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跨区域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

二、中国产业跨区域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和动因是一对具有紧密联系的名词。动因是指那些驱使某件事情发生的原因，针对某一主体而言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影响因素则是指那些推动这件事情得以成功的外部变量，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从作用效果看，动因主要是指那些促进事件发生的正向因素，影响因素则有正负之分。学术界在研究产业跨区域转移动因和影响因素时一般不对二者做明确区分。本报告根据研究需要将二者做一个区分，动因主要侧重较抽象的因素，影响因素主要侧重较具体的因素。但二者的理论基础是一致的。据此，可以将中国产业跨区域转移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企业成长、制度与政策、要素禀赋变化和区位与交易成本四个方面。其对产业跨区域转移的影响作用机理如表10－2所示。

表10－2　中国产业跨区域转移的影响因素分类

续表

(一)企业成长因素

从企业成长的角度看，产业跨区域转移的主要动因有两个:一是市场扩张的需要;二是与配套企业集群式转移，增强产业链上下游协作与配套。

1.中西部地区现实和潜在市场规模不断增长，吸引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市场扩张型产业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市场是企业的生命线，市场扩张是企业发展过程中最自然的诉求。世界范围内出现三次大的产业转移:第一次是日本承接产业转移;第二次是“亚洲四小龙”承接产业转移;第三次是中国沿海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固然有边际产业扩张的因素，实现转出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等动因，开拓产业转移承接国市场也是其对外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发达国家向中国的产业转移，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占领中国庞大国内市场的需要。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导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需求结构迅速变化，特别是近年由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使企业经营的市场压力显著增大，迫使企业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来打开市场，寻求有广阔获利空间的市场。相关研究表明，市场扩张型的产业转移是现阶段中国的产业转移的主要类型。在其调研的105家企业中有65%的样本企业把扩大市场销售份额作为其对外扩张和产业转移的主要动机和目标。近年来，一些规模较大的大中型企业向内地、中西部地区的扩张也带有明显的市场扩张动机，如快速消费品类的娃哈哈、农夫山泉等在全国各地投资设厂，其主要目标就是占领区域市场。上海海立空调压缩机在转移搬迁时有安徽、江西、河南等5个省份可以选择，但最后决定转移搬迁至江西南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江西距离国内主要空调厂商生产地广东距离较近，而空调厂商是海立空调压缩机的主要销售对象(当然，企业选择到南昌投资设厂，还综合考虑了劳动力、政策等方面的因素)。

随着中国外需市场的压力增加和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的转型，许多出口型企业开始重视国内市场，随着主要市场方向的变化一些企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如原来中国加工贸易企业主要是以出口为主，其布局主要是以沿海地区为主，随着企业日益重视国内市场、出口转内销步伐的迈进，国内市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从而促使中西部地区市场规模的扩大，一些企业逐步转为内需型企业，相应地，其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强。

另外，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中西部地区市场规模在扩大，本地市场效应的作用范围从东部地区扩大到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制造业的吸引力增加。2005～2010年，中西部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7986亿元增长至66207亿元，增长136.6%;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数目从1009个增长到1707个，增长69.2%，比全国平均增速高20.6个百分点。从每百户汽车拥有量看，中部地区同比增长4.7倍，西部地区同比增长4.1倍，比东部地区增速分别快130个百分点和70个百分点;从每百户电脑拥有量看，中部地区同比增长76.3%，西部地区同比增长89.6%，分别比东部地区快17.5个百分点和30.8个百分点(见表10－3)。中西部地区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和人均消费水平的提升促使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吸引力不断增强。

表10－3　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市场规模和主要耐用品消费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1年)。

