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中国消费品市场的对策和措施

第四节　完善中国消费品市场的对策和措施

根据目前我国消费品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小康水平对消费品市场提出的要求，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进一步完善消费品市场的对策。

一、增加和改善消费品供给

理论和实践表明，造就一个供略大于求的买方市场以保障和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是促进消费品市场的完善和发育，促进经济发展战略的改善，协调改革与发展关系的重要战略措施。为此，必须在加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并合理地调整其结构，增加和改善消费品供给。

1．把农业生产的发展放在首位。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整个国民经济是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的。消费品市场则更是以农业为基础。过去和现在如此，将来二三十年内情况也还会是这样，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在《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主报告》中指出，农业在今后30年内仍将是中国经济中最大的和最重要的部门之一。甚至到了2000年，食品仍将占家庭消费的一半，同时将近一半的劳动力还将从事农业活动。农业同其他部门的经济联系将更加密切，农业的发展速度将日益取决于非农业部门对于粮食、原料和劳动力的需求增长情况，以及非农业部门的货物和劳务的供应情况。同时，非农业部门的发展速度也将继续取决于农业购买力的增长，并取决于农业向加工工业和非农业部门的消费提供相应数量和各种农产品的能力。有人预测，农业年增长率至少要保持在4%左右，才能使轻工业、重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协调发展，并对农业专业分工和调整产业结构起推动作用。可见，坚实的农业基础是我国经济繁荣和消费品市场发育的保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城乡商品日益丰富，市场供求状况有了很大改善，过去凭证供应的70多种商品已有能力敞开供应。不过，近几年农业的发展出现了新的严重情况：前些年靠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农业发展的作用逐步弱化，农业发展的势头在减弱，甚至出现了徘徊。因而1987年又出现了粮食产销趋于紧张，饲料大幅度涨价，全国范围生猪存栏下降，副食品市场价格上涨等严重情况。出现这些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年来农业生产条件没有多大改善，甚至有些方面还有所削弱：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仅“六五”期间就减少900多万亩；国家用于农业投资的比重下降，“六五”期间，全国农业基建投资比“五五”时期减少27．8%，占全国基建投资的比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的；土壤肥力下降，土质恶化，农田水利设施老化，灌溉面积减少。由此可见，我国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市场消费品供应的紧张势态，必须在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过程中，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1）要继续推进农产品收购制度的改革，逐步理顺价格关系，搞活流通，加强生产过程中的服务，以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2）要增加农业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国家应重视治理大江、大河，修建骨干水利工程，营造以生态和社会效益为主的森林、草原等重大项目，农业商品基地建设，农业生产技术设施的建设，技术推广和农业教育体系建设，等等。应特别注重引导乡村合作组织和广大农户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3）要加强土地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制止乱占耕地现象。（4）在一些有条件的地方，把适度规模经营作为农村经济改革的重点。在自愿的原则下推进农村适度规模经营，以实现劳动者与土地、技术、装备的合理组合，提高劳动生产率。

2.加快轻工业的发展。轻工业是直接向市场提供工业消费品的部门，其发展对增加市场供给，增加积累，改善人民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轻工业的发展问题，最重要的是协调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长期以来，我国轻工业投资占工业总投资基本保持在10%左右。改革十余年来，我国对轻工业发展采取了优先措施，扭转了轻工业发展的落后局势，扩大了轻工业的再生产能力，使轻工业发展迅速超过了重工业的发展。

我国人口众多，对工业消费品需求量大。为了使消费品供给与需求相适应，轻工业的部门结构和产品结构需要进行较大的调整；轻工业企业陈旧的设备、落后的技术和缺乏竞争力的产品需要进行更新、改造。因此，轻工业占工业总投资的比重不能太低。根据我国和苏东国家的经验，大体保持在15%～20%可能是合适的。同时，还要保持合理的发展速度。有人估计，如我国农业生产平均以4%的速度增长，就要求消费品工业平均以8%左右的速度增长，才能使农产品的商品部分得以实现，也才能使职工、农民增加的购买力得以实现。因此，今后轻重工业应以接近的速度增长。近几年，为了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城乡居民需求迅速增长的需要，轻工业应略快于重工业。

3．重工业要为努力增产各种耐用消费品创造条件。要扩大消费品供给能力，使消费品供应能够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单靠农业和轻工业部门还是不够的，特别是一些耐用消费品（尤其是家电产品）还需要依靠重工业和军工部门共同努力增加生产。苏联从1971年起就为重工业企业规定了生产文化生活用品和日用杂品的具体任务，到1980年，重工业企业生产了80%的文化生活用品和日用杂品。目前，苏联已有50多个部门所属的重工业企业生产消费品。近几年来，我国重工业和军工企业在发展耐用消费品方面，有了很大进展，供应了大量生活消费品，缓解了市场上供不应求的矛盾，但在这方面潜力仍然很大，还需要继续努力。

