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区计委两次办农场

自治区计委两次办农场

李惠第

自治区计委两次办农场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办的，办场的目的也不相同,但两次办农场我都是主办人之一。现在回顾起来记忆犹新感慨万千。

第一次办农场

1969年我从芦花台园林试验场调到自治区生产指挥部计划组工作。1972年底生产指挥部撤销，恢复了各厅、局，计划组也撤销成立计划局，不久又改为计委。当时计委主任是王克。

20世纪7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仍处于低标准后的恢复时期，本来就非常脆弱，但又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极左思潮的影响，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潮席卷全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农产品极端短缺，城乡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是凭票供应，如粮票、油票、肉票、豆制品票、布票、烟票等，搞得人心惶惶。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有的单位就借鉴低标准时办机关农场的经验，给大家谋点福利。1973年计委的机构设置也已健全，设立了办公室和政治处，两处室合署办公，延金志同志（老革命）任主任，我任副主任。有一天，王克找我谈话，说党组决定要我在银川附近找块地，办个小农场，一是给干部参加劳动提供场所，二是生产的产品给大家搞点福利。我领了任务之后，就和搞总务工作的李世忠同志到银川周围找地，发现在银新公路以南，火葬场以北有一块低凹湖地，属罗家庄四队的范围。距机关较近，交通也方便，王克看后也很满意。我们就找罗家庄四队的罗队长交涉，罗队长满口答应说，那是一块湖地，盐碱大，费工也大，我们也不需要，你们就开发去吧。同时提出要一台购买拖拉机的指标，我们给解决了，地也就划给了计委。

有了地，又从芦花台园林场调来两名农工，买了一台拖拉机，盖了6间房子，在我的精心设计和指挥下，开荒整地，修渠挖沟，推土垫路，共开发出120亩地，还有10亩鱼池。星期六是计委的法定劳动日，每到这天，王克、夏似萍（副主任，后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带头，全体干部职工出动到农场劳动，大家都非常自觉，干活也很卖力。第一年就完成了农田建设，第二年种了水稻，当年亩产600多斤。因为是湖地，需要改良土壤，我们采取用磷矿渣铺垫，拉沙压碱，排水洗碱，种草种稻改良等综合措施，很快就见成效，改良后的土地就可以种旱作物，如小麦、豆类、蔬菜、葫麻，还建成了一个小果园，栽的葡萄和苹果，并养猪、养鸭，都获得成功。所生产的产品除供劳动日大家食用外，每年都能给职工分些大米、面粉、豆子、蔬菜、食油、肉等。劳动日大家都在农场吃饭，云步霄是大家公认的手艺最高的炊事员。中午在农场休息，有的在树阴下、麦草旁小睡，有的打扑克、下象棋，有的聊天，也有的在谈论工作，这一天大家过得很热闹也很愉快。

1976年计委党组决定，除星期六作为劳动日外，在职干部要轮流脱离工作到农场劳动锻炼，孙宗武、童扬显是第一批到农场劳动锻炼的干部，这两位老大哥认真负责，吃苦耐劳的老黄牛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到大家的好评和尊敬。

1978年，我离开办公室。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小农场在1979年交给了农业厅作为宁夏农业学校的建校用地，计委第一次办农场到此结束。

第二次办农场

一、办农场的起因

1992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的步子再大一点，速度再快一点。全国上下积极响应，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加快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步伐。在计委系统也进行着大胆尝试，农业生产由指令性计划变为指导性计划，也有几个省提出农业生产根本就不需要计划，让农民自主决定种什么、种多少。有4个省（市）已宣布撤销农业计划处，还有的把农业处并入综合处。我时任农业计划处处长，全处共6名干部，何去何从，我不得不考虑。当时全国已兴起公司热，计委系统也不例外，我想我们也可以办个公司，如果农业处被撤销，下海办农场也是一条退路。这个想法在处务会议上全处同志一致同意。随即以农业处名义向计委党组写了要求成立“宁夏农村经济技术开发公司”的报告，党组很快就批准并到工商局注册，我兼任公司总经理（两年后张川山接任），公司的主营业务就是办农场。我们在西沙窝接收了银川林场的10000亩沙荒地，先期开发了5000亩左右。