2.与配套企业集群式转移，便于生产协作、产品配套是企业成长过程中开展产业转移的另一重要因素

根据产业集群理论，由于前后项关联效应机制的存在，具有垂直关联关系的部门之间在空间定位上也是互相依赖和互相影响的。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不仅要考虑生产和贸易成本，也要考虑接近市场。特别是当产业之间存在着垂直关联关系时，上游产业的产品是下游产业的中间投入品，下游产业形成上游产业的市场，产业链上下游之间、企业之间形成紧密的协作与配套关系，促成产业集聚的形成，实现了劳动力市场的共享、知识的外溢和创新等马歇尔外部性，使企业获得巨大的成本节约和很强的市场竞争能力。上游产业在下游产业所在区域的集聚也使下游产业获得成本的节约。一般来说，对于产业承接地而言，如果具备较完备的产业链上下游配套或相关和辅助产业，也会成为吸引产业跨区域转移的重要因素。相关及辅助产业是指因共用某些技术、共享同样的营销渠道或服务而联系在一起的产业或具有互补性的产业，包括集群所需特定的原材料市场、设备供应市场、动力供应、教育、科研及其转化机制、会展业、物流业及金融服务业等。一方面，完善的产业配套往往使潜在产业转移地域拥有更多所有权优势，带来更强的内部化动机，为产业转移提供可能;另一方面，如果潜在产业承接地域具有良好的产业配套，那么可以为企业对外投资节约大量交易成本，从而大幅度提高使潜在产业承接地域变为事实产业承接地域的可能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加深，生产要素决定的传统比较优势对产业转移路径的影响程度不断下降，尤其凸显相关及辅助产业状况对产业转移的重要作用。在决定产业转移的因素中，要素禀赋是基础，而相关及辅助产业状况是关键，是产业转移与否和产业转移方向的重要指针。一般而言，产业转移承接地重点承接产业与本地优势产业有一个较紧密的对应关系。如表10－4所示，中国中西部地区主要省份在承接产业转移时，也会结合承接地原有产业基础情况确定重点承接的产业方向。

表10－4　中国中西部地区主要省份重点承接产业选择

续表

相关和辅助产业的作用还表现为各种产业发展平台的搭建。如合肥、铜陵分别建立了服装产业创新工业园，九牧王、利郎等众多国内知名服装厂家纷纷签约入驻，将其研发和生产基地迁移至此，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服装加工和产出能力。中囯中西部鞋都璧山目前已有来自广东、浙江、上海和中西部1600多家相关制鞋产业入驻，年产皮鞋9000多万双，产值达到61.7亿元。湖南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变“引凤筑巢”为“筑巢引凤”，2009～2011年3年累计建设标准厂房2000万平方米，使企业从决定投资设厂到建成投产的周期从2年缩短为3个月，吸引了富士康、欧姆龙、台达电子等众多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入驻，促进了产业加快转移。

此外，除了同行业集群式扎堆的产业转移外，良好的配套环境吸引来龙头企业的同时，也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相关配套产业集群式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富士康在衡阳设立的衡阳胜添精密电子有限公司和领航科技(衡阳)有限公司两家企业，在落地生产的同时，还吸引了巨基电子、萤茂科技、欧陆通电子、宏达印刷、松安光电、富创、界龙实业等诸多配套企业落户，初步形成承接产业转移的集群效应。

3.东部地区原有产业集群形成较强外部性客观上会造成一部分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滞缓，随着产业发展环境变化，东部地区集群企业到中西部地区寻求新的集聚区动力增强

根据产业集群的原理，东部地区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产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种类型的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通过分工协同产生较强的集群经济效应，促进集群内知识共享和成本降低，促使进入集群的企业享受较高的外部性，从而促使集群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发展。这在客观上会对产业跨区域转移形成一定的阻滞，企业愿意扎堆在东部地区发展，而不愿意转移搬迁到不具备产业集群优势的中西部地区。但在东部地区要素成本进一步上升和国际市场需求萎缩等因素的双重倒逼下，一些“高关联、高外向度”的产业集群也开始出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如在江浙等地集群化水平较高的纺织行业也出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但其跨区域转移一般不会直接把整个行业或龙头企业向中西部转移，而是先将与集群配套关系不太紧密的、技术水平一般的环节率先向中西部转移，等配套环境培育比较完善后再大规模转移搬迁。有的则是因为原先东部地区产业集群到了一定阶段，产生集聚不经济，需要寻求新的聚集区，而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二)制度与政策因素

