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第三节　沉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国际金融危机是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全局性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这场危机从2008年爆发，至今余波未平。世界经济遭受重创，复苏进程艰难曲折，中国也受到严重冲击。但由于党和政府见事早、判断准、行动快，应对措施比较得力，经济在世界各国中率先实现了企稳回升。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2007年，美国房地产金融市场爆发了次贷危机，它如一匹脱缰的野马，愈演愈烈，逐步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由美国扩散到欧洲、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次贷危机爆发之初，国际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就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

早在2007年8月，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就提出，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形势下，必须增强国家经济安全监测和预警、危机反应和应对能力，增强金融业抗风险能力，以确保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12月初，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谈到美国次贷危机问题及其影响。他指出，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加剧了全球金融的不稳定性，一旦出现全球性金融危机，引发世界经济衰退，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带来不利影响。为此，要准确把握世界经济走势，未雨绸缪，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要及早制定预案，妥善应对，趋利避害。^[5]此后，中国在积极主动地开展经济工作的同时，更加注意观察次贷危机蔓延等情况及其影响。这些见微知著的敏锐洞察和防范，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争取了主动。

进入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进一步扩散，自第二季度起，欧元区、英国、日本和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相继出现负增长。世界经济增长波动和放缓对中国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在2008年上半年开始显现，广东、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的贸易出口因外部需求收缩而严重受阻，增幅逐月下滑。同时，受国际市场上能源、粮食等初级产品价格居高不下的影响，国内物价出现大幅攀升，通胀压力加大。就在经济形势渐趋严峻之际，四川省汶川等地又发生了“5·12”特大地震，给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带来了巨大考验。

面对这些复杂因素和严峻挑战，2008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省区市和中央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会议在对抗震救灾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的同时，全面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再次强调要注重防范经济风险，充分认识金融危机的突发性特征，妥善把握金融开放的节奏和幅度，切实保障金融安全。7月初开始，党中央、国务院着手对经济工作进行调查研究。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等专门到长三角、珠三角、华北等地考察、了解经济运行情况。7月8日至11日，国务院连续召开三次经济形势座谈会，就物价上涨压力加大、煤电油等基础原材料产品供应紧张和出口困难等问题分别听取地方负责人和经济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在深入分析挑战和困难的基础上，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明确将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从年初的“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宏观调控首要任务的调整，为此后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财税金融经济政策的出台作了准备。

2008年9月，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为标志，美国次贷危机进一步演变为全球性国际金融危机。这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中国面临的经济形势更加严峻，从中小企业到大中型企业、从出口部门到其他部门、从东部沿海地区到内陆地区，都受到了巨大冲击。2008年第四季度全国经济增速从第三季度的9.0%陡然滑落至6.8%。^[6]伴随经济下滑，一些行业、企业发生经营困难，财政出现减收，不少小企业倒闭，就业压力增大。

面对极其复杂严峻的形势，党中央、国务院迅速行动，果断地将宏观调控的着力点转到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上来。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对形势和任务特别是经济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强调要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11月5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作出了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决定，将财政政策由“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这是在7月调整宏观经济首要任务后，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的又一次重大调整。按照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要求，这次会议出台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主要包括：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

2008年底至2009年初，中国经济面临着21世纪以来最为困难的局面。国际国内对中国这次能否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稳定发展还存在着不少疑惑。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指出，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危机既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党中央做出这样的判断，统一了全国上下的认识、稳定了人心、提振了士气。在此基础上，这次会议对2009年经济工作提出了总体要求，强调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立足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和动力，加强社会建设，加快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防止经济增速下滑过多，体现“保增长”的要求，中央将2009年经济增长速度定为8%。^[7]

按照中央的部署，经济发展要着力在“保增长”上下功夫，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坚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政府制定实施了一系列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配套举措，进而形成了较为系统完整的一揽子计划。2009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进一步充实细化了“一揽子计划”，一是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实行结构性减税。在投资方面，实施总额4万亿元的两年投资计划；在结构性减税方面，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提高纺织、服装、石化、电子信息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等。二是大范围实施调整振兴产业规划。密集推出了汽车、钢铁、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电子信息、轻工、石化、有色金属、物流等十项重点产业调整与振兴的规划。三是大力推进自主创新。进一步加大财政对科技的支持力度，积极引导企业进行自主研发，加快实施科技重大专项。四是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随着“一揽子计划”逐渐发挥效应，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率先实现回升向好。从2009年第二季度起，经济实现止跌回升、增长7.9%，比第一季度加快1.7个百分点，随后经济增速一季快于一季，2009年全年增长8.7%，^[8]实现了“V”型反转，“保八”目标顺利实现。

度过新世纪以来最为困难的2009年后，中国经济开始企稳回升，但国际国内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经济回升基础还不稳固。为此，200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继续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总体来说，2010年中国宏观调控核心就是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之间的关系。

2010年，中国经济形势好转，第一至四季度分别增长11.9%、10.3%、9.6%和9.8%。伴随经济回暖，物价上涨的压力却不断加大。从2010年7月开始，由于经济下行风险始终存在，货币政策未适时趋稳，以农产品为主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较快，价格总水平逐月攀升，CPI连破4%、5%大关。在这种形势下，12月，中央及时调整宏观调控方向，决定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进入2011年，国内物价上涨的压力进一步加大，稳定物价总水平顺势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国家坚持综合施策，合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信贷增速，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大力发展生产，重点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保障供给，坚定不移地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搞活流通，加强监管。在一系列政策作用下，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从2011年8月份起逐月回落，扭转了一度过快上涨势头，12月份物价从7月份高涨的6.5%逐步回落到4.1%。同时，全年经济增长保持在9.2%，呈现增长较快、价格趋稳、效益较好、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9]

目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显现，世界经济下行压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国际形势依然严峻。加上国内发展困难增多，党中央、国务院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工作仍在抓紧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