长与人民生活改善问题，也难以解决资源环境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前提是在平衡与稳定基础上持续不断地发展。而特别适用于欠发达地区开发的一种新的可持续发展思路——生态发展观将较好地解决上述一系列矛盾。

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之间存在的倒U型关系，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贫困肆虐，资源利用及对污染等征税缺乏效率，人们环境意识程度低，很少或根本没有资金投入环境保护，人们注意的焦点在于维系生计和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几乎对环境舒适问题没有要求；同时，在发展的较低水平阶段，环境的自净能力尚未遭到破坏，也可以作为一种很有价值的经济资源，允许一定程度的污染存在。因此，此时的环境污染标准是较低的，环境退化是有限的。随着发展进程的加快，农业现代化经营和工业化的程度不断加深，资源消耗速率加快。与此相反，由于环境意识的时滞效应，环境保护支出的增长十分缓慢，结果使生态环境不断被破坏，环境质量持续下降。在收入和财富的较高水平，经济变得相对发达，人们对环境舒适的需求增加，环境意识得到强化，并不断形成一种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压力，要求制定和实施环境管制，增加环境保护的预算支出；技术更为先进，环境保护能力增强，这不仅导致排污量的减少，而且还引发产业结构的变化。于是环境退化得到遏制，环境质量得以改善。

但是在当今的欠发达地区开发过程中，并不能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发展历程都符合这一关系而认为环境恶化只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暂时现象，就可以“先污染，后治理”。因为，在发展初期环境退化一旦超过生态阈值，将会不可逆转，如果在经济发展起飞阶段就严重枯竭或衰退，就难以形成完整的倒U型曲线，即使能够恢复，也需要较长时间和较高的成本。更何况有些环境恶化如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将大大降低土地生产力，影响经济产出，从而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欠发达地区开发从最初阶段就应该坚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努力降低库兹涅茨曲线的峰值，使环境恶化上升阶段尽可能平缓并且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