法律、政策、文化等制度因素对产业区域转移具有重要的影响。政府政策或制度行为可能对产业转移产生正面的影响，也可能产生负面的影响。健全的法律制度保障、优惠的产业政策有利于吸引产业的转移，政府服务效率低下、公共基础设施不健全就会阻碍产业的承接。

1.中央层面出台促进产业跨区域转移的政策措施

(1)发布了《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国发［2010］28号文)。中央在对当前国际、国内产业分工深刻调整形势进行深入分析和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情况战略把握的基础上出台了该《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指出，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不仅有利于加速中西部地区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且有利于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在全国范围内优化产业分工格局。要依托中西部地区产业基础和劳动力、资源等优势，通过因地制宜承接发展优势特色产业、促进承接产业集中布局、改善承接产业转移环境、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完善承接产业转移体制机制、强化人力资源支撑和就业保障、加强政策支持和引导等政策措施，推动重点产业承接发展，进一步壮大产业规模，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培育产业发展新优势，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该《指导意见》的出台为进一步指导中西部地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完善合作机制，优化发展环境，规范发展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2)批准了一批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自2010年1月国务院批准实施《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以来，国务院和国家发改委先后批准了广西桂东、重庆沿江、湖南湘南、湖北荆州和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等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这些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设立，对于促进优势要素资源集聚、优化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发展环境、发挥示范区的综合优势，探索科学承接产业转移的新模式，促进产业承接转移有序开展，为其他区域提供示范，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引导作用。有利于各地加强政策和规划引导，严格执行产业准入标准，坚决转变传统的产业承接方式，积极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步伐，建设成为科学承接产业转移的示范区，为中西部地区提供大规模承接产业的新模式。

(3)制定区域开发战略。近年来，中央先后提出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开发战略，强大的政策推动和优势对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如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国家明确提出了包括财政、税收、社保等支持老工业基地调整和改造的多项优惠政策。国务院各部门结合各自的职能进行了进一步细化，目前一些政策已经落到实处，如按照增值税改革的方向，对东北老工业基地装备制造业等八大行业允许新购进机器设备所含增值税税金予以抵扣;按照所得税改革的方向，实施提高计税工资税前扣除标准等减轻企业税负的有关政策;对部分资源型城市实施城市转型项目扶持;分两次推出160项振兴东北重大项目等。同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也使得国家的政策由向东部倾斜，转为支持西部地区的发展。这些政策包括对西部进行重点投资，将3个70%的资金(国家财力的70%、国债的70%、国外贷款的70%)投入西部地区;对进入西部的国内外企业实行优惠的财税政策;重点扶持西部地区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等。由于和东部地区形成了显著的政策势差，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的产业吸引力大大增强。更关键的是，国家加大了改善中西部投资环境的力度，将投入中西部地区的资金主要用于改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软硬件环境，投资环境的改善，将极大地提升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素质，增强中西部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降低企业在西部地区的投资成本，提高要素的获利水平。而且由于这些政策作用的长期性，较之单纯的税收优惠，其对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吸引力也更强。因此，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开发战略所形成的政策优势构成了吸引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