4．消费品生产的发展要与居民消费结构相适应。引导消费结构和适应消费结构是改善消费品市场供给的两个基本方面。我国目前消费品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还很不合理，不能适应居民消费的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产需矛盾很大。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消费品结构合理化。主要是：在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方面，要在抓紧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畜牧水产业；在工业消费品生产方面，重点发展食品工业、服装工业和耐用消费品工业、民用建材和小轿车工业。从而促进食品、服装、用品、住宅、小轿车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并带动国民经济中其他行业的高涨和整个市场的完善。

二、选择正确的消费政策

消费品市场是社会供给和需求矛盾的焦点。消费品市场的完善程度取决于消费形成机制的合理性，即整个社会消费是如何形成的？与社会供给之间的相关性如何？与市场运行的相关性如何？等等。总之，一个完善的消费品市场，消费需求应该是在正确的消费政策指导和约束下形成的一种与社会供给以至于整个市场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机制。因此，消费政策指导和约束的状况就对消费需求的形成、消费需求与社会供给及市场的相关性以至消费品市场的发育与完善起重要作用。

在传统经济体制下，我国的消费政策可以概括为“滞后消费”政策，基本内容是，片面强调积累，一味抑制生活消费。其结果，消费没有随生产的发展而合理增长，消费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生产发展的速度，消费与积累这个国民经济中的主要比例严重不合理，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归根到底影响了消费品市场的发育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滞后消费”政策对消费品市场发育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滞后消费同市场供给短缺并存并进一步形成消费萎缩。一般而言，滞后消费政策应引起市场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供给短缺。滞后消费和市场短缺并存这种悖理的现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的整个过程从属于行政化的协调，市场机制作为一种差别和效率机制被抑制，社会经济发展效率极低，有效产出和社会有效产品率极低。社会各生产部门处在一种高消耗、低产出的恶性循环中，大量原材料无谓地耗费而不形成有效供给，而越是供给短缺就越刺激政府采取高速度发展政策，从而越会使大量的人、财、物投入社会生产，也就越会挤掉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消费基金。可见，低有效产出是这种滞后消费和供给短缺并存的关键原因。而低有效产出形成的重要原因是滞后消费政策所导致的劳动者积极性的损害。显而易见，滞后消费政策所导致的供给短缺和进一步的消费萎缩是不利于消费品市场发育的。

鉴于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实行“滞后消费”政策的根本弊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基本上选择了一种“超前消费”政策，试图通过消费需求的增长来推动社会供给的增加。其主要标志是：消费基金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居民的货币收入超过了生产的增长速度；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然而，“超前消费”政策不但没能刺激供给，解决我国消费品市场长期以来存在的供给不足的矛盾，而且还加剧了供求矛盾紧张局势。因为过度的消费需求膨胀，必然会导致严重的卖方市场，从根本上讲不利于增加社会的有效供给，却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因此，过度的消费需求膨胀必然会减弱消费需求对社会供给作用的力度，不利于需求和供给相关机制的形成。同时，由于消费需求膨胀使得我国市场关系的调整处于一种极其紧张的总体环境之中，严重地影响了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这个市场发育的基本点的调整与改革。可见，“超前消费”政策也是不利于消费品市场的发育和完善的。

我国的治理整顿，已明确提出过几年紧日子。这对于抑制通货膨胀，缓解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都有重要意义。但过紧日子主要是控制基建规模，控制集团购买力，提倡节俭的风尚，对个人消费不能像过去那样一概抑制。在当前的治理整顿中，将增长过快的消费基金压了下来，使经济过热得以控制，但同时也出现市场销售不景气、产品积压的新情况。这说明，对消费需求的控制应掌握合理的尺度，要采取必要的调整措施，改变目前信用回笼大大超过商品回笼的局面，保证当年购买力按计划实现消费。因为提倡过几年紧日子，既不是连正常合理消费也要压缩，也不意味着治理整顿一结束，又要开始高消费。我们认为，我国目前的消费政策应是诱导型的适度消费政策。所谓诱导型，就是指消费政策在控制市场供求总量、供求结构时，由直接的行政控制和协调转变为市场参数协调，消费总量和结构在市场参数诱导下形成。所谓适度消费，就是使社会消费基金的增加同社会生产力增长水平相适应。具体而言就是，社会消费水平总额增长幅度要与同期国民收入增长幅度相适应；职工平均收入水平增长幅度要同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相适应。这样，既能使消费基金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增长，人民生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得到逐步改善，同时又能防止消费基金的过速增长和居民需求超前发展。为了实现消费品市场的良性循环，目前消费政策的主要侧重点应放在理顺消费机制方面。

