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东亚共同体建设面临的

第三节　东亚共同体建设面临的 困难和对策

东亚共同体既涉及许多重大的原则问题又涉及许多具体的政策问题。各国尽管都有推动东亚共同体的良好愿望，但因为许多问题都关系到各自国家的具体利益，出现分歧乃至争论在所难免，因此，对各国的利益和立场进行协调就显得非常重要。从近几年的东亚合作进程看，东盟往往扮演着主要协调者的角色，在东盟地区论坛等讨论政治安全合作的场所尤其如此。但是，仅仅依靠东盟充当主要协调者显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依仗东盟来协调东北亚区域合作中出现的问题，那显然有隔靴搔痒之感。另外，东盟与日本、韩国等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同。例如，日本主张邀请澳大利亚加入东亚一体化进程，而一些东盟成员却强烈反对。在东盟成员国之间，也存在为维护本国利益出现分歧的情况。

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中国在东亚进一步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对中国的疑虑已被对中国的信任所替代。随后，中国积极开展多边外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备了在复杂的形势下协调各方立场的外交能力。中国在今后的东亚共同体进程中充当重要的协调者的角色，既是作为本地区最大的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许多东亚国家包括不少东盟成员国所希望看到的。作为协调者，既要在坚持遵循自愿、灵活、高度一致的原则和争取尽可能多的实际成果两个方面表现出高度的智慧，又要在共同体成员的扩容、秘书处等机构的设置等问题上深思熟虑，充分听取各国的意见和建议，平衡各方面的实际利益，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

东亚共同体的建设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存在许多的困难和障碍。就中国参与东亚共同体建设而言，存在的困难和障碍有以下几点。

首先，中国自身力量不足。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令世人瞩目，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至2006年底中国的GDP已达209 407亿元人民币，按美元汇率已达27 000亿美元，稳居世界第四、亚洲第二。中国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经济大国。但是，必须看到，这并未改变中国还是低收入国家的现实，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仅排世界第110位。以2005年为例，中国人均收入为1 740美元，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收入的4%，日本的4.8%，韩国的10%。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中国仅占5.0%，而欧盟的比重为31.4%，美国占29.1%，日本占10.3%。截至2006年9月，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占65.6%，欧元占25.5%，其余不到10%为英镑、日元、瑞士法郎等货币所分享。依据国际贫困人口标准——每天收入不超过1美元，目前中国贫困人口还有1.3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0.4%，占世界绝对贫困人口7.5亿中的18%。此外，中国自身经济发展仍存在巨大隐忧。西方国家普遍实施“藏汇于民、藏汇于物”。例如，日本和美国的民间外汇分别是3万多亿美元和9万多亿美元，这些政府是不予过问的。而中国实施强制性结汇的金融制度，企业在海外赚的大部分外汇得卖给中国银行，国家定期公布外汇储备金额。据统计，中国的民间外汇仅约1 600亿美元。到2006年底，中国官方外汇储备为10 663亿美元，而截至2006年9月，日本的官方外汇储备为8 486亿美元，表面上看中国多于日本。但中国有外债金额约3 000亿美元，而日本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对海外贷款累计多达3 000多亿美元。所以，日本的官方外汇储备实际多于中国。

另外，西方国家都十分重视藏汇于物。以石油为例，美国分为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两部分，仅商业储备就够用150天，约有7亿桶，相当于中国2005年石油进口总量的74%。日本的原油储备够用200天。中国的石油储备加上国产油，仅够用20天。最稳定可靠的外汇储备是黄金。美国拥有8 135吨，德国3 440吨，法国3 025吨，意大利2 452吨，而中国仅有600吨。

今后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巨大隐忧。2005年，中国人均耕地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而中国人口2020年将增加到14.5亿。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另外一个突出的问题，据《华盛顿邮报》报道，2040年左右，中国将面临1 280亿美元的巨额社会福利赤字。

其次，关于主导权的问题。

中国在东亚的分量不仅使东盟国家感到担忧，即使是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日本也是如此。所以，无论是东盟还是日本都不希望中国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占据主导地位。

