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结论及政策含义

三、基本结论及政策含义

根据上述基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1985～2005年统计数据资料的动态计量经济的实证分析，可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东、中、西部地区的非平稳序列LnPI_t、LnUR_t在经过二阶差分后平稳，均为二阶单整，即LnPI_t～I（2），LnUR_t～I（2）。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LnPI_t和LnUR_t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但两者之间的线性组合却是平稳的，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城镇化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西部地区的LnPI_t与LnUR_t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协整方程表明，城镇化水平每变动1个单位，将会促进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分别增长1.8503个单位和1.7155个单位。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虽然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但就其一般的线性回归方程结果看（尽管方程各参数的检验结果不甚理想），城镇化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仍存在较大的促进作用（为1.3211），但其作用强度明显低于东部（1.8503）和中部地区（1.7155）。

（2）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误差修正模型来看，两者的短期动态均衡关系是，城镇化水平短期内每变动1个单位，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农民收入将分别反方向变动0.0864个和0.3740个单位。这一数值较长期协整回归方程中的要小，且为反方向变动，这说明城镇化发展状况对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期影响更为显著。东部和中部的ecm_t-1的系数分别为－0.3646和－0.4721，符合相反修正机制，这说明长期均衡趋势误差校正项对东部和中部农民收入增长的调整幅度分别为36.46%和47.21%，具有一定程度的调节作用，且中部的调节作用强于东部地区。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在短期内，东部的城镇化发展会对农民收入增长变化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处于不稳定趋势中，农民收入增长不会立即影响城镇化的发展。但在一定的滞后期数上，城镇化的发展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同时农民收入的增长有助于城镇化的推进，从长期看，两者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对于中部地区，从短期和长期来看，城镇化发展均会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尽管在滞后5期上例外），但农民收入增长却不会带动城镇化的发展，两者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即城镇化发展是引起农民收入增长变化的原因。

（4）基于VAR（3）和渐近解析法（Analtic）模拟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表明：东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密切关系，从长期趋势看，城镇化发展对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正向拉动作用影响时限更长，更为有效率，并趋向于正向稳定收敛。从总体上看，中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正向冲击将使农民收入水平得到改善，并且具有长期平稳、略有上升的正面效应，但农民收入增长对城镇化发展的冲击具有较强的波动起伏性。而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与农民收入发展之间不存在长期的稳定均衡关系。

因此，综括上述定量的实证分析，城镇化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一定程度的拉动作用，但其作用程度具有区域性差异，对东部地区的作用程度明显高于中部、西部地区，对中部地区的作用程度高于西部地区。在城镇化水平低下的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城镇化这个农民收入增长的“推进器”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城镇化发展对促进中部、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缩小地区差距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就必须加速推进城镇化进程，提高城镇化水平，尤其是提高中部、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充分发挥城镇化发展在农民收入增长中应有的作用。要推进城镇化进程，就必须制定和贯彻落实各项政策，尤其是在采用城镇化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上，应采取长期政策而非短期政策，力求避免其短期性行为。同时，还要注意城镇化发展政策供给的多样性和区域性选择。不同区域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状况决定了不同区域、不同经济主体的收入状况，城乡居民的收入之间、区域之间的居民收入差异显著。不同区域实际情况不同，城镇化发展政策的选择动因亦会不同，效率也就有所差别。因此，需要注意城镇化发展政策和模式的多样性和区域性，要以多样化的不同发展模式满足区域性差异的需求，以不同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取向推动城乡、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逐步形成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和政策框架。

【注释】

[1]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恩格尔和英国经济学家克莱夫·格兰杰因为“发明了处理许多经济时间序列的两个关键特性的统计方法：时间变化的变更率和非平稳性”而双双获得200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