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经典阅读

第一节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经典阅读

人类思想史上每一本经典都是精深而独特的个体，国际关系学者在研究经典的过程中，若要制定出一套详细、普遍的准则，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过，下列三个粗率的原则或许是我们在阅读经典时应当注意的。

其一是兼顾经典的特殊性与普遍性。

任何一个人的思想观点不论如何天才，都不是空中花园内的绚烂花朵，而是有其根基的。个人的观念总是主观思想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和升华，因此其来源无非两个方面，一是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环境，一是延绵至今的思维传统，经典作家也不例外。所以思想经典具有两个特殊性：它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当代社会有所不同，它所传承的思维传统也与当代观念存在差异。

就时代背景的特殊性而言，国际关系学者在阅读经典时尤需警惕的是国际社会组织形态上的不同。由于当代人长久以来处于无政府的主权国家体系之中，因此这样的国际结构不仅仍是客观的存在，而且也成为学者和普通人的基本假设，⁽²⁾我们很容易以现代倒推历史，夸大无政府状态上的相似性而忽略其中的不同。修昔底德所处的希腊城邦体系，在体系外部面临着共同的敌人，在体系内部有母邦—殖民地、种族、宗教和血缘等复杂联系，这些都是现代国际体系所不具备的，两者之间的简单类比是造成某些国际关系学者误读《战争史》的重要原因。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至4世纪左右印度的列国时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国家体系甚至欧洲近代的国家体系，都和我们在近百年中所处的国际体系存在着诸多区别，如果我们仅仅着眼于“无政府状态”这个模糊的共性，就会在阅读这些经典时产生误解。⁽³⁾

就思想传统的特殊性而言，国际关系学者可以注意的是，近代西方思想传统对人以及人类组织的一些基本看法已经渗透在对国家的研究中，而这可能与古代人的观念有着重要的区别。例如，在古希腊传统中，城邦的目的并不是或至少并不仅仅在于保障个人的权利、为公民实现个人利益。城邦是公民实践德性的空间，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大多认为，人（确切地说是公民，即具有公民权的成年男子）只有在公共的政治生活中才实现了作为人的本质，才是自由的。著名学者基托（Humphrey Davy Findley Kitto）在其广为流传的《希腊人》（The Greeks）一书伊始便提醒读者：城邦“既激发又满足了人更高的天性和能力……成为了个人道德、智识、审美、社会和实践生活的总汇，以一种空前绝后的方式发展和丰富了这诸种生活……城邦是希腊人有意识地追求比以往更为优异的生活的手段——不论是共同体的生活还是个体的生活。”⁽⁴⁾

而西方近代国家则以公民（普遍性的公民，包括妇女儿童）的基本权利为核心，人组成国家并在国家中生活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实现自身的利益。以此推论，现代人多认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国家利益，即使理性、正义等概念也是以利益的获得和分配来界定的。因此，现代学者在阅读修昔底德的《战争史》时，有时就会从这种现代的观念出发，去揣测城邦和政治家的心理以至于作者本人的想法，而很少意识到，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对个人和城邦来说，也可以并应当是实践德性生活、实现优异品性的场所。与此相似，如果我们在阅读但丁的《论世界政府》或是阿奎那的战争论说时忽视他们的宗教观念，就必然无法掌握他们思想的核心，而只能够断章取义地将他们的观点运用在对现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中。

然而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并延续至今，是因为它们不仅反映和归纳了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思维传统，而且具有穿越时空限制的力量，对人类的历史和思想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与其特殊性相应，经典的普遍性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根本问题的恒久性，一是思想传统的延续性。

