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一、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
早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就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例如，W.A.刘易斯认为，今天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与工业化国家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条件相似，不是与这些工业国今天的条件相似。因此，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应以古典理论分析的假设为基础，而不应该以新古典理论分析的假设为基础。从这一观点出发，刘易斯在其“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模型中得出了如下结论：收入分配将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集中化，因为经济发展的中心就是要使收入分配发生有利于储蓄者阶层的变化。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收入分配是不公的。一旦所有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化部门吸收，即在劳动力成为一种稀缺的生产要素以后，工资水平就会提高，收入分配随之得到改善。刘易斯认为，收入分配不公不仅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然效应，而且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原因。换言之，尽管收入分配不公有利于高收入阶层，但它同样有利于经济增长，因为高收入阶层能扩大储蓄。刘易斯甚至指出，暂时的收入分配不公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而“过早”地进行收入再分配则具有阻碍经济增长的风险。[2]
1955年，S.库兹涅茨在《美国经济评论》杂志（1955年3月）上发表了“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均”一文，提出了著名的“倒U型曲线”（见图7-1）。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随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资本发挥的作用较大，资本的所有者处于有利地位，因此收入分配的差距随经济的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而扩大；当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图7-1中的x1点）时，收入分配的差距达到最大化（图7-1中的y1点）。此后，随着劳动力质量和劳动力相对价格的提高，国民经济中各部门之间的差距开始缩小，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趋于上升，收入分配的差距随之缩小。
图7-1 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
对于“倒U型曲线”的真实性，许多学者用多种方法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详尽的论证。他们的研究结果可谓“褒贬参半”。例如，M.S.阿鲁瓦利亚以1970年前后60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为依据，分析了它们的收入分配状况。其结论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最初呈不断恶化的趋势，尔后开始改善。[3]又如，J.L.伦多诺认为，从哥伦比亚在20世纪初至1988年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哥伦比亚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符合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即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收入分配不公严重恶化，此后则得到改善。[4]但是，G.帕帕内克和O.金的研究结果则表明，虽然有证据能证明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是正确的，但这些证据不是非常有力，并且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即所谓“倒U曲线”变得越来越平坦。这两位学者指出，增长率与收入分配的平均与否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较高的增长率甚至意味着能够更快地减少贫困。[5]
有些西方学者虽然没有专门论证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的真实性，但同样就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问题提出了独特的看法。例如，G.缪尔达尔认为，收入再分配能通过增加穷人的消费这一途径达到扩大生产的目的。[6]I.B.克拉维斯则认为，在前工业化社会中，劳动力具有“同质”的特点；当早期的工业化提高“产业和职业的多样化”程度后，劳动力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均也会随之出现。[7]S.莫莱甚至认为，收入分配的进一步不均是社会为了长期改善穷人状况而必须付出的短期代价。[8]
二、改善收入分配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四种主张
不论“倒U型曲线”的真实性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库兹涅茨和刘易斯都主张“先增长、后分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注意到，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取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贫困化现象却不仅未能得到改善，甚至更加严重。因此，进入70年代后，学术界以及一些国际机构和组织提出了一系列改善收入分配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主张：
1.“先分配、后增长”。这是I.阿德尔曼、C.莫利斯和S.鲁滨逊等人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主张。[9]他们认为，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如果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得不到克服，广大民众参与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就无法被调动。即使经济有所增长，其结果也仅仅是有增长而无发展。因此，改善收入分配应该先于经济增长。他们还指出，决定储蓄倾向的因素不是绝对收入水平，而是相对收入水平。在发展中国家，由于高收入阶层把相当大的一部分收入用于奢侈性消费，因此，通过扩大收入分配差距来促使高收入阶层获得更多的收入这一做法，不仅不能提高储蓄率，反而会因为低收入阶层无法扩大消费而制约国内市场的发展。[10]
2.“伴随增长的再分配”。1974年，以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H.钱纳里为首的一个研究小组出版了《伴随增长的再分配》一书，从而“开创了将发展政策从片面强调增长转向更为公正地向全社会分配经济增长的好处的近乎于革命性的运动”。[11]在该书前言中，钱纳里指出：“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欠发达国家的十多年的快速增长对于它们的约1/3的人口来说，没有什么好处或毫无好处。虽然自1960年以来第三世界的人均收入增长了50%，但这一增长的分布在不同国家之间、在一国的不同区域和不同社会经济团体之间的分布是非常不平衡的。”钱纳里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固然具有使收入进一步集中的倾向，但这一倾向并非必然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那些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国家），贫困问题之所以十分严重，完全是因为它们在追求经济发展时忽视了收入再分配。然而，他们又指出，虽然为了消除贫困而采取一些“直接行动”是必要的，但收入再分配政策必须与促进经济增长相吻合。换言之，“增长与消灭贫困之间无交替可言”（钱纳里语） 。[12]
关于如何实施收入再分配计划，钱纳里等人认为，扩大教育基础或重新分配土地虽然不大可能直接刺激经济增长，但最终还是能够改善穷人处境的。此外，他们还要求政府对生产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资产所有权进行干预，完善税收体系，提供公共消费品以及加快技术进步。[13]
3.“另一种发展”。1975年7月，瑞典哈马舍尔德基金会在其会刊《发展对话》上发表了题为“现在怎么办：另一种发展”的专题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如果以下几个问题得不到很好的回答，那么真正的发展就不会出现，新的国际秩序也难以建立：第一，发展什么？第二，谁承担发展的重任？第三，为谁发展？第四，如何发展？该报告进而指出，发展必须以满足人类的需求（包括物质需求和非物质需求）为目标，尤其要满足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被统治者和被剥削者的基本需求为目标，使人真正成为人。[14]
4.“满足基本需求”战略。1976年6月，国际劳工局发表了题为《就业、增长及基本需求：一个世界性问题》的专题报告，提出了“满足基本需求”的战略。该战略注重向穷人提供基本的食品、医疗保健和初级教育等必需的商品和服务，以消灭严重的贫困现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要求政府增加对农业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的投入，努力采用劳动力密集型技术，并为每一个人都能参与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进程而对生产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和政治结构进行改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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