二、党组为农场定位

要办一个万亩农场，没有专人管理是不行的。所以计委于1997年4月1日以宁计（人劳）〔1997〕084号文《关于马维俊同志任职的通知》任命马维俊为四新农业试验中心副主任（副处级），法人代表。四新农业试验中心从农经公司分离，归计委节水灌溉办公室领导。当时我已被任命为计委助理巡视员兼节水办主任。

从此，农场的一切经营活动都围绕“四新”在做文章。所谓“四新”即新观念、新技术、新设备、新品种。坚持了“三高”，即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经过努力，创出了四个宁夏第一，即：第一个从法国引进优质无病毒葡萄种条；第一个建起20栋农业部推广的我国第二代节能日光温棚；第一个批量采用单芽育苗技术；第一个引进高标准节水灌溉设备和技术。

三、白立忱主席抓葡萄

自古以来，宁夏就是瓜果飘香的地方，有种植葡萄的传统。唐代诗人韦蟾在诗中写道：“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元代诗人马祖常的《灵州》（“灵州”即现在的灵武市）一诗有“葡萄怜美酒，苜蓿趁田居”的赞叹。

过去宁夏的葡萄均为鲜食品种。为了发展葡萄产业，计委于1982年在玉泉营农场安排5000亩酿酒葡萄种植计划，并建设玉泉营葡萄酒厂，但也多为低档酿酒葡萄。

1994年以来，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西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农学院、吉林果树所、山东酿酒葡萄研究所等科研和教学部门的专家教授相继到贺兰山东麓考察。1996年9月计委邀请并主办的全国第四次葡萄科学讨论会在银川召开，我任大会秘书长，贺普超、李华等著名葡萄专家都出席了会议，与会专家对包括四新农业试验中心在内的贺兰山东麓又进行了实地考察。会议最后的结论是：宁夏贺兰山东麓地区为酿酒葡萄最佳生态区。其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在热系数、温度、湿度等方面还优于法国的波尔多地区。

会后，计委决定将葡萄酒产业作为宁夏一项支柱产业纳入“九五”计划，并责成我提出具体意见。我即组织农科院、林勘院、计委节水办等有关方面的专家对贺兰山东麓南起牛首山，北至落石滩进行全面考察，提出了《贺兰山东麓优质酿酒葡萄基地规划方案》。1996年11月28日自治区人民政府白立忱主席、任启兴副主席在计委召开现场办公会，我受董家林主任的委托，将上述《规划方案》作了汇报，会议对《规划方案》进行了讨论，并充分肯定了规划的可行性。这次会议确定，对《规划方案》继续补充完善；宁夏葡萄产业由计委负责落实并组织实施；基本同意在近期（2003年以前）发展酿酒葡萄4万亩，中期（2010年前）达到10万亩，远期（2010年以后）逐步达到20万亩以上的规划目标。

为贯彻落实这次现场办公会议精神，计委做了大量工作。董家林指出，要抓好葡萄产业，首先就要抓好基地建设，采取抓点带面的工作方法，计委要有自己的典型，这个典型就是“四新”。

四、“荒漠地区葡萄繁育示范点”及“国家计委、水利部节水灌溉示范区”的创建

要抓好基地建设，苗木的生产事关重大，苗木的质量直接关系到葡萄的质量和基地的质量，而葡萄酒的质量是七分原料三分加工，质量的70%取决于原料，好的原料必须是好的品种。一环套一环，哪一环也马虎不得。

