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超世代领新潮

赶超世代领新潮
——成都国民电影院

成都国民电影院，为1949年前成都7家电影院之一。(其他6家为：新明、智育、大华、中央、蜀一、蓉光)。它于1942年2月15日建成，基地面积1523．68平方米，房屋面积898．97平方米，厢房面积83．73平方米，建筑费20万元，影院资本40万元。

这座影院地基，原本是回族江瑞五的1座公馆及4间商业铺房。1938年，重庆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黄次咸派其侄黄湘潮为代表与江瑞五商议并签约租用这地基修建电影院，双方议定，从电影院建成开业之日起，月租金250元，租期二十年，到期无条件将房产归属江瑞五。

1938年12月，电影院呈请建院，当局以提督西街为中心区，马路街房将拓宽为理由，未予批准。1939年2月再次恳请兴建备案，提出4点理由：(1)抗战建国之际，争取胜利，复兴民族之时，电影实为宣传国策、训练民众最好的工具，设电影院应予奖励。(2)据调查敌国日本共有2500家电影院，东京一市即有280座之多，自侵略战争开始不过一年，即制成战争影片600余套在各大都市昼夜不停地向其民众放映宣传。反观我国抗战影片不及敌人的1/20，应多建电影院以助宣传抗日。(3)本院系与重庆基督教青年会合组而成，该会在渝、蓉自办电影院以来，除尽量选择含有教育、生产及抗战意义的影片外，对农村教育，用两辆汽车流动义务放映有益的影片，以助政府在兵役及生产、卫生等方面的宣传。倘在此多设一家电影院，多一进片场所，也多一义务供给该车影片的机会。(4)电影院地点交通便利，疏散迅速，两端均通大马路，对观众颇为安全，建筑亦觅具有声望之公司承建，对于坚固与卫生必是相当完备，并决不图利。

有了呈报的4点理由，当时政府不好再推，于1939年2月25日批示：“以提高民众抗战意识为目的，自非纯利者可比。查核当属可行，始于从宽暂准试办。影片应以激发民族意识，宣传抗战为主，而收抗战之实效。”电影院是由重庆基泰工程公司设计承建，于1942年2月竣工落成，初为设备简陋的一连五木条座椅，1942年才有固定座位，有1200座，1944年11月，又增加40个座位，1946年6月，又增加到1280个座位，1949年9月座位增至1440座。电影院建成后由重庆调来放映员。于1942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一)，国民电影院才正式开幕，首映影片为国产片《刘倩倩》。

国民电影院初期，是重庆市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独资经营，由青年会总干事黄次咸任总经理，经理杨培春，另设副经理1人。不久，影院易主。1942年至1943年由李召南继任经理。1944年至1945年初由张秋霞(浙江人)主持全面工作。1945年，重庆基督教青年会需收回资金，便转让给川康绥靖公署经理处长甘鉴斌等经营，并组成董事会，由甘鉴斌任董事长，江瑞五为董事，黄治安为经理。1947年因甘鉴斌事务繁忙，不愿继续经营影院，影院再次易主。新组董事会，江瑞五任总经理。

1942年国民电影院开幕后，正值日机轰炸成都频繁时期，影院白天停映，晚上营业，业务不佳，几个月后出现亏损，因而改变经营方式，电影、戏剧交替演出。重庆怒吼剧社来蓉在国民电影院演出《牛郎织女》话剧，北平戏剧学校王泊生率领部分学员也在国民电影院演出一段时间京剧，有铁铮(铜锤花脸)、花旦赵荣琛等有名演员，后又有夏声京剧团演过京剧《陆文龙》等。上海影人剧团白杨、吴茵、张瑞芳、金焰等在国民电影院演出过《大地回春》、《武则天》、《罗密欧与朱丽叶》等话剧。正是改变了经营方式，影院才得以勉强维持。

从上映国产片《金粉世家》、《草莽英雄》后，业务稍有好转，特别是由江瑞五出任总经理，重新组建影院后，争取第一部中央电影制片一厂出品的《乘龙快婿》上映后，相继又映出由王丹风主演的《青青河边草》，上座都很好，获得片方的信誉。在争取连映过程中，同一影片的上座率，国民影院不如智育影院好，不但不能在营业上收取利润，自己还要贴本添上票数，以次来显示比智育营业好，以便求得片方欢迎，由于采取赔本经营手段，赢得了片方的信任，片方主动上门供片，以致后来成为智育、蓉光映国产片的主要竞争者，如《乌鸦与麻雀》、《万家灯火》等影片3院都是同映。

在这期间，国民电影院有职工50余人，回族占绝大多数，也有其他少数民族。其中院务主任为苏驾生(满族)，机务主任刘文林(满族)，票务主任江子伟、马祟云、张丕林，机务方面马汝文、马汝弼、马宗志、东延寿、兰蓉，招待有蔡伦熙，秘书为白呈样，贩卖部有安贞吉，出纳张世安等均是回族。每日3餐，全部清真伙食。

国民电影院每月特邀请蜀华中学全体师生员工观看电影1次，以表院方欢迎，同时也发挥了电影、戏剧宣传教育群众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宣传电影消息，还办了1小型印刷厂，印制《小夜报》八开两版，刊登电影消息，每日午后出版。

国民电影院在长期的经营期间，经常遭劫难。1946年6月，军官大队队员2人带女客6人无票强行进入被阻，后约集数十人，到电影院生事，捣毁挂钟、电灯等。又如1947年8月，有佩带中训团胸章一军人到影院无票入场受阻，晚上8时许带队员30余人拥入电影院肇事，银幕、外幕被撕毁，打坏电灯数盏，绑走影院稽查人员1人。1948年4月，有宪兵数十人(1/3全副武装)来院声言找院方及警察生事，当时派驻影院的弹压队指挥官杜级三立即电话报告，即被宪兵将其头部打破，血流如注。电话机耳筒打断，室中餐具被捣毁，伤人毁物后向鼓楼南街跑去。在军警追缉中，武装宪兵开枪拒捕，当场抓获一人名毛杰，查其原因系日前有宪兵二团四连列兵某带客人院受阻，便纠众报复，造成流血事件。通过这几件事，可见当时社会秩序的混乱，影院职工和观众的人身安全不能得到保障，特别是验票员被侮称为“肉丁”，经常是肇事中的挨打对象。

1950年吴慎章、刘文林、马忠义3人合资承顶国民电影院，改名为“合记国民电影院”，吴慎之任经理。

1951年初，川西军区以1000平方米，按当时国家折实价计算，买了国民电影院产权，同年2月2日正式更名为“胜利电影院”。1957年更名为“四川军区影剧院”，1963年更名为“成都解放军剧院”，1975年更名为“成都解放军影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