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经济稳定的财政金融政策的国际经验

保持经济稳定的财政金融政策的国际经验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杨　艳

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是各国进行宏观调控，保持总量平衡的基本手段。财政政策的使用原则是逆经济风向而动:如果经济处于萧条时期，财政政策就采取扩张性的“增支减税”政策；如果经济存在通货膨胀缺口，就应当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即增加税收、减少财政支出。从近代历史看，在西方国家，只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存在过持续的通货膨胀，这主要是由于战争经费支出急剧增加所致。其余时间，经济运行主要受通货紧缩或需求不足困扰，因此，对付经济波动常依赖赤字财政政策的使用。然而，一些国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逐渐患上赤字财政依赖症，即不仅经济萧条时期靠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复苏，甚至在经济走出衰退之后仍依赖赤字财政来拉动经济增长，如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总统减税取得巨大成功之后，赤字财政政策便从一种反危机的手段变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常用手段。不同国家赤字财政的推行还有各自的其他原因，包括为缓和社会矛盾实行高福利政策，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扩大军费支出，政府支出失控等所造成的结构性赤字。扩张性财政政策长期实施的结果，导致政府累积了大量的内外债。

近些年来，不少国家宏观调控的改进着力于财政政策的健全，财政改革浪潮几乎席卷了欧美各国，如欧洲各国都在进行财政的整顿，力图摆脱国家债务陷阱。欧盟国家的财政改革固然和欧元的启动有关（服务于稳定欧元币值），但更重要的背景是对日益加深的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担忧。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如不能摆脱几十年沿用的赤字财政政策的羁绊，将无力对事关国家、民族和地区竞争力的领域进行投资和开发，长此以往，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就会逐渐丧失主动权。西方流行的一种理论是，任何一个普通家庭如果用高额的贷款来建房的话，那么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状况，即不断地还钱、分期付款，将限制其他方面的开支，在紧急情况下需要花钱时就会丧失灵活性。对国家而言，如果不能逐步摆脱持续的债务还本付息拖累，那么在事关国家前途的科研与开发领域进行投资，就会显得底气不足或心有余而力不足。特别是在欧洲的一些高福利国家，如果不摆脱由高福利开支造成的财政赤字困境，就难以应付全球化的竞争，难以适应日益迅猛发展的科技创新要求，也难以创造稳定的金融环境。

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转向更为稳妥、谨慎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强烈的赶超愿望，其传统的财政政策强调在私人储蓄不足的情况下，公共储蓄对于物质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因此，财政政策的中心首先在于为发展筹集资金，以支持规模庞大的工业化投资计划。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利用财政政策动员的国内资金的数量是有限的，远远不可能支持工业化所需的资本，即使在存在外援的情况下，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严重的财政赤字。由于较低的收入水平以及国内金融部门的制约，财政赤字往往不可能依靠政府债务融资的方式解决，通货膨胀便成为政府弥补赤字的重要手段。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有效的税收体系和税收征管网络，通货膨胀甚至在相当长时期内被用来充当政府重要的筹资手段。这种服务于政府发展计划，以投资为导向的财政政策易导致高通胀和汇率贬值，不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而宏观经济的动荡又会从根本上影响国外资本流入，动摇国内资本的投资信心，甚至由此引发金融危机。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目标逐步由直接为发展动员资源转向为市场配置资源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强调利用财政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性，开始由投资导向的赤字财政转向稳定为主的平衡财政。许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减少对公共部门和国有部门的补贴、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缩减进行经济计划和管制的政府机构、减少政府对竞争性行业的投资等措施压缩开支，同时调整财政支出范围，公共支出逐步转向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公共财政模式。财政政策通过控制通货膨胀、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市场主体提供稳定的政策预期和宏观经济环境来促进国外资本的流入和国内私人资本的投资，从而实现经济的发展。

可见，在1994年墨西哥危机和1997年东亚危机前，普遍倡导的是一种以稳定为目标的货币及财政政策。因为各国认识到，松弛的财政政策造成经常项目逆差；宽松的货币政策经常造成加速的通货膨胀，这被当成最终导致危机的根源。但这一观点在危机后受到了质疑。在1994年墨西哥危机前，墨西哥的通货膨胀率已经降到了一位数，财政政策也算是负责任的。东亚国家危机前都努力实施着令人满意的宏观经济政策，国内储蓄率特别高，财政收支大体平衡，没有多大的赤字，然而，1977年仍爆发了强烈的金融危机。似乎坚持把实施稳健的宏观政策当成防范金融危机的重要机制这个观点已经不正确了。