人之为人，即不论处于种族、历史、地区中都以“人”名之，是因为人类总是面对着一些共同的根本性问题。修昔底德的《战争史》中提及了其中的两个问题：人类的结群生活以及战争与冲突，而其他经典著作也大多涉及这两个问题或至少其中之一。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社会是国际关系学者研究的基本对象，国家本身是人类历史上结群生活最重要的组织形式之一，国家之间的战争和冲突也是人类始终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甚至事关人类的生死存亡。正是基于这些根本问题上的相通，国际关系学者才有必要也有可能参考经典，并从中寻找出对自己所关心的主题的启发。例如，人类的本性是什么？这就是贯穿于人类历史的一个问题。在20世纪国际关系学科的历史中，这一问题始终或明显、或隐晦地呈现出来，任何一个学者都无法回避，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往往是学者构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哲学教授白彤东从哲学角度有过一段论述：

作为哲学的——而不是作为某个特定时代、地域与人群的意识形态的——中国哲学是超越时间（时代）、空间（地域）与特定个人或人群的局限的。这一超越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它所处理的是哲学问题，即那些也许来自于却又不局限于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特定哲学家的问题。比如，希腊城邦绝不是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国，但孔子与柏拉图都面临着派阀分裂与家族（私）对国（公）的威胁的问题。这个共通的问题就使得比较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法变得有趣与重要。又比如，春秋战国也许与近代欧洲迥然不同，但它们却可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这些问题中的一个是基于出身的封建等级制度的消逝与对能直接管治地域日渐广阔、人口日渐众多的新政体之需要的出现。就这个及其他共享问题，这两个不同时代与地域的一些哲学家也提出了类似的政治主张。⁽⁵⁾

这段话同样值得国际关系学者尤其是对古典思想感兴趣的学者思考。事实上，它不仅涉及思想史研究的问题，也涉及思想史比较研究的问题。如果说国际关系思想史（不论中西）的研究在国内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的话，那么思想史比较更是近于空白，而这与中国所具有的崛起中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缺少思想史的比较研究，不深究中外思想家对一些共通的根本问题的解答，国际关系学者也许很难深入地探讨宏大的国际关系主题。

思想传统的延续性则是一个不仅复杂而且相当有趣的话题。因为国际关系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学科，在它设立之初的那些思想家多具有传统学科的背景，如齐默恩是古典学家，卡尔（Edward H.Carr）是剑桥大学古典学的高材生，摩根索是法学家和政治学家，他们将经典作者的思想或是直接，或是含蓄地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中，甚至明确地以某种思想传统（如现实主义）的继承人自居。也正是由于国际关系学科的年轻，它的每一次理论突破几乎都来自其他学科的影响，如现实主义学派与政治学和哲学传统中的现实主义思想有直接关联，行为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则是借鉴美国科学哲学的结果，新自由主义同经济学、建构主义同社会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通过那些传统学科的影响，国际关系研究与经典思想之间建立了曲折的联系。而直接阅读经典从中获得启发，也是相当自然的方式。虽然在国际关系研究和经典思想之间，由于各种原因往往存在着错误的比附，但两者的某些共通性也是不可否认的，毕竟，国际关系思想不可能是无本之木。

就一般情况而言，国际关系学者在阅读经典时需要兼顾特殊性与普遍性：普遍性是我们可以借鉴、引用经典思想的基础，特殊性则是经典可以提供启发的关键。不过就学界当前的实际状况而言，我们似乎应对经典的特殊性更为注重。从对修昔底德的解读来看，学者们更多地是简单截取《战争史》中与当代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研究的相似之处来证明自己学说的合法性，而修昔底德思想中那些往往被忽视的与当代学说的差异之处，却恰恰可以拓展我们的思维、启发我们在理论上进行突破。

在国际关系这个年轻的学科中，研究者们有时不免会过于急切地要求树立思想传统、吸取经典的养料；同时，在这个现实而又充满着重大问题的学科中，我们也往往会过于简单地将过去与现代作类比：如前所述，冷战期间，很多学者将美苏两极体系比作雅典和斯巴达的对峙，实际上，“从希波战争至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这段时期内，希腊世界并不是两极体系。在公元前435年，雅典对其盟邦的主导权达到了如此强大的地步，以至于后者已经无法算作外交中的独立因素，但斯巴达却并非如此。底比斯尤其是科林斯都是自由的个体……斯巴达无法阻止它们实行自己的政策”。⁽⁶⁾一方面是这种颇为急切的追古溯源或借古喻今的心理，另一方面是在历史、哲学等学科上学术训练的缺乏，由此，国际关系研究便很可能在解读传统思想时将现代观念错误地“投射”到经典中。若我们能更踏实、耐心地阅读经典，运用经典来开拓新的思路而非证实已有的对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的成见，那么经典将会更加体现出对于研究的价值。

