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的权利

4.2.1　合同的权利

合同的权利包括两部分：特定权利和剩余权利。特定权利包括特定索取权和特定控制权，是契约中约定好的权利，可以通过契约的方式事先分配。而剩余权利包括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以剩余控制权为前提，谁拥有了剩余控制权，便拥有了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涉及无法写到契约里的，有时候是由于现实中的契约不完全而产生的。信息不完全、某种程度的有限理性或者交易费用，使签约方不可能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每种事件，在契约中均详细规定各种可能事件的应对措施。虽然合同可以由签约方进行修正或重新协商，但这种修正或协商能够产生的效果有限，并且将会带来诸多成本，造成了效率损失。为弥补效率的损失，保障合约顺利的执行，以Grossman、Hart和Moore为代表人物的产权学派提出了剩余控制权的分配。

对于剩余控制权的含义，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Grossman和Hart（1986）认为合约不完备必然产生剩余权益，对剩余权益的控制权利即剩余控制权。Aghion和Tirole（1997）认为：应该用控制权取代剩余控制权，进而再将控制权细分为“名义控制权”和“实际控制权”。名义控制权由所有者拥有，它是法律赋予或契约规定的，应该由所有者（或投资者）拥有的控制权，比如对决策事件的范围和决策程序作出规定。实际控制权是指能够对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控制权，它不仅与项目（或公司）日常运营息息相关，对项目业绩、个人的福利产生重要影响，实际控制权的大多数内容不可能在契约中明确规定^[172]。杨晓维（1992）认为剩余控制权即剩余索取权，控制者既控制剩余也占有剩余^[173]。周其仁（1997）将排他性使用企业各种资源的权力定义成控制权^[174]。刘小玄（1997）认为剩余控制权是对合同产生的剩余进行分配的相机决策权，不代表剩余就归其所有^[175]。杨立言认为合同剩余的性质是负外部性与不确定性之和，理解合同剩余的关键是合同剩余会给至少两方当事人的成本收益带来不确定性，而不是合同待界定的权利是否已经分配完毕，即便是权利分配完毕的合同仍是有剩余的，合同分配给谁恰恰正是代表谁通过合同掌握了剩余控制权^[176-177]。杨立言将合约中有待分配的权利分为三部分，如图4-1所示，将剩余控制权定义为一部分公共权利：C+（A+B）×（1-k），谁拥有这一部分公共权利，谁就拥有了剩余控制权。与合同剩余权利相对应的有一组收入流，这部分收入流可以称为剩余收入，获得这种剩余收入的权利即剩余索取权，所以剩余索取权中的剩余指的是剩余收入，而剩余控制权中的剩余指的是剩余权益。

图4-1　合同中有待分配的权利

其中，图中的正方形表示在合同各方当事人之间有待分配的权利；

圆A表示合同中明确规定，且为各方理解一致的条款所保障的权利分配；

环B表示由以下三方面内容所保证的权利分配：①合同虽然未作明确规定，但是各方理解仍然一致的隐含条款（惯例与共识）；②虽然合同条款中有遗漏，但是由于意识形态、风俗习惯、人际关系、声誉、合作意愿等因素的制约，当事人各方仍然没有机会主义行为，能够保证交易按照合同预期方案进行；③其他相配套的合约、法律制度等约束消除的机会主义行为。

C表示其他未分配权利，包括合同中措辞模糊各方当事人理解不一致的条款、没有约束的机会主义行为、没有先例可循的突发事件等。

k为合同可实施程度，与实施费用有关。

本文采纳了杨立言对合同剩余控制权的解释。因为Grossman和Hart的解释过于宽泛，扩大了剩余控制权的范围（包括图4-1中的B）。Aghion和Tirole的解释混淆了特定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杨晓维的解释混淆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周其仁对剩余控制权的解释不明确，无法确定那些排他性权利归属问题。刘小玄的解释不全面，因为剩余控制权强调的是对剩余权益的控制，而不只是分配收入。

按照杨立言的观点，合同的剩余权利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C；一部分是（A+B）×（1-k）。第一部分C可以理解为k趋于1时的合同剩余，也就是说，即使合同的各项条款能够得到完全的实施，合同仍有剩余，产生这种剩余的原因在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人的有限理性。第二个部分（A+B）×（1-k）可以理解为C趋于0时的合同剩余，也就是说，即使契约是完备的，如果合同的可实施度比较低，这时合同仍有剩余，因为当事人一方无法确定对方是否依照合同条款进行交易，也没有第三方的公证，即使有第三方公证，也无法证明第三方的公证是正确的，因为缺乏可靠的衡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