葡萄无病毒苗木繁育必须在千米以内没有种植过葡萄的地方进行，以防病毒感染。“四新”最具备这个条件，所以决定把“四新”建成无病毒葡萄苗木繁育中心，并争取到农业部“荒漠地区葡萄繁育示范点”项目。为了给育苗创造条件，在“四新”建起20栋高标准节能日光温棚。为了给高标准苗圃建设创造条件，我们争取到“国家计委、水利部节水灌溉示范区”项目，得到国家计委和农业部的大力支持，分别从以色列耐特费姆公司和美国玉鸟公司引进了当时世界领先的用电脑控制的滴灌和喷灌设备，之后又从北京、上海、山东等地引进国产节水灌溉设备，以便进行对比试验、示范，完成了节水灌溉示范区的建设。国家计委农经司有两位司长、两位处长，农业部葡萄学会秘书长都先后亲临“四新”检查指导工作，使我们受到极大鼓舞，增强了我们办场的信心和决心。

五、种条引进与单芽育苗

事情还要从育苗说起。我们已把育苗所需用的节能温棚建好了，苗圃地平整了，节水灌溉设备安装了，一切准备工作都完成了，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葡萄种条。我们所要用的无病毒酿酒葡萄种条要从法国引进，要农业部批准，但当时河北、天津、山东等省（市）已先于我们给农业部写了报告要求引进葡萄种条，而农业部当时严格控制不予审批。时间已到1997年11月，如果再拖延时间，就要贻误农时，整个基地建设要推后一年。无奈之下，我给正在北京参加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的董家林主任反映了这个问题，董家林立即向来宁上任不久的自治区党委书记毛如柏作了汇报，毛书记非常重视，他亲自找到时任农业部部长的陈耀邦同志，请求陈部长为宁夏特批了从法国引进16个品种30万根无病毒葡萄种条，解决了燃眉之急。拿到批复之后，我们很快办理了进口手续，12月下旬种条由法国海运到天津港，由海关用专用汽车送到“四新”。

从法国大批量的引进葡萄种条，是宁夏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外省的同行也很羡慕。我们收到这些“宝贝”之后，又高兴，又感到压力很大，因为毛书记再三给董家林交代：种条来之不易，一定要把苗子育好。同时也有人认为，一个单位育苗不保险，提出要把种条分给几个育苗单位同时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我和马维俊、陈林、姜昌等同志反复研究育苗技术方案。按常规育苗，一支插条需要3个芽，每根种条有6个芽，只能剪下2～3支插条，30万根种条只能剪到60万～90万支插条。如果采用单芽育苗，一支插条只需一个芽，30万根种条就可以剪到180多万支插条，其插条总数翻了一番多，这样就能充分利用这些进口种条，加快繁育速度。但单芽育苗的风险很大，外省有个别专家搞试验研究用过，大批量育苗还没有先例，怎么办？我们认为，既然我们是四新试验中心，就要有创新精神，为了多育苗，我们决定采用单芽营养袋育苗的方法。在育苗过程中始终坚持用认真负责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把风险降到最低限度。不但制订了严密的科学技术方案，而且对操作工人进行技术培训，实行流水作业，每道工序都有技术人员把关。加强温棚管理，实行责任制。1998年2月开始按程序进行育苗，4月初20个温棚全都是绿色一片，我们成功了，但这成功的确来之不易，它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例如在3月初的一天晚上，天气突变，沙尘暴夹带沙砾向温棚袭来，准备好的沙袋压到温棚上根本压不住草帘，一旦草帘被掀起，刚发出嫩芽的苗子就会全军覆没。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马维俊拖着病体，带领职工冒着零下10多度的严寒和沙暴爬到温棚上，用身体压住草帘，保住了葡萄苗子。第二天天刚亮，董家林同志知道情况后激动地说：“真不容易，你代我向他们表示慰问，感谢他们这种忘我的精神。有这样的队伍，就一定能打胜仗。”