东盟对中国的猜忌。目前的东亚合作实际上是在东盟主导下展开的。然而，随着东亚一体化的深入，东盟要想进一步发挥主导作用，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上均显力量不足。因为，要使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取得成功，必须由一个或几个愿意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去推动一体化进展的主要政治实体来领头。北美和欧洲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也表明，一个强有力的主导力量是保证区域一体化进程顺利发展的基本要素。在东亚，有能力主导地区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大国如中国和日本，因为相互信任不够以及其他原因，难以单独或共同发挥主导作用。因此，有学者认为，东亚共同体建构中一大政治障碍就是主导力量的错位。

当今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东亚国家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这促使东亚国家进一步认识到区域合作的重要性。然而，由于相互间的信任度不够高，一些国家对很多方面问题的认识相距较远，不利于一体化。由于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一些国家担心经济一体化会进一步加大各国间的差距；一些小国担心东亚共同体将成为大国控制小国的工具，从而损害自身的利益。由于存在这些疑虑，一些国家在东亚一体化问题上的态度极为谨慎。如东盟担心若将“10＋3”机制变成东亚峰会，东盟会在更大的集团内失声。由此，不仅东盟会失去作为一个地区统一体的光彩，而且，北方的巨人——中国也会使东盟更加暗淡无光。一名印尼外交官在谈到东亚峰会时表示，如果东盟在东亚峰会中不坚持东盟的主导地位，东盟将成为大国的工具。我们并不明确潜在的益处是什么，而对于东盟被稀释的潜在危险，我们略微清楚一些。诸如此类的认识制约着东亚共同体目标的实现，因为只要每一方都担心对方会利用其增加的能力，那么即便在双方都能获得丰厚的绝对收益时，这一前景也不能促使它们合作。阻碍合作的可能并不在于任何一方的特性以及即时的意图。相反，不安全状态，至少双方对对方未来意图和行动所怀有的不确定感，阻碍了双方的合作。减少制约合作的不确定性，有助于东亚国家的认识朝着有利于一体化的方向发展。中国与东盟的成功合作在其中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共赢可以在实践中让小国享受到合作带来的实惠，消除对合作国特别是中国的疑虑和不信任。东盟对于与中国的合作并不是完全无所顾忌的，而是希望通过加强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来制衡中国。

日本与中国的竞争。寄希望于日本能够积极推动东亚合作并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实际上是不现实的。一个只考虑本国的利益，又从骨子里看不起周围邻国的国家，不可能与邻国建立起平等、互信、互惠的合作关系。日本龙谷大学教授、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卓南生认为，日本的对外政策有一个传统，即喜欢与一个区域外大国结盟以便在东亚称霸，例如，一战时与英国结盟，二战时与德国、意大利结盟，战后又与美国结盟，这种传统是不会随便改变的，正是这种传统支配着日本的对外政策和东亚政策。拉拢本区域以外的一个强大的国家与日本合作，借以维持和加强日本在亚洲的“盟主”地位，这是日本传统的战略。针对中国国内有一些学者关于对日关系要有新思维，要尽可能想办法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以分化日美同盟的观点，卓南生指出，这种想法太天真了，实际上日本和美国早已经把中国视为一个共同的潜在对手。因此不管中国的主观愿望如何，日本跟着美国走，对中国采取敌对的态度，我想并不会有太多的改变。

日本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长期以来一贯主张加强东亚区域合作，希望通过密切与东亚国家的经济关系和推动区域内的贸易自由化谋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但是，由于日本在许多方面须看美国的眼色行事，加之在开放本国的农业方面受到国内政治因素的牵制，因此在关键时刻往往踌躇不前，使一些东盟国家感到失望。近几年来，日本在推动东亚合作上表现得积极主动，这一方面是来自美国的反对已明显减少，更重要的是受到中国倡导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一系列重大举措的刺激，认为如果继续无所作为将会出现中国主导东亚一体化的局面。2003年小泉出访东南亚，提出日本要与东盟建立心心相印的伙伴关系。日本已与新加坡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并与泰、菲、韩正在或准备就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在2003年12月的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上，双方正式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设想。

日本对于东亚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性不可低估。虽然经历了10年的经济衰退，但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实力在东亚依然首屈一指，其市场对其他东亚国家依然重要。没有日本的积极参与，东亚将无法在区域一体化方面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鼎足而立。

