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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经济发展

时间:2022-05-3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它表现为社会组织、经济组织、政府组织与个人之间存在的种种竞争行为,以及求生存、求发展的经济压力、社会压力以及欲望。在经济学上,规模经济主要是指生产力诸因素适度聚集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即生产力规模的经济性。

二、集群经济发展、强盛过程

集群经济由雏形期进入发展、强盛期后,会在专业化分工、集群生态压力、集群临界规模效应以及产业集群升级等产业发展力量的积极作用下,迅速发展、成长起来,实现集群规模不断扩张,走向强盛。

1.专业化社会分工促进产业集群“枝繁叶茂”

产业集群形成后,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发展,产业内部会发生重要改革,一些“全能型”公司会根据产业发展走势和市场竞争状况,“裂变”分出专业化公司,或把自己原来经营的一部分业务委托外包经营,从而使产业集群的成员企业数量不断增多,集群内企业专业化分工协作关系不断发展完善。以我国台湾地区IC(半导体)产业集群为例。

IC产业的产品形态较多,可分为微控制元件(Micro)、逻辑元件(Logic)、存储器元件(Memory)、模拟元件(Analog)和其他(Others)。其所构成的IC产品群如图5-10所示。IC产业产品的多样化及其不断发展成熟,为IC产业走向专业化生产以及IC产业集群的形成创造了社会基础。

进入21世纪以来,因为国际互联网(Internet)的风潮和专业芯片加工企业持续地壮大,以及专业IP供应商的兴起,全球IC产业进入第三次变革(专业分工、战略合作)。如图5-11、图5-12所示。

在这三次变革中,第一次变革使IC产业分出2类公司:系统公司和IDM公司;第二次变革分出4类公司:系统公司、IDM公司、设计公司和加工厂;第三次变革分出7类公司:系统公司、IDM公司、设计公司、加工厂、IP公司、芯片设计公司和设计服务公司。每变革一次,IC产业的专业化水平都得到提升。

在全球IC产业专业化分工发展的推动下,我国台湾地区IC产业专业化分工日益完善,形成了IC设计、光罩、芯片制造、封装、测试等行业,企业总数发展到200多家,成为全球第三大IC样品生产基地。它们大部分分布于台湾地区北部,大多集中在新竹至台北这段狭长约70公里的范围内,特别是新竹科学园区内,少部分分布于台中、高雄内。图5-13显示我国台湾地区IC产业集群的分布图,可以看出厂商的分布与厂商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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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0 IC产品群

资料来源:《高科技创新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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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 IC变革一

资料来源:《高科技创新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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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 半导体变革二

资料来源:《高科技创新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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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3 中国台湾省IC产业群聚与分工结构

资料来源:《高科技创新与竞争》

2.生态压力激发、增强产业集群的进化能力

生态压力是生态学中的一个概念,意指生物圈中的生物始终都处于一种自然选择压力之下,时时要同其他物种或本种进行竞争,还时时要在捕食和寄生方面都与其他生物处于相互作用之中。这种双重压力会导致生物最有效地占有它们的生态位,或者至少能比任何其他竞争者更好地适应这一生态位。面对这种生态压力,任何生物都可能采取许多不同的生态对策,对其生物环境、非生物环境以及各种相互作用的生态关系作出适应性或非适应性的反应或回应,这是任何生物进化的动力。其生态对策决定其生态效果——是进化还是退化,是适应还是不适应,是在竞争中占据到最有利的生态位还是被别的物种或本种同化、“吞并”、重组掉了,甚至在生物圈中消失了。

生物圈中的这种生态压力,在经济社会领域同样存在。它表现为社会组织、经济组织、政府组织与个人之间存在的种种竞争行为,以及求生存、求发展的经济压力、社会压力以及欲望。经济社会组织和个人也得去适应社会,适应周围环境,同自然环境和谐共处,谋求、达成生态可持续发展。

上述这种社会生态压力,也是任何一个产业集群都得面对的。从而,就有了企业集群与企业个体、集团公司之间的竞争,也产生了企业集群与企业集群之间的竞争,甚至企业集群所在地的政府同其他地区政府之间的竞争。诸如,爱尔兰虽然仅是大陆架边缘上的一个小岛,但它却是欧洲的一个高科技中心;虽然它的人口仅占欧洲人口的1%,而美国投到欧洲的高科技投资却有1/4被吸引到这里。其成功的背后,无不饱含着、贯穿着当地政府的竞争理念与品牌宣传——将自己定位为跨国公司扩展欧洲业务时最受欢迎的地区。这就是爱尔兰高技术产业集群发展的“生态位”,也是他们对商业生物圈中的“物竞天择”作出的生态反应。