理顺消费机制的具体内容就是使消费者收入分配、消费选择与消费实现通过有计划调控的市场进行。特别是在工资制度的改革上，必须开放劳动力市场，放开工资行政性管制，使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与社会平均劳动边际产出率保持大体的均衡，以消除由于行政性调资带来的社会攀比，既控制消费基金总量过速增长，又利于个人收入之间合理差距的拉开。在流通制度改革上，消除行政分配性消费，利用价格机制来均衡市场矛盾，使市场中只存在货币一种消费品交换券。在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上，把国家所包揽的多种形式的福利，包括住房、医疗和消费品补贴等，逐步改变成为商品化消费，以利于扩展消费品市场范围，分散社会消费基金的投向，减轻市场的“同步震荡”，并使消费品市场结构向完整化、合理化方向发展。

三、理顺价格机制

价格问题，主要是一个价格机制问题。如何走出价格自相缠绕的危谷，完善消费品市场机制，这是改革的难点，也是理顺消费品市场运行机制的基本点。我们认为，唯一有效的措施就是在各项措施基本配套的前提下，最终取消消费品市场的双轨运行，恢复价格在价格机制作用下形成的本来面目。

1．逐步取消除粮棉油等少数重要商品以外的消费品价格“双轨制”。目前我国粮食、食油等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重要商品，继续实行“双轨制”，棉花等继续实行计划管理和合同订购；生猪、蔬菜和食糖实行销售“双轨制”；同时规定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大宗工业原料、主要出口商品和大件耐用消费品，主要由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经营，不允许个体和私人经营批发。这是十分必要的，必须坚持。但是，应当看到，这仍然是一种过渡性措施。根据用价值规律解决供求矛盾的思想，以及目前生产特别是农副产品生产发展的势头，可考虑除粮、棉、油等少数重要商品外，所有农副产品和工业消费品在今后三五年内完全放开，进入由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化经营和市场定价轨道，以促进消费品市场的发育。（1）要调放结合，对于那些供求基本平衡的消费品，可以一次放开价格；对于双轨价格价差十分显著的消费品，要先调后放，即先调到测算均衡价格作为过渡，然后放开。（2）在步骤上要审时度势，采取前期迈小步，积蓄力量，后期迈大步的做法，以减轻改革中的震动。（3）采取国家与生产者、生产者与经营者签订合同等多种办法，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市场调节。（4）为稳定农产品供给，除采取价格措施和增加农业生产的投入外，可试办农产品期货市场；还可考虑建立农副产品特种基金，对承担吞吐商品平抑物价的企业给以经济补贴。

2．放开消费品市场的价格管制要同时实行广义价格职能转变。放开价格，逐步取消消费品市场的“双轨制”运行，并不意味着价格机制就可以理顺。因为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在市场机制整体功能得到较为充分发挥时，价格机制才能正常化、有效化。也就是说，理顺价格机制实际上要求广义价格职能的转变。广义价格包括商品价格、资金利率和劳动工资等，其中，劳动工资、消费品市场价格起直接推动或抑制作用。如果只放开消费品价格，而不使劳动工资通过有调控的市场来决定，会导致二者冲突加剧，抵消放开消费品价格的积极作用。放开消费品价格，意味着价格的形成摆脱了行政控制，而工资依然由行政协调，则意味着工资的形成不受市场机制的约束，而是由“场外分配”、“场外攀比”的行政方式形成的，与消费品市场运行没有内在的有机联系，导致了消费品市场中供给和需求的“双轨制”形成方式。而一个完善的消费品市场，至少要同时有受市场机制协调、约束的供给和需求，这是最基本的。供给过程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形成，而需求过程则由行政机制的作用形成，这必然导致市场中两个基本方面——供求相互脱节。因此，只有价格和工资都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时，即只有当供给和需求都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时，消费品市场运行才会产生反馈性回路，供求关系才能实现良性循环，也才有利于价格机制的理顺。

此外，放开消费品市场价格，如果没有劳动工资相应的通过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来决定，还会加剧消费需求膨胀和通货膨胀。放开价格，一般会引起以价格上涨的方式释放积累的市场需求压力，而工资形成非市场化会导致工资被迫跟进，企业、个人和集团的货币收入就会大幅度上升，使消费需求重新构成市场的压力。由于工资机制没有转变，平均主义下的低效率还会存在，国民收入增长缓慢；为保持现行工资水平不下降，财政就必须增加补贴，补贴的巨额增长超过财政许可就只有向银行透支，发行无供给保障的货币，造成消费需求膨胀与通货膨胀并发。

因此，我们主张广义价格机制转变。其内核是“放开价格，放开工资”的“双放”型思路。就是价格与工资通过有调控的市场决定同时进行，以价格改革带动工资改革，用工资改革深化价格改革，把价格形成、收入分配都建立在市场运行的基础上，使消费品市场的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接受同一信号调节，为消费品市场的完善提供必要的前提。