六、毛如柏书记“四新”现场办公

1998年4月22日上午，毛如柏书记和主管农业的副主席周生贤带领自治区科委、财政、农业、林业、农垦、农科院等部门的领导、专家到“四新”现场办公。毛书记没有先进房子，便一头扎进田间地头。在育苗温棚当毛书记看到他亲自争取引进的30万株无病毒葡萄种条，已经培育成绿油油的葡萄苗子，长势很好，成活率在90%以上时，非常满意，高兴地对我们说：“苗子育出来了，这很好，你们一定要精心操作，严格把关，保证高质量高标准完成育苗与定植工作，为全区酿酒葡萄的发展起好带头作用。”

在地头毛书记看到引进的节水灌溉设备已经安装就绪，开始发挥作用，他高兴地说：“宁夏是缺水地区，搞农业产业化一定要从缺水这个实际出发，要推广节水灌溉技术，特别是在南部山区一定要搞节水灌溉。”周生贤副主席看后说：“这个示范点搞的好，计委搞成功了，要组织有关人员来参观。”当周副主席得知四新的工人都是从南部山区招收来的时说：“好，这里还是一个扶贫点。”

现场视察以后，毛书记主持召开办公会，听取了计委的汇报和各部门领导及专家的意见之后，毛书记说：“要在5年内实现年产5万吨优质葡萄酒的目标，不仅要抓基地，抓规模，更要牢牢地抓住市场。”“发挥资源优势发展葡萄产业，已成为大家的共识，现在葡萄基地正在筹建，但最怕的是当我们的葡萄酒生产形成能力后，全国的规模已经很大了。所以，为了避免低层次重复建设，我们不仅要有紧迫感，加紧基地和龙头企业建设，更要有在市场上‘抢先一步’的意识，首先要抓葡萄品种质量，必须保证宁夏的葡萄酒一出来就能得到市场的认可，要有在全国打得响的品牌。其次，要深入研究市场，葡萄酒在国内外市场的潜力究竟有多大？宁夏酿酒葡萄基地应该建多大为好？葡萄酒厂的最佳规模是多大？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适应市场需求的葡萄酒的品质、品味是什么？这些都必须进行深入地分析和研究。研究市场一定要透彻，不能大而化之，更不能用简单的数字来套。”他要求计委和其他有关部门要尽快建立宁夏葡萄产业领导小组，在进一步完善全区葡萄产业发展规划的同时，组织人员带着问题到国内外认真考察，拿出下一步工作的指导性意见。

现场会后，马启智主席、任启兴副书记、李俊杰常委等领导先后来“四新”视察，并给予指导和鼓励。李俊杰还应聘为“四新”的顾问。

七、布热斯夫妇访“四新”

1998年9月，为我们提供葡萄种条的法国波尔多地区的布热斯公司总裁布热斯及夫人来宁，跟踪考察他们提供的种条在宁夏的表现及市场情况，当看到“四新”已定植好的葡萄苗圃后认为：大批量的用单芽育苗并获成功这是一个创举，法国的种条在宁夏育苗表现良好。他还高兴地给“四新”全体职工讲授葡萄栽培技术课。

经过全面的考察，布热斯夫妇认为“四新”已具备大批量繁育无病毒葡萄种苗的条件，他愿意与“四新”合作发展葡萄苗木的繁育。经过双方充分协商，同意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成立“中法友谊无病毒葡萄种苗繁育基地”，由“四新”提供土地、设备和劳力，由布热斯公司提供无病毒优质葡萄种条和技术。产品优先满足宁夏需求，多余苗木可面向国内外市场，并由布热斯公司负责向国外销售。在虹桥宾馆签订了意向性协议。任启兴副书记以及董家林、李锦平等同志出席了签字仪式。马维俊和布热斯代表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

总之，在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四新农业试验中心在宁夏葡萄产业和节水灌溉的兴起和发展上起到了典型示范和带头作用。“四新”的全体职工为此付出了心血，做出了贡献，我对他们表示敬意。

（200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