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图书出版对外输出能力

二、改革开放后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国民经济建设开始走上正常轨道，科学和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发展，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这一切给对外图书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环境。由于党和国家的重视，各图书外贸单位的共同努力，我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在经过一段整顿与恢复之后，进入了稳步发展的新阶段。

改革前主要弊端是一个口子经营，独家进口和独家出口难以满足国内外出版物市场的需要。改革思路主要有:增设进出口机构、扩大经营自主权、扩大经营范围、独立核算、引进竞争机制。改革分为两个阶段。

1.初步确立市场体制阶段(1978—2000)

成立了五大国家级出版物进出口公司和一批地方进出口公司。国家级的有: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隶属国家出版局)、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原中国图书进口公司，隶属国家科委)、中国缩微出版物进出口公司(隶属中国国际书店)、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原中国国际书店，隶属文化部)、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隶属国家教委)。地方级的有:上海图书发行公司、北京图书进出口公司、广东省图书进出口公司、天津出版对外贸易公司、福建省出版对外贸易公司、广东省出版对外贸易公司等。

2.逐步完善市场体制阶段(2000—2010)

中国出版进入国际市场进程加快，进入方式多样。

(1)创办海外出版公司。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已经创办中国出版(悉尼)有限公司、中国出版(温哥华)有限公司、中国出版(巴黎)有限公司、中国出版(首尔)有限公司，形成了英、法、德、日、韩5种语言的出版格局。2010年6月，盛大文学与旧金山政府商讨在美国建站。

(2)重组海外出版公司。2010年4月腾讯3亿美元对社交网站Facebook的投资方之一数码天空科技公司进行收购，实现曲线持股。8月，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继7月收购美国“全球速卖通”之后，第二次全资收购美国Auctiva公司。9月，安徽出版集团收购拉脱维亚S＆G印刷公司，该公司为该国最大印刷公司。

(3)建设国外图书发行网点，力争进入西方主流渠道。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海外拓展的步伐加快，2008年8月以来，先后在美国纽约法拉盛、圣地亚哥、新泽西、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开办新华书店，美国纽约法拉盛已经实现赢利。2010年6月18日，新华书店(北美)网上书店试运营后正式开通，可供应图书、期刊、音像制品及文化用品近2万种。9月，中国出版东贩有限公司在东京组建，东贩是日本图书批发和出版物流的巨擘，有利于中国出版物“借船下海”。9月27日，上海新闻出版发展公司与拉加代尔集团在爱尔兰签署国际销售服务协议，通过该集团公司在北美、欧洲、亚洲和大洋洲等地区的销售网络，在全球销售中国图书、期刊等文化用品，意味着中国出版物进军国际主流渠道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4)加强与优质资源的战略合作和深度合作。2010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和英国知识产权局战略合作协议》在伦敦签订，标志中英版权交流与合作进入常态化、制度化阶段。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已经与全球40多个出版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旗下安徽教育出版社开全国出版先河，利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平台，首次面向全球征集重大出版、教育类、大众精品读物等“走出去”优秀图书选题。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与麦格劳-希尔集团、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与法国阿歇特出版集团、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亚东出版传媒股份公司、商务印书馆与荷兰维科出版集团的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标志国内出版集团积极通过合作渗透、占领国际出版制高点的趋势逐渐明朗。8月31日，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主办的中外出版深度合租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合作方式是，邀请两国优秀作家在同一题材、同一体裁下创作，两部作品将被合并装订成一部完整的图书，分别以两种或以上的语言在各自国家出版发行，首先以希腊为起点，随后将与法国、澳大利亚、比利时、西班牙、俄罗斯等国家出版机构合作。

(5)主办、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截至2010年10月，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自1986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17届。作为当今亚洲最大的国际书展，和世界最具有影响力的四大国际书展之一，一年一度的图博会以其国际书展品牌，吸引着各国出版界的关注，成为中国出版走向世界的最重要平台。

(6)实施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不断扩大广度和深度。中国出版“走出去”是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外传播文化的主要途径之一，其关键是要将中国文化介绍到海外主流社会，形成较为广泛的影响，增强国家的软实力。为此，政府有关方面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是最先实施的工程，随后，“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工程”紧锣密鼓地予以进行。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出台的4项重要政策，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图书版权输出和中外出版合作。

3.今后有待注意的几个问题

加强政府指导作用，进一步发挥国内出版单位的积极性。中国出版“走出去”在现阶段更多体现的是政府意志和愿望，着眼国家长远利益，以提高国家软实力为主要目标，社会效益重于经济效益，出版单位只是执行者和实施者。因此需要从国家层面制订长远规划，以提高对外出版的规划性和政府的指导作用。

认真研究中外文化差异，寻找突破口。中外文化交流既是增加相互了解和信任的过程，又可能形成相互竞争与冲撞，特别是当这种交流蕴涵着政治、经济和特定民族的价值观时，问题会更突出。要以海外读者的兴趣点为突破口，在选题策划、图书编写和翻译处理上尽量符合他们的阅读口味，使他们自觉自愿地接受中国的东西，而不是宣传品。

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走出去”步伐。中国出版的优势主要是区域成本低、本国出版资源丰富，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刺激了海外市场对中国图书的需求等。但是在国际市场运作、渠道建设和推广宣传方面，我们的经验明显不足。这就需要我们学会利用自身的优势，有意识地采取合作、合资、独资和收购等多种方式在海外建立中国对外出版发行网络和基地，以重点国家和地区以及重点语种为基础，形成自己的产品线和市场份额，使中国主题的图书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不断扩大资助范围，全方位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目前“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还仅限于资助图书出版。随着高新技术引入国际出版业，我们需要考虑兼顾其他新兴出版形式，如数字出版、网络出版、音像出版等。

处理好深度与广度的关系，设立国家重点出版项目。从“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已资助的图书看，除科技类图书外，大部分为介绍中国基本情况的图书，内容的深度还不够，经典图书不足。为此，需要组织有关专家有目的地选择一批重点图书，特别是与现代中国有关的、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影响力的图书，制订国家级出版项目规划。

建立稳定的翻译人才队伍，翻译是制约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瓶颈之一。要从根本上解决语言翻译问题，就要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战略高度考虑翻译人才的培养，立足长远和厚积薄发。在国内重点外语大学建立翻译人才培养和培训基地，为对外翻译出版事业不断输送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