3．收缩货币笼头，稳定市场环境。货币的超经济发行是导致市场需求过大，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我国自1985年以来的零售物价指数大幅度上涨，不能不说与1984年货币发行过量有关。不收紧货币投放笼头，价格放开只能导致物价更大幅度的上涨。因此，控制好货币，避免在理顺和放开价格时因需求过旺而引起轮番提价，年物价上涨率必须控制在10%以下。收紧货币投放笼头还要与加强货币回笼紧密结合。而回笼货币的有效途径应是提高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前者有利于将群众手持货币吸收到金融机构来，减轻对市场的压力；后者有利于促使一些经济收益率低、对市场供给能力提高无益的投资活动被迫停止，同样会减轻市场的压力。这样，有利于稳定市场，为价格机制的调整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四、重新构造流通组织

消费品市场的发育和完善，是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不断地进行千千万万次市场商品交换的结果，因而作为市场交换主体的流通组织就是市场发育和完善的重要因素。发展消费品市场，还有赖于造就一个强大的流通组织体系。

1．深化商业企业改革，重新构造企业行为机制，发挥国有商业的主渠道作用。同其他企业一样，商业企业的行为机制也是所有制的性质和形式所规定的。企业改革关键是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这一点已越来越为人们所共认。国有商业所有制改革的宗旨在于，在保持商业企业公有制性质的前提下，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赋予企业以符合市场运行要求的行为机制，以发挥国有商业的主渠道作用。基本目标是在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础上，建立国有财产经营的股份所有制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点在于：（1）职工个人财产渗入企业，并成为企业经营的动力和权利机制。（2）国家不再介入企业的具体经营活动，而把资产的经营权交给企业全体职工，通过国有股份获得股息，并进行总体上的宏观指导，以此实现其所有权。（3）在职工（股东）大会的主持下，通过合理的两权分离形式，确定企业的具体经营者。

我国公有制形式目前之所以还不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因为它还不能使每个公民成为社会财富和企业的主人，这样就大大地削弱了全民对生产资料的关心程度，导致了国家对企业的控制和企业落后经营的双重严重后果。因此，企业所有制的改革，一方面需要使企业财产的使用关系具体化——找到一个合适的经营者，实现两权分离；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要使企业财产的所有关系明确化——确立职工对企业财产所有关系和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实行这种股份制，可以通过以下途径：（1）通过承包制等形式过渡到股份制。承包制在规定企业与国家、企业内部承包主体与职工的分配关系的同时，可以明确规定企业留利中（包括承包者与职工的个人收入）用于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的比例，投资部分作为职工个人入股。随着职工入股的增加，逐步实现由承包制向股份制过渡。（2）由企业直接发行股票，吸收职工和社会股金。

2．发展经营内容和经营形式各不相同的专业化流通企业。发达商品流通形式（G—W—G′）内含着流通企业经营专业化和扩大化的必然性。因为发达商品流通是一种以货币增值为目的、以商品为中介、以货币为唯一手段的更加复杂化的流通。发达商品流通的要素——商品和货币在其运行过程中的任何形式的变化都决定了流通企业的发展变化。比如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运行的分离、商品和货币运行、信息运行的分离等都是如此。因此，整个流通过程的专业化已成为世界性趋势。因而也是我们重构流通企业的基本目标。

促进专业化流通企业首先必须破除部门观念，加强企业间的经济联系。旧商业体制下企业经济联系是通过行政部门的宏观计划实现的。而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关系则以企业间横向交换联系为特征。商业专业化经营以这种横向联系为前提，同时又进一步促进其发展。因此，发展多种组织形式、经营形式和经营内容的商业企业，首先，必须破除旧体制下的部门分割、封锁，形成不同行业、部门的各企业的自我联系体系，以促进专业化商业企业的发展。其次，必须发挥宏观统一规划的优势，有重点地发展某些行业。我国的物资部门，长期以来不适应商品流通的发展，延长了流通时间，限制了市场空间范围与空间联系，加剧了供求紧张。因而必须统一规划，重点发展，加强流通的物质设施，如交通运输、仓储设施等。同时，建立物流中心，以合理利用物流能力。最后，大胆实践，采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有效的商业组织、经营形式，如期货交易、代理经营业、租赁业、信用购销，等等。

3．完善市场组织建设，提高市场组织化程度。对近年陆续兴建起来的工农产品贸易中心，要在整顿的基础上逐步完善服务功能。各类农产品、工业品批发市场要进一步发展完善。一些规模较大的商品批发市场，要逐步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经营服务手段，增强调剂功能，扩大调剂范围。要积极进行全国性或区域性大型批发市场的探索，重点搞好国家计划外大宗商品（特别是农产品）的市场调节。这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和发育，也有利于打破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

【注释】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分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61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26～5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