近年来，日本国内经济界和学术界出现的一些观念的变化也值得注意。现在，日本已经很少再沾沾自喜地谈论东亚产业分工中的“雁行序列”，这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数年中，东亚各国都把产业升级作为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给予高度关注，不少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在知识经济和高新技术的一些领域中占得先机，形成了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日本与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马来西亚以及中国的产业分工已大为模糊化。日本对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及东亚影响的评估也发生了很大的修正。前几年日本国内充斥着“中国经济威胁论”，很多人附和与呼应“中国输出通货膨胀”，但近年日本对华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成为日本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并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复苏，日本企业界对此予以积极评价，并影响到日本媒体和政界、学界的看法。虽然“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仍未完全退隐，但中国经济发展给日本创造了机会的观点开始占上风，甚至出现了中国是日本经济推进力的言论。

再次，历史问题。

东亚近代历史是不幸的历史。近代，不仅存在西方殖民主义的问题，也存在地区内部的殖民主义的问题。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和对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侵略，致使很多国家对日本存在很深的疑虑。换言之，日本和很多东亚国家之间缺乏真正的信任关系。尽管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努力构建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之间的“心心相印”的关系，但至今成效不大。这一点在中国与日本之间最为明显。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心和日本对中国过去“朝贡体系”的恐惧，使得这两个东亚最重要的国家无法在东亚合作问题上真正携起手来。所以，中国任何积极主动的做法都会使得日本心存芥蒂。

最后，领土问题。

领土问题在东亚地区广泛存在。日本和韩国之间有所谓的“独岛”或“竹岛”问题，日本和中国之间有“钓鱼岛”和东海划界问题，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有南海问题等等。在这些领土争端中，中国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当事方。所以，中国面临着既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又不能因此与其他国家交恶、影响东亚区域合作的问题。很显然，要平衡好这一问题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有困难和障碍并不意味着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将停滞不前，也不意味着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将无法发挥自己的作用。实际上，如果各方真正地将东亚区域合作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很多困难和障碍是不难克服的。

关于中国自身力量不足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成长，中国的力量会不断强大，因此会更有能力去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实际上中国已经是东亚地区内部一些国家的主要投资国和援助国。中国也积极承担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基础设施建设，以便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提供更加有效的基础设施。

关于主导权的问题。东盟和韩国不仅担心中国做大，实际上也担心日本做大，尤其担心日本过去的“大东亚共荣圈”以某种形式复活。同样，中国与日本之间也担心对方成为主导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日本可以不去触及此问题，而是积极支持东盟作为主导力量。东亚共同体肯定首先是经济共同体，而经济共同体首先肯定是自由贸易区。但是，日本在与东盟构建自由贸易区问题上态度并不积极，究其原因在于日本担心东盟占优势的农业会对日本产生冲击。与日本相对照的是，中国却对东盟的农业开放了市场。这也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能够率先启动的重大原因。所以，中国在推动东盟发挥主导权的问题上可谓抢占了先机。而这也是东盟乐意看到的。东盟作为主导方，既不会招致日本和中国的相互猜忌，也不会招致东盟和韩国对中国或日本主导区域合作进程的疑虑，同时又不至于使区域合作进程停滞。

关于历史问题。这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的意义远远超过事情的本身，东亚国家对日本的疑虑更多是隐藏在这种对待历史态度背后的国家意志和未来走向。应该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日本如果能真正意识到区域合作对日本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就能够真正理解东亚国家对历史问题的关切。走和平道路不仅有利于东亚地区的所有国家，也有利于日本本国的根本利益。构成东亚区域合作障碍和困难的很多因素实际上都与历史有关，正是由于对过去战争的恐惧，所以才有很多国家对日本“大东亚共荣圈”以某种形式复活的担心，所以才有诸如不信任和猜忌的事情发生。领土问题也同样如此，之所以有“独岛”或“竹岛”问题和“钓鱼岛”问题就是源于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中国和日本是东亚两个最重要的国家，然而，恰恰是这两个国家之间因为历史问题而不能真正建立起信任关系，无法携手共同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日本应该真诚面对东亚国家对历史的关切，尊重东亚国家对此问题关注的心情。这样，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才可能与日本一起去推动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向前发展。

关于领土问题。日韩之间“独岛”或“竹岛”问题最后以双方达成妥协而暂告一段落，中日之间的钓鱼岛和东海划界问题现在也处在相互接触以寻求解决办法的阶段，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于南海问题已经达成相关协议。这些都在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迈进。只要各方真正认识到相互谅解和相互尊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积极寻求妥协，一定能够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这些问题解决了，东亚合作的障碍就自然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