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国际分工的理论依据

2.1.2　产业国际分工的理论依据

与国际分工的深化相伴随，国际分工理论也自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始，与国际贸易理论相交织，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

古典阶段的绝对成本说、比较成本说，以及新古典阶段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是产业间国际分工（Inter-industry Specification）的重要理论基础。

古典阶段是国际分工理论的创立阶段，该阶段的代表学说包括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说（也称为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绝对成本说认为，每个国家都有生产某些特定产品的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或者自然禀赋），这些条件使得其生产特定产品的成本绝对低于其他国家；如果各个国家按照各自的绝对有利条件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彼此交换（国际贸易），将会最有效地利用各个国家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大有裨益。该理论的前提是一国必须在某些特定产品的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比较成本说不局限于上述前提，认为只要各国之间在某些特定产品的生产成本上存在相对的差异（假定劳动生产率不同），就可能有国家间的生产分工与贸易，即一国在用于国际贸易的产品上不一定具有绝对的优势，只要同他国相比具有相对优势，就可以利用这种相对优势生产商品并用于交换。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司徒亚特·穆勒用相互需求原理回答了两国间分工利益的分配问题，即国际交换比率的确定问题。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国际分工理论进入新古典阶段。该理论继承并发展了比较成本理论，其中两个基本结论，一是价格差别是决定国际贸易的直接因素，而价格差别由各国间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二是一国在国际贸易中趋向于出口利用该国相对丰富而廉价的要素生产的要素密集型产品，趋向于进口依赖该国相对稀缺而昂贵要素生产的要素密集型产品。这一阶段，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在检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的过程中，发现了被称为“里昂惕夫悖论”的与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推理结果相悖现象，而为了解释这一结果，国际分工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由基辛（D.B.Keesing）加以发展的熟练劳动说、凯南（P.B.Kenen）等提出的人力资本说、波斯纳（M.U.Posner）提出的技术差距说、以弗农（R.Vernon）和威尔士（L.T.Wells）为代表的产品生命周期说等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产品在不同国家生产和出口，使比较优势理论从静态发展为动态；产品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要素密集度的变化，可以解释贸易比较优势在先进国家和后进国家之间的转化；技术差距说认为国家间的技术差距是形成国际分工和贸易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贸易理论是分析产业内国际分工（Intra-industry Specification）的重要理论基础，由以保罗·克鲁格曼（P.Krugman）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创建，用以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中出现的产业内分工现象。

新贸易理论综合了产业组织和市场结构等理论，用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产品差异化等概念来构造贸易理论模型，分析产业内贸易的基础。起初新贸易理论旨在用实证的方法解释贸易格局，填补传统贸易理论的逻辑空白，包括1960年佛得恩（P.J.Verdoom）对“荷比卢经济同盟”集团内贸易格局的研究，巴拉萨（B.Balassa）对欧共体成员间工业制成品贸易的分析等，后来发展成为以规模经济和非完全竞争市场为两大支柱的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格鲁贝尔（H.G.Grubel）和劳埃德（P.J.Loyd）于1975年编写的《产业内贸易：差别化产品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度量》可以看作是相关理论研究的里程碑，该研究通过将贸易相关费用引入H-O模型，修正H-O模型的前提条件，对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提供了一个方法。20世纪70年代，迪克西特等创立了新张伯伦模型，将垄断竞争理论运用到产业内贸易领域。20世纪80年代初，布兰德（J.Brander）和克鲁格曼建立了差别模型以解释标准化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现象。

产品内国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fication）尚未形成普遍接受的定义，被提及较多的，是将产品内国际分工界定为产品制造过程中包含的不同工序和环节被分散到不同的国家进行、从而形成以工序、环节为对象的新型国际分工形态这一观点。

国外学者对产品内分工理论的论述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如凡涅克（Vanek，1963）、梅尔文（Melvin，1969）及沃尼（Warne，1971）的两阶段生产模型，巴拉萨（Balassa，1965）、科登（Corden，1966）、琼斯（Jones，1971）及巴哈瓦第和斯蒂尼瓦桑（Bhagwati ＆ Stinivasan，1973）的垂直两阶段生产模型，迪克西特和格罗斯曼（Dixit＆Grossman，1982）在两阶段生产模型基础上发展出的多阶段生产模型，这些基本属于阶段生产模型（Staged Production Model）。赫尔莱纳（Helleiner，1973）观测到在纵向一体化条件下、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存在着劳动环节转移的产品内分工形态，奠定了产品内分工模式的理论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品内分工理论开始盛行。琼斯和基兹科威斯基（Jones＆Kierzkowiski，1990）提出了“零散化生产”概念，用以表示将生产过程分离开来并散布到不同空间区位的分工形态；克鲁格曼（1994）将产品内分工描述为“分割价值链”，提出产品区段全球分工生产是一个“双赢”的过程；“生产非一体化”和“贸易一体化”是芬斯特拉（Feenstra，1998）用来反映产品内分工情况下现代国际贸易和全球生产特点的概念；巴哈瓦第和德黑贾（Dehejia）用“万花筒式比较优势”（Kaleidoscope Comparative Advantage）定义产品内分工；格罗斯曼和黑普曼（Helpman）的一系列论文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分析和不完全契约理论引入产品内分工理论，形成了全球生产组织理论范式。国内代表学者卢锋（2004）在明确产品内分工概念基础上，将产品内分工、产业内分工、产业间分工等常用分工概念进行了分析比较，初步建立了一个以产品内分工为中心的分析框架。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理论依据涉及比较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规模经济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内部化理论等。