总之,产业集群在生态压力状态下,会积极主动地调动一切力量,包括核心企业的,非核心企业的,关联支持企业的,政府的,社会的,个人的,自然的,甚至区域外部的力量,来应对生态压力,寻求最佳生态对策,不断调整产业集群的生态位,以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通过应对生态压力,产业集群的生存发展能力会得到增强,从而促进集群快速成长,不断壮大。

当然,一些处于弱势的产业集群,当其应对生态压力的能力不强时,也会走向衰落。

3.临界规模效应促使集群成长得到自我强化

产业集群的成长,会遇到一个最低临界规模的问题。通俗地说,就是当产业集群的核心企业已经孵化,产业集群的雏形已初步形成,这时,产业集群要进一步扩张其产业规模,获得自我持续成长,必须具备一定条件——集群内的企业数量要达到某种最低临界规模。这实际上是生产力经济学中极为重要的概念——规模经济的问题。

在经济学上,规模经济主要是指生产力诸因素适度聚集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即生产力规模的经济性。当生产力规模不合理,出现生产力规模不经济,生产力诸因素的聚集无法带来经济效益,或者只能带来低微经济效益时,这是一种无效或微效规模,是不合理的。它会导致产业结构衔接不协调、延缓地区工业化进程等问题,严重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力的健康发展。

对于集群经济,也同样存在着“合理规模”的问题。在集群成长的初期,如果集群企业的数量达到了产业集群快速成长的最低临界性规模,那么,将有大批新企业“跟进”,或衍生、孵化出来。这时,企业集群就会出现快速甚至爆炸性发展的现象,从而进入快速成长阶段。用通俗的理论来解释,这是一种“马太效应”,犹如在科学学中最早使用“马太效应”一词的罗伯特·默顿所说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21]

迈克尔·波特对企业集聚的这种现象及其“发散性”“连锁衍生”新企业作过精彩的描述:在一个健全的产业簇群中,企业数目达到最初的关键多数时,会触发自我强化的过程。在其中,专业化供应商开始萌芽,信息累积,本地机构发展出培训、研发、基础设施和适当的法规。而产业簇群的面貌愈来愈清楚,也在同步成长。企业家看到潜在的市场机会,而且进入障碍也在降低,因而成立新公司;从既有企业中扩散,新的供应商也在萌芽,产业簇群的存在获得再一次的确认。当愈来愈多的机构和企业承认这个产业簇群的重要性时,专业化产品和服务数量就开始成长,本地金融服务供应商、建筑公司等行业,便开始回应这个产业簇群的需要。正式与非正式的组织和沟通模式,开始涉及产业簇群成员的发展。当产业簇群成长时,影响力与日俱增,不仅凌驾个别厂商的作为,也将左右公、民营机构和政府政策。妨碍产业簇群升级的政策,通常会被修改。[22]

集群经济达到一定产业规模便飞速发展,这在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出现。如东莞市长安镇作为典型的地方外向型企业集群的所在地,在改革开放后短短的十几年里,经历了多次外资涌入大潮,外资企业由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20多家,发展到1989年的493家、1994年的1167家,现在则增至1640家,同时还拥有283家民营企业。其爆炸性成长,在人口增长的体现上更为突出:由改革开放前的2万多人口,猛增至今天的63万人口,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水平。

集群临界规模也存在一个最大值的问题。当集群聚集的企业数量超过了临界规模最大值时,产业集群便会出现负功能效应,使其发展出现问题。长安镇的飞速发展,就引发了另一个集群临界规模的问题——企业集群规模急剧膨胀,以至超过了它的生态承载力,突破了最大的合理临界规模极限,最终出现了生态可持续发展问题。这同样也是集群经济生态进化中要注意的临界规模问题。

4. 产业集群升级推动集群经济向高层次发展

产业集群升级是指产业集群由原来较低层次(低技术含量等)向较高层次转变,高层次的产业簇群继承和发展了原有产业簇群的优势。产业簇群升级的主要原因是簇群内终端产品的关键技术获得突破,且终端产品的国内外市场需求旺盛,从而带动整个簇群从低技术含量向高技术含量发展,带动产业簇群从地方市场走向全国、全球市场,出现局部相关产品垄断或主导市场。产业簇群升级使集群经济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极大提升,促使产业集群走向繁荣。我国北京中关村的电脑业,因电脑关键技术获得突破而使中关村由原先的纯进口组装产业簇群转向部件生产、软件开发等较高层次电脑产业簇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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