2.区域层面促进产业跨区域转移的政策措施

东部地区较早地意识到产业转移的问题，出台了一些促进产业转移的政策措施，如江苏提出的“振兴苏北”和促进“南北产业转移”的政策措施、广东出台“腾笼换鸟”和“双转移”政策等。这些政策的出台主要是东部地区在资源、环境和劳动力等综合成本上升的形势下，放弃或转出原来的低端产业环节而转向高端环节，采取异地“转移升级”的现实选择。但这些地方并没有采取直接促进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跨区域转移战略，而是积极引导本地产业在省域范围内转移，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省域内经济协调发展。如江苏的产业转移政策主要是引导产业从苏南转向苏北，广东的产业转移政策主要是引导产业从粤东转向粤北和粤西。这些区域内产业协调发展战略在促进省域内产业承接地区加快发展的同时，也有一些企业按照市场发展的要求向中西部地区甚至东南亚国家转移搬迁，客观上促进了产业跨区域转移的发展。

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经历了由“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如从20世纪90年代末就有一些东部地区沿海企业出于开拓中西部地区市场等方面的考虑陆续向江西省转移，到了21世纪初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引导承接产业转移。省委、省政府积极应对新一轮加工贸易产业大转移的竞争，召开专门的承接产业转移工作会议研究部署江西承接产业转移的促进政策和扶持措施，出台了一系列优化外商投资和经营环境的地方法规和文件。2003～2007年连续5年实际利用外资居中部地区之首。近年来发展势头也不错。湖南省出台了《关于加快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的若干政策措施》(16条);《关于支持郴州市承接产业转移先行先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决定》(25条);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的若干政策措施》(38条)和《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湘发〔2012〕14号)等系列优惠政策，着重在产业发展、载体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用地、金融、人才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形成了较完善的政策支撑体系，对加快承接产业转移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3.制度层面仍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尽管包括中央和地方各个层面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产业跨区域转移的政策和措施，但目前制度层面仍存在一些制约产业跨区域转移的因素。如东部地区一些省份的产业转移政策重点在于促进产业在本省范围内转移，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省域内经济协调发展，而对于产业跨区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主观上不积极、客观上具有含金量的措施也不多。东部沿海地区高新技术企业转移搬迁到中西部地区在质量认证、原产地认证、技术标准、产品检验等方面的程序需要简化;养老金的接续，虽然国家层面出台了相关规定，但在地方上尚没有比较好的实施案例，对于中西部地区吸引在东部沿海地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就业仍有很大的阻碍;湖南郴州等地仍没有海关，不能适应承接加工贸易快速发展的要求;一些地方出口退税程序烦琐，退税周期要13～15个月，比东部地区的1个月要长1年以上，占用了企业大量的现金流，制约了转移企业的发展。

(三)要素禀赋变化因素

要素禀赋变化是导致中国产业跨区域转移的最主要因素之一。一般而言，生产要素是市场主体生产物品和提供服务必须具备的条件，通常是指劳动力、土地、资本等以物质形态而存在的要素。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技术、信息、知识等无形要素对生产发展、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显著^[4]。

要素禀赋变化影响产业跨区域转移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素禀赋赋存的差异;二是要素禀赋价格的差异。要素禀赋赋存的变化主要引致要素密集度发生变化，导致密集使用该要素的行业产出上的变化。从产业跨区域转移的角度看，随着东部地区土地、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东部地区土地、劳动力要素资源相对稀缺，中西部地区相应要素密集度的相对提升，将会导致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行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1.经过多年开发，东部地区可利用土地资源减少乃至紧张、土地价格上升，促使一些加工制造型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土地赋存方面，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大量的工业园、科技园甚至工业镇、工业村的建设使东部沿海工业用地已非常紧张。以天津滨海新区和江苏省苏州市等地近年来土地利用情况为例，不难发现目前中国东部地区耕地面积大幅减少，建设用地迅速增加，可利用土地资源已非常稀缺。

图10－1显示的是1984～2009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土地利用分布，可以发现，天津市滨海新区耕地面积呈现减少的趋势。1984年耕地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35.8%，是全区的第一大土地利用类型，2009年耕地面积仅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16.8%，变为全区的第三大土地利用类型。而建设用地面积则呈逐年增加趋势，1984年建设用地面积占全区用地面积的9.9%，2009年已上升至31.1%，新增建设用地面积占全部用地的21.2%。其中，2006～2009年建设用地面积增长幅度最大，增幅为17.5%。

