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经济考虑的局限性

二、纯经济考虑的局限性

随着各国经济、政治不断发展，形成FTA可能不再单纯地只是关注经济利益，而是有其他方面的考虑。各国的谈判目标、参与动机和目的均是多样化的和差异性的，有可能其中一个或两个起到主导作用，因为谈判及协议的目标所反映的利益在不同国家内部均存在较大的差别，虽然追逐经济利益还是最主要的动机，但是如果仅仅从经济利益方面来考察FTA的原因又会非常片面，并且可能会得到与经济理论相背离的结果。目前对非经济因素的考虑也成为许多自由贸易区成立的促成因素。

如在美国“9.11”事件后，国家实力已经形成了一种军事、经济和国际政治关系纵横交错的三维格局。各种力量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政府控制，综合了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媒体甚至恐怖组织等多种因素。任何单一的政策取向和考虑都可能因为破坏了3种力量的总体平衡而导致国家危机。

自由贸易协定有两个重要收益:一是有助于改善成员国的国内安全;二是可以对抗来自第三国的威胁。因此，各国政府热衷于双边贸易谈判也折射出了这种通过建立经济纽带来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政治联系的目的。自由贸易协定由点到面的政治经济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外交力量，对协定外的国家具有相当的强制和胁迫力量。例如，遏制原教旨主义的蔓延是地中海国家与欧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个重要动机。埃及、摩洛哥和突尼斯通过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减少了这种担心。南非发展共同体(SADC)最初就是为了对抗来自南非的威胁。中东欧国家要求加入欧盟则是为了抵御来自俄罗斯的威胁。1986年巴西与阿根廷两国签署的“一体化和经济合作计划(PICAB)”大大缓解了相互间的不信任或敌视关系。这项合作计划还为1991年的南方共同市场奠定了政治基础。

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民主的国内政治的企盼，也促成了部分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贸易和平论”虽然对和平与贸易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有所片面，但纵观历史事实，可以发现以往历次重大战争的爆发其背后都有着重要的经济原因，而这些经济原因中最重要的往往又是由贸易收支不平衡带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当今国际社会地区冲突不断，其中除了由民族与种族问题造成的之外，大部分是由经济发展不平衡所致。自由贸易协定不仅减少了关税和非关税形式的贸易壁垒，而且也促进区域内各国在经济、政治、国家安全、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的合作，从而增进了解、减少冲突。布什政府在越战结束后历史性地与越南就双边经济合作所做的接触，可以看出在经济杠杆的指挥下，意识形态和历史问题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达到缓和。

因各国普遍存在的比较优势而进行的国际贸易，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互通有无，而且随着双方经济交往的进一步加深，资本、技术、信息乃至思想、意识形态和观念都将发生相互影响，这些方面的交流对于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落后的原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国家的民主进程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对国际经济规则制定“话语权”的掌握，是一部分自由贸易协定产生的另一种政治原因。自由贸易协定因为参与的国家数量多，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过程中掌握着相当一部分“话语权”;同时，规则对民族国家的约束力迫使任何国家都不能再忽视规则的制定过程。

因此，如果仅仅从经济因素上考虑自由贸易区组建的原因，一方面势必会使研究陷入困境，另一方面可能也会给暂时没有组成自由贸易区但又准备组建的国家提供一些未必正确的指导方针。事实上，美国和日本在制定FTA伙伴国的选择标准时，都将政治、文化和外部环境等方面的因素考虑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