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影响较大。波特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往基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理论不能很好解释当前国家间的贸易形势。竞争优势有两种形式：成本领先和标新立异；标新立异的背后是区别于资源禀赋的后发和潜在比较优势。影响一地产业竞争优势的有四项因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以及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表现，形成一个“钻石模型”；机会和政府是影响竞争优势的两个重要外生变量，通过影响“钻石模型”的四个因素，以四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与配合为基础，提升或降低国家的产业竞争优势。波特认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来自于某几种主要产业的成功，它们构成纵横交错的产业集群；各国竞争优势的形态以产业集群面貌出现，呈现由客户到供应商的垂直关系，或由市场、技术到营销网络的水平关联；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会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这是形成产业集群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旦产业集群形成，其内部产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一种产业链现象。同时，波特强调，任何国家的产业集群发展必须得到政府在政策与措施方面的支持，才能发挥正面积极的效果。先进国家政府在产业群聚政策上主要扮演“集群促进者”、“集群提升伙伴”、“集群厂商联盟者”以及“集群投资者”的角色。政府对产业集群的投资有三大重点方向：一是集群产业技术的开发；二是集群必要的基础建设；三是新兴科技的发展。

规模经济理论起源于美国，揭示的是大批量生产的经济性规模，即在一特定时期内，企业产品绝对量增加时单位成本下降，即扩大经营规模可以降低平均成本，从而提高利润水平。该理论的典型代表人物有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张伯伦（E.H.Chamberin）、罗宾逊（Joan Robinson）和贝恩（J.S.Bain）等。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大规模生产的利益在工业上表现得最为清楚。大工厂的利益在于：专门机构的使用与改革、采购与销售、专门技术和经营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划分。”马歇尔认为，依赖于个别企业对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组织和经营效率的提高而形成的“内部规模经济”和依赖于多个企业之间因合理的分工与联合、合理的地区布局等所形成的“外部规模经济”，是规模经济形成的两种途径。他进一步认为，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规模报酬将依次经过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不变和规模报酬递减三个阶段。此外，马歇尔还发现了由“大规模”而带来的垄断问题，以及垄断对市场价格机制的破坏作用。规模经济与市场垄断之间的矛盾就是著名的“马歇尔冲突（Marshall’s dilemma）”，说明企业规模不能无节制地扩大，否则所形成的垄断组织将使市场失去“完全竞争”的活力。之后，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和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伦针对“马歇尔冲突”提出了垄断竞争的理论主张，使传统规模经济理论得到补充。

交易成本理论的代表是美国学者科斯（Ronald Coase），他从市场交易成本角度对企业规模经济作出独到的解释。科斯认为交易费用的存在是企业产生的根本原因，企业最显著特征是能作为市场机制的替代物。以价格机制为导向的市场每组织一笔交易都要花费一定费用，即交易成本，包括获得市场信息的成本、谈判和签约的成本、合同风险的成本等。当生产同样产品、零部件以及工艺流程阶段的人将各生产要素集中生产时，就可以减少交易数目、交易次数和交易摩擦等交易成本。换言之，如果通过“组织”并以“权威”方式来“安排”有关活动，交易成本就会得到节省。这里的“组织”就是企业，“权威”是指企业内部的行政管理，“安排”代表了“交易的内部化”。因此，企业实际上成为市场的替代物。仅当企业用于交易的内部管理费用与所节约的市场交易成本相等时，企业才会停止规模扩张。此外，科斯认为，当两个或更多企业组织的交易由一个企业来组织时，便出现了一体化，企业一体化的过程就是交易活动内部化的过程，企业间关系结构的每一步变化都和规模经济有关，增加的组织费用与所节约交易费用的比较，是企业间合并是否成功的主要因素，这可以看作是交易成本理论对企业一体化问题的解释。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Alfred D.Chandler）在《看得见的手》一书中也指出，当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机制的协调带来更大的生产力、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利润时，现代多单位的工商企业就会取代传统的大小公司。交易成本理论不仅是现代企业理论的核心，同时也是规模经济理论的重要发展。

内部化理论，又称市场内部化理论，是英国里丁大学学者巴克莱（Peter J.Buckley）、卡森（Mark Casson）与加拿大学者拉格曼（A.M.Rugman）等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沿用科斯的新厂商理论和市场不完全的基本假定，于1976年在《跨国公司的未来》（The Future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一书中提出的。其核心思想是：由于市场的不完全，若将企业所拥有的科技和营销知识等中间产品通过外部市场来组织交易，则难以保证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若企业建立内部市场，可利用企业管理手段协调企业内部资源的配置，避免市场不完全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质是基于所有权之上的企业管理与控制权的扩张，而不在于资本的转移；其结果是用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代替外部市场机制，以便降低交易成本，以便拥有跨国经营的内部化优势。

综上所述，绝对成本说、比较成本说、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等提示了产业间、产业内国际分工和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解释了产品生命周期中不同国家比较优势的转化；竞争优势理论提示了产业竞争优势的分析框架、支撑产业竞争优势的产业组织，以及一国政府在国家竞争力形成、特别是在产业集群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规模经济理论为一地以本地要素禀赋为基础、专注于某一产品的特定价值环节，从而为形成较低的生产成本以获取贸易利益的分工现象提供了依据；交易成本理论为我们分析产业分工的成因和边界、探索改变在产业国际分工中地位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而内部化理论为我们研究企业在推进产业升级过程中，处理同全球价值链治理者关系的选择提供了一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