图10－1　天津市滨海新区1984～2009年土地利用分布

资料来源:李娜等:《天津滨海新区——曹妃甸典型地区土地利用演变分析》，《遥感技术与应用》2012年第4期。

图10－2显示的是1998～2008年苏州市土地利用类型的剧烈变化情况。不难发现，包括城市用地、建制镇用地、独立工矿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在内的建设用地面积迅速增加，特别是独立工矿用地增加显著，表明这一时期苏州市工业规模扩张、经济发展加速。

图10－2　苏州市1998～2008年主要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趋势

注:数据处理方法为归一化处理，即求各地类各年面积与各地类历年面积均方根平均数的比值。

资料来源:乔伟峰等:《高度城市化区域土地利用结构演化与驱动因素分析——以苏州市为例》，《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5期。

同时，由于经济与城市化的高速发展，珠三角大量的农业用地转换为城市用地和工业用地，耕地资源锐减，造成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土地资源不足，供地紧张的局面越来越突出。根据广东省国土资源厅数据，从“九五”到“十一五”期间，广东建设用地共6000多万亩，平均每年用地46.7万亩，10多年来的用地量，是广东有人类历史以来用地总量的30%。其中珠三角用地强度超过40%，已远超国际上30%的用地强度警戒线。土地资源的高度紧张是倒逼广东开展“双转移”的重要动因。不难看出，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工业用地已非常紧张，迫使很多对用地要求较高的加工制造型企业在新增产能或投资新建工厂时选择向中西部地区土地资源相对充裕地区转移，促进中国产业跨区域转移。

图10－3　2006～2011年国有建设用地出让面积及成交价款情况

资料来源:国土资源部。

从土地价格看，近年中国土地出让价格一路上扬，用地成本上升倒逼一些企业向土地使用成本相对低廉的区域转移。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11年全年出让国有建设用地面积33.39万公顷，出让合同价款3.1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7%和14.6%。其中，全国105个主要城市工业用地平均价格为652元/平方米，同比增长3.9%。2007年工业用地价格一度上涨超过16%，单位用地的成本上升显著。土地资源的稀缺，促使一些东部地区对土地投资强度设定门槛，部分地区已超过300万元/亩，而中西部地区对招商引资企业投资强度的要求一般在20万～100万元/亩，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土地价格和实际获取成本差异较大，一些中西部地区甚至通过土地补贴等方式实施零地价，促使一些投资密度低的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见图10－3、图10－4和表10－5)。

图10－4　2001～2011年全国主要城市监测地价情况

资料来源:国土资源部。

表10－5　中西部地区土地价格与投资强度差异比较　　单位:元/平方米

注:综合土地价格和工业地价数据来自国土资源部《2005年全国主要城市地价状况分析报告》、《2011年全国主要城市地价状况分析报告》，投资强度数据来自笔者对上海、江苏南京、常州、无锡、昆山，安徽合肥、芜湖、滁州，湖南长沙、衡阳、郴州，甘肃白银等地的调查。

2.东部地区农民工流入减少、用工成本上升，用工荒、招工难现象日益普遍，促使一些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虽然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要素禀赋差异和收入差距是促进产业跨区域转移的动力，但由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实施的非均衡增长战略促使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吸引了大量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使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供给弹性非常大，导致东部地区企业跨区域转移的动力下降。更有学者指出劳动力流动本身对产业转移有着抑制性影响，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导致沿海发达地区外来劳动力实际工资增长缓慢，从而削弱了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进而导致东部地区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转移的迟滞。^[5]

然而，本报告认为，这种“抑制”只是较短时期的一个现象，大量东进的农民工虽然短时期抑制了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快速攀升的步伐，但是，这种“抑制”导致了近年来农民工分享工业化成果、城市化红利的比较收益下降，造成了诸多社会问题。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稀缺，中国劳动力流动、招工、劳动力价格等方面呈现出来的新特征，标志着东部地区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基本丧失，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有可能在近期发生。

