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选择和社会条件

3.2　法律到场的背后：历史选择和社会条件⁽²²⁾

法律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和社会控制手段，主要具有：（1）解决冲突（resolution of conflict）；（2）稳定预期（communications of expectations）；（3）威慑（deterrence）；（4）限制（constraint）；（5）救济（damage recovery）等功效⁽²³⁾。

可以说，CPA行业发展的初期，法律对CPA从业行为的控制作用是附属的，其主要功能是解决冲突和调节纠纷。法律事件只是偶尔发生的小插曲，良知和榜样的力量是主要的控制力，CPA主要依靠个人技能以及在执业过程中形成的诚信和职业品德来树立职业形象，开拓服务市场。然而，到近代以后，以法律惩戒为首的纪律式控制逐渐走向前台，越轨者被推向表演的前舞台，成为个性化的负面榜样，暴露在舆论之中，法律通过此种方式将控制力深深嵌入到CPA行业管制的细微之处。在社会主要通过法律惩戒的手段实现其控制力的同时，法律规范的功效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原来的纠纷平息变成一种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通过法律规范特有的惩戒性和威慑性形成了公众对CPA公信力的合理预期，而市场依靠这种“前置”⁽²⁴⁾预期来维系着经济秩序的运作。在我们无意识的时候，一种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讲的社会控制的权力运作方式悄悄发生了转变，CPA行业监控方式的轴心发生了根本性的颠倒⁽²⁵⁾：

这些纪律是一种针对个人差异的权力运作方式……各种纪律的出现，标志着个人化的政治轴心被颠倒的时代。在某些社会里，即在封建制度是唯一样板的社会里……个人化的程度最高……相反，在一个规训制度里，个人化是一种“下降”……权力的行使所借助的是……以“规范”为参照物的比较度量而不是以祖先为参照物的家谱，是“差距”而不是功绩。在一个规训制度中，儿童比成年人更个人化，病人比健康人更个人化，疯人和罪犯比正常人和守法者更个人化。

这种历史性的发展和作用点的置换可用图3-1表示：

图3-1　法律惩戒作用力点的置换

在转换点的两端，法律惩戒由事后式、补救性的纠纷平息转换到一种以事前性、预期性和越轨者表演性为主要特征的纪律式控制，并深深嵌入到CPA行业管制的细节之处；以道德控制为主的“克力斯玛”（Chrismatic）⁽²⁶⁾型感召力量也最终被以负面性和差异性为标志的纪律控制方式所替代。当然，这不是风向的偶然偏转，在这种历史性颠倒的背后，其实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