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催生民主转型

1.2.5　经济发展催生民主转型

经济发展使社会进行分化，而分化的利益多元主体，在自由的价值引导下，必然展开追求民主的行动，行动成为人们的一种民主的实践。而由于经济发展、文化模式等多因素差异，民主行动的方向和结构可以有一定差异，但是，经济发展还是推动民主化的进程。在20世纪60年代后，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间的关系研究成为一股热潮，而形成这股研究的热潮是因为在这个时期发展中国家并没有遵循当时时髦的现代化理论所描绘的轨迹向前迈进，有的国家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迈入民主化的行列，如东亚国家；有的国家则陷入了普遍的政治动荡和暴力冲突，掉进了所谓“发展的陷阱”，威权主义依然当道，民主化的曙光也未出现。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一些政治学学者开始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理论上的解释，其中亨廷顿就是这一领域的杰出代表。他对利普塞特关于经济发展有可能导致政治不稳定的观点进一步发挥，认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却滋生着动乱”。^[25]亨廷顿对民主化的发生原因进行了探讨，归结了引起民主化的变项，其中主要的经济变项有：一个高水准的总体经济富裕；相对平等的收入或财富分配；一个市场经济；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高识字率和高水准的教育；等等^[26]。每一个国家的民主化是各种原因结合的结果，产生民主的原因因国家不同而异。尽管如此，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密切相关，尤其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经济发展的因素对政治民主化有着极大的影响。经济发展虽不是政治民主化的充分条件，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这个社会的民主化，但“经济发展的程度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一种全面的相关性”^[27]。

经济发展能为民主政治创造有利的基础和条件，能引起并推进民主化的进程。亨廷顿坚持了利普塞特关于经济发展有利于民主政治的观点，通过经验性归纳，他得出在全球范围内，民主与财富之间有一种正相关的联系，多数富裕的国家是民主国家，而多数的民主国家也是富裕国家，虽然富裕国家并非都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也并非都是富裕国家，但二者之间的复杂性和相关性并存^[28]。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会导致新的更加复杂多样和互相依赖的经济体系，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这就要求分散决策权，促进民主化的发展；经济发展不仅会促进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且在公民个体层面会鼓励民主化的价值观，经济发展的富裕程度往往决定了其公民的价值观和态度，培育了人际间的相互信任、生活满足感和凭能力竞争的性格，这些情感与民主制度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经济发展提高了社会中的教育程度，而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公众能够构成对民主化的支持；经济发展产生了更多的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可供在各个团体中分配，这会促进融合和妥协，政治越来越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妥协宽容得到提倡，使民主精神和民主意识在全社会得到张扬。

从实践经验来看，向民主的转变应主要发生在中等或中上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穷国，民主化不可能，在富国，民主化已经完成。亨廷顿力图在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化之间建立一种定量联系，提出了民主转化的经济“转变带”概念^[29]。在这个特殊发展水平上的国家最容易转向民主，多数转向民主的国家都应在这个经济水平上。当国家经济发展进入这个阶段，它就有了民主化的希望。此外，虽然经济发展的因素并不能直接引起民主化，也不能满足民主化的所有充分条件，但经济发展是与民主化联系最强的变量。“贫穷是或可能是民主发展的最主要障碍。民主的前途有赖于经济发展的前途。”^[30]

经济发展、教育水平和民主之间的紧密关系在南欧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1958年，西班牙开始实施一项经济自由化政策，用对外开放的经济自由政策来取代佛朗哥体制的重商主义政策，于是出现了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在佛朗哥去世前的十年间，西班牙经济年增长率为7.1%。葡萄牙和希腊紧随其后，增长率分别达到6.2%和6.4%。工业化引起巨大社会变革：在西班牙，1950年时只有18%的人口居住在超过10万人的城市中，到1970年时，该数字已经提高到34%；1950年时，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人口的半数从事农业，而整个西欧的这一比例只有24%，而西班牙降到了21%。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教育水平和个人收入也得到提高，在欧洲共同体内部开始重视消费文化，但它们创造了一种一旦政治条件成熟，多元化即可盛行的社会氛围。佛朗哥派手下的西班牙经济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罗多，领导了西班牙绝大部分的技术革命，据报道说，他曾说过，西班牙在人均收入达到2 000美元时就可以实行民主。事实证明，他的讲话非常有预见性。1974年，就在佛朗哥去世前，西班牙的人均收入达到2 446美元。西班牙的民主转型是发生在经济发展“转变带”的典型。

教育是经济发展的直接社会后果，克罗奇等人在提交给三边委员会的报告中认为，影响政治参与和态度的唯一最重要的特征是教育。几十年来，美国的教育水平一直飞速上升。1940年，受过初等以上教育的人不到40%；1972年，75%的人受过高中教育、75%的人分别受过高中（40%）或者大学教育（35%）。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他参与政治活动的可能就更大，对政治问题的态度更坚定，也更有思想性，对社会文化和外交政策就会持更加“开朗的”、“自由的”或者“灵活的”观点^[31]。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其教育水平和人均GDP在亚洲处于第二位和第三位，政治制度的改变也是亚洲最深刻的。例如台湾，执政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有45%具有大学学历，而且都曾在美国留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美国为60%，英国为22%，而中国台湾竟达到45%，韩国为37%。事实上，最坚定地推动“议会”、更多的代表民意的正是台湾“议会”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议员”。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韩国民族有重视教育的优秀传统，建国后历届政府都注重发展教育。到80年代初，就人口构成而言，韩国大学生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仅次于美国。韩国民主人士一直把他们发达的教育、高智力的人口构成作为民主的主要资源。教育是经济发展的直接后果，是民主化的另一个重要发源地，大众接受更多的教育是民主浪潮的直接推动力，促进民主政体的建立和巩固。民主化转型的实现是多种作用力的结果，但经济发展水平仍是其根本原因。

以上对民主的经济条件的研究实际上都带有综合性的特点，都分别不同程度地强调了经济发展带来的有利于民主的社会结构、有利于民主公民素质以及经济发展状况下形成的国家与社会间的政治秩序等。可见，经济发展对民主变迁影响的一般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从根本上改变和扩张政治文化，人们接受更高的教育，人与人之间更加独立、自我、理性和宽容，这些个人品质都有助于民主的发生与发展；经济发展改变社会阶层结构，经济水平处于较低的阶层更多以渐进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政治变迁并逐步实现向社会上一层次的垂直流动，社会产生出庞大的中产阶级阶层，处于较高经济水平的阶层对民主变迁采取接受而非抵抗的态度，这都有利于民主的变迁；经济发展改变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退出”社会，国家与社会在政治领域的争夺不再是零和游戏；经济发展有利于公民社会的形成，社会中介组织和机构迅速发展；经济发展使政治渠道也发生变化，现代化理论认为，如果其他国家变得和经济发达国家一样，那么它很可能也将变成政治民主的国家。当然，民主化是一个总的历史进程而不是最终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