(1)中西部地区一些农民工“回流”导致东部地区“用工难”现象凸显。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近年来中国东部地区农民工向中西部地区“回流”态势明显。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同比增长4.4%。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增长3.4%。2011年在东部务工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65.4%，比上年降低1.5个百分点;在中部务工的占17.6%，提高0.7个百分点;在西部务工占16.7%，提高0.8个百分点。2009年的变化趋势更明显，受金融危机影响，当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比2008年减少888万人，下降8.9%;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则比2008年增加618万人，增长33.2%，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比重上升到17%;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2940万人，比上年增加775万人，增长35.8%。这种“回流”导致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无限输送劳动力的渠道被阻隔，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招工难”、“用工难”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导致一些企业随着劳动力“回流”和迁移的方向进行跨区域转移。

(2)人口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东部地区用工难将成为常态。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看，尽管15～59岁人口的比重较10年前上升3.36个百分点，但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称，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2011年为74.4%，同比微降0.1个百分点。如果考察18～45岁这一青壮年劳动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重，应该几年前就出现了下降的拐点。此外，城市人口也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且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速度明显放慢，2011年为828万人，较过去10年明显放慢，农村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适龄务农人口大幅减少，农村也出现了“用工荒”。未来一个时期，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特别是向东部地区转移的数量比较有限。从人口的教育结构看，2000～2010年中国新增人口7348万，但大学以上学历人口增加将近7200万，与新增人口基本接近。换言之，中国过去10年新增人口都成了大学生，其他人口几乎没有增长。大学生规模膨胀的同时，高中及以下学历者的比重就相应下降，这也导致了“民工荒”的持续性，进而引发产业跨区域转移的强大动力。

(3)农民工工资上升幅度较大，东部地区企业用工成本上升。近年中国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农民工平均收入水平也有较大提升。2011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2049元，比上年增长21.2%。分区域看(见表10－6)，东部地区制造业平均工资达3000元/月，相比2005年提高了50%以上。一些地方除了简单提高工资标准，还扩大了农民工社保的覆盖范围，如上海市决定在2012年底前在全市范围内推行社保，导致企业用工成本比2011年上升20%左右，此外，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对工资、工作环境等要求提高，也推动了企业用工成本的上升。一些企业在成本上升的压力下纷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表10－6　近年部分东部地区省市最低工资标准及增幅

资料来源:新浪网。

3.部分地区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促使一些对资源、环境和能耗要求较高的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长期低成本、高消耗的粗放发展模式促进东部地区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但也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消耗、环境的严重污染和效率低下。资源方面，中国能源、资源消耗快速增长，对外国资源依存度不断攀升，重要资源的供给约束进一步凸显，以电力供应为例，当前，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电力供应不足的问题，甚至出现了多年不见的淡季电荒，电力的短缺已成为东部地区产业发展道路上的一道屏障，能源资源的短缺已严重制约了东部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受能源和矿产资源限制较大的重化工业的发展。而中西部地区特别是湖北、重庆、河南等电力和能源相对充裕地区吸引产业转移的能力不断提升。环境方面，由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环保政策的门槛不同，一些被东部地区淘汰的某些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产业，如“小电镀”、“小印染”、“小钢铁”、“小水泥”等，被中西部地区以种种优惠政策引进，出现了“产业梯次转移”的现象。2007年无锡市因蓝藻暴发导致供水危机，决定在两年内关闭规模以下的化工企业772家，这些关停企业迅速被从全国各地涌来大批招商引资团队吸引至中西部地区重新投资设厂。