这个认识当然是错误的，在思维逻辑上是极不严密的。错误的财政货币政策只是发生危机的原因之一，但绝不是唯一原因，深层次的社会经济矛盾才是更深刻、更重要的原因，才是危机真正根源之所在。就是财政、货币政策问题本身在许多时候（非全部）也不纯粹是政策制定者的主观认识的产物，而首先是一定社会经济矛盾发生作用的结果（主观因素则会影响问题的严重程度）。即使某些国家执行了比较谨慎的财政货币政策，但其社会经济矛盾也可以在其他方面表现其作用而引起危机。这并不足以说明财政、货币政策的错误对危机没有影响，完全可以肯定，如果这些国家财政货币政策不谨慎，其危机必然更要严重得多。发生金融危机的墨西哥和东亚国家，危机前银行的信贷都增长特别快，与信贷膨胀相联系的经济过热和房地产泡沫显然是促成危机的重要因素，也就说明这一点。

当1994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时，阿根廷没有能力充分应对小型银行因投资墨西哥债券失败所造成的流动性危机，由此引发了金融体系的动荡，挤兑存款和银行倒闭等情形愈演愈烈。究其背景原因，与中央银行采用货币发行局制度，无法发挥最终贷款人的作用有着很大的关系。中央银行既不能间接地通过放宽货币政策提供流动性，也无法通过直接地提供融资来支援发生问题的商业银行。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美元对主要货币升值，过度升值的比索削弱了阿根廷的出口竞争力，加大了通货紧缩压力。受此影响，阿根廷经济在1999年以后陷入负增长，并引发了此次危机。

日本90年代的经济问题可以追溯到1985年美、日签署的“广场饭店协议”和其后的“卢浮宫协议”，美国逼迫日元升值和强迫日本政府降息。日元升值后，日本出口受到打击，产业利润随之摊薄，从1986年1月起，日本中央银行贴现率连续5次降低，由5%降到1987年的2.5%，达到了“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由于日元汇率上升，日本银行持续买进美元卖出日元，造成货币供应量膨胀，在低利率刺激下，地价和股价持续上涨，直到1990年8月才由日本银行再次提高利息率，试图制止泡沫的继续膨胀，结果引发价格一路下跌，使泡沫经济破灭，导致了严重的金融机构坏账。据1995年日本大藏省公布的数字，1990年以来日本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总计为4710亿美元，严重的不良资产降低了日本金融机构的国际信誉，一些中小金融机构相继倒闭，到1997年日本最大的金融机构因呆账坏账增加也相继面临倒闭风险，最终不能摆脱破产厄运的是北海道拓殖银行、山一证券公司和日本长期信用银行这三家大金融机构。银行倒闭的金融危机使得日本企业更陷入了深渊，破产企业在1万家以上，严重抑制了日本经济的增长。

新加坡则为新兴国家提供了实行稳健财政、货币政策的典型。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下，新加坡年经济增长率一度从1997年的8.4%猛跌至1998年的0.4%，遭遇了自20世纪8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然而，新加坡经济从1999年初就开始摆脱危机的阴影，重新走上高速增长的轨道。新加坡不仅是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最轻，也是复苏最快、增长最迅速的经济体，之所以如此，这是与新加坡政府长期以来实行稳健的经济政策分不开的。多年来，新加坡政府一直实行低通货膨胀的政策，近20年来的平均通胀率仅为2.1%。新加坡经济高度开放，市场因素起主导作用，无论是政府资本还是私人资本，都以盈利为投资准则，不轻易把资金投入高风险的领域。新加坡政府还坚持稳健的财政政策，即便是在金融危机期间，也一直保持预算盈余，在没有外债的情况下，外汇储备也维持在充裕的水平。此外，新加坡还拥有实力雄厚的银行业。在经济繁荣时期，新加坡的银行就对借贷采取谨慎、甚至是保守的政策。金融管理局也实行严格监管，要求银行保持较高的资本和流动资金水平，为解决呆账预备庞大的资金，并且反对过分扩张银行信贷。金融危机前，新加坡银行呆账率为3%，金融危机中最高时也只达到12%。因此，新加坡银行能够顺利度过经济危机，并在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中扮演重要角色。

当然，实行谨慎、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并不等于说财政货币政策不再作为反周期波动手段而在经济同期不同阶段行使其不同的功能。在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时期，紧缩性政策较普遍地被作为抑制通胀的重要手段自不待言，在发生通货紧缩或经济衰退时期，当扩张性货币政策不足以使经济摆脱困境时，人们也不得不求助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此时的“谨慎”则体现在扩张“适度”和“转换及时”上。

参考文献:

1.（日）山田仲二:《世界同时通货紧缩》，中国财经出版社，1999年。

2.苏振兴:《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

3.孙执中:《日本泡沫经济新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