(四)区位与交易成本因素

1.区位因素特别是运输成本是影响中国产业跨区域转移的重要因素

区位因素和交通运输及通信条件影响着区域要素流动的畅通及运输成本的高低，是影响中国产业跨区域转移的重要因素。交通运输设施落后，则要素、商品的流动成本就高，从而阻碍产业的区域转移。相反，交通运输条件越便利，通信设施越发达，越容易促进要素和商品的流动，越有利于吸引企业的迁入。因此，企业在产业转移区位选择时会重点考虑两大因素:一是区位的远近;二是交通的通达和便利性。区位的远近在近年中国产业跨区域转移实践中的反映非常明显。以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为核心的安徽省承接产业转移的企业大多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等长三角地区;以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为主体的湖南省承接产业转移企业则大多来自广东、香港等珠三角地区及邻近的福建、台湾等地区;环渤海地区的河北等地则主要对接北京、天津等环渤海地区产业转移。数据显示，2011年1～11月，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引进亿元以上省外投资项目2884个，到位资金2703亿元，同比增长61%，占全省70.3%，其中来自沪苏浙项目2661个，到位资金2123.9亿元，占示范区78.5%，表明受区位条件影响，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是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

而交通的通达和便利性，以中部地区为例，“十一五”期间，中央提高了中部地区交通建设项目投资标准，共安排中央投资1414.09亿元用于中部地区公路和水运建设。截至2010年底，中部6省公路通车里程达110.1万公里，较2005年增加17.2万公里。武广高铁、郑西高铁建成通车，中部地区交通运输条件大为改观。此外，根据已经披露的铁路建设规划，中部地区是中国未来铁路建设的重点，至2015年，中国高铁营运里程最长的前10个省份中，多数处于中部地区。其中，安徽省“十二五”规划快速客运铁路2500公里，占全国规划总里程的15%。近年中西部地区交通物流条件的改善，使其越来越多地承接了沿海及全球产业转移。

当然，由于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流通业发展水平和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和东部地区还有较显著的差异，导致中西部地区物流成本较高，对产业跨区域转移形成一定的制约。当前，中西部地区还存在物流半径过大、运行成本过高、缺乏规模和成本优势等问题。虽然有部分地区通过政府补贴、取消高速公路收费等方式降低物流成本，但这种做法并不普遍，且主要支持龙头企业，对配套企业帮助不大。同时，东部地区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企业以加工制造、原材料和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呈现货运量大、运距长、产品价值低等特征，物流成本占利润比重较高。由此，一些东部地区企业转移至中西部地区客观上会产生短时期内物流成本大幅增加的情况，对产业跨区域转移形成一定的阻滞。

2.综合成本优势对产业跨区域转移的影响越来越大

除了地理距离和交通运输条件外，区位因素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基于区位产生的各种因素的集合，既有多种增长要素的质量和禀赋因素，也有基础设施、法律、文化和宏微观管理等多因素的综合。企业在面临跨区域转移区位选择时考虑的因素也越来越多，影响其转移的因素也越来越复杂和多元。除了企业比较重视的要素成本、贴近原料产地、贴近产品销售市场、交通运输条件、物流成本等因素的变化外，一些企业正在把包括多重因素的综合成本优势作为自身跨区域转移决策的重要因素。如深圳一家原来准备转移到正在打造“中国锂都”的江西省宜春市的锂电池生产企业，在武广高铁开通后，由于考虑到方便总部和分部沟通联系，同时，便于客商参观企业等因素，决定搬迁到湖南郴州。根据该企业负责人的介绍，企业转移搬迁不仅考虑到货物的运输成本和贴近原料产地、降低劳动力成本等因素，更多的是考虑包括要素成本、人员流动、信息流动的便利，相关的配套设施和服务等在内的综合成本。相较于一些比较显而易见的劳动力成本等优势，企业更愿意转移搬迁到综合成本优势明显的地区。

此外，人文相近等社会因素也是构成综合成本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课题组在对江西南昌、湖南衡阳等地的调研发现，一些东部沿海地区企业为方便职工生活和兼顾子女就学，出现了向职工家乡转移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