第二个原则是兼顾经典的文字与内容。

国际关系学者不是古典学家，也不是语言学家，在阅读经典时当然应该以思想内容为重，而不必耗费过多的精力在文字的考订和训诂上，更何况经典著作因为时间久远，大多有不止一个版本，其间真伪即使是专业研究者也难辨别，纵然能够分辨，细节上的某些差异也往往不会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借鉴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例如，阎学通、徐进在其编写的《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一书中就明确提出：“先秦典籍流传至今，已为多家学者所注。请教中国思想史专家们之后，我们根据他们的意见从较为权威的版本中选取原文。版本考证在我们能力之外，故所作译文难免有失误之处。对于白话译文主要参考了以下几家出版社出版的古代典籍白话译文丛书……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先秦时代的文献多由后人编辑，编辑者有可能会将自己的或他人的思想纂入，因此我们无法确定所看到的文本是否由本人所写，这个问题不是国际关系学者所能解决的。”⁽⁷⁾

除此之外，对外语的陌生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国际关系研究本身正在日益国际化，西方的学者不仅仅关注西方的经典，也开始对中国、印度和其他文明的经典产生兴趣；同样，中国的研究者一方面在介绍西方国际关系思想的同时会触及西方经典，另一方面也必然在长期的教育过程中受到中国经典的影响。然而，对于当代西方学者来说，精通古希腊语、拉丁文、法语、意大利语等西方语言已属不易，要同时能阅读古汉语、梵语等语言，无疑超出国际关系学者的能力和本业之外，中国学者亦然。因此，我们往往只能通过译本来了解经典，从而原文文字上的辨别就显得多余了。所以对于一般的国际关系学者来说，阅读经典只需要领会大意，文字的考证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

但是从对修昔底德的研究中也可以发现，国际关系学界对于经典的阅读有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完全不注意文字而单论思想，有些研究者也缺少阎学通、徐进的严谨精神，既没有请教专家又没有选取可靠的译本，其结果当然是错误的理解和借鉴。例如，我们时常在外交研究和实践中听到人们引用《论语·子路》中的“和而不同”，来说明不同体制或价值观的国家也可以和睦相处。然而，原文“君子和而不同”一句，“不同”两字却似乎不能以现代汉语来揣测。许慎《说文》有言：“同，和会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里也指出：“同者，有阿比之意”。“不同”指的是不聚集成群、不曲意迎合，同现代语言中的“不一样”显然有所出入。通过译本阅读经典这种方式有时也会产生一些重要的问题，因为语言毕竟不是孤立的，一定的语言就体现了一定的思维观念，再好的译本也难以做到完全准确。例如，修昔底德所用的“πρόφασις”一词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原因”之意，但英文只能差强译作“cause”，这样就使得国际关系学者会认为修昔底德在此概括了战争爆发的原因，实际上他只是在描述战争的预兆。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个问题更为棘手，因为很多西方经典尚未译成中文，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虽然已有两个中译本，但都是从英文转译的，于是相比之下我们的阅读又更多地隔了一层，也更增加了误读的可能性。那么作为国际关系学者，在阅读经典时如何平衡文字与内容的两方面需要？我想是否可以提出这样几个建议。

首先，研究者应当加强语言能力。这包含两个方面，即母语能力和外语能力。一方面，中国学者应当有一定的古文阅读能力。虽然在交流和研究中，我们以现代白话文作为主要的语言工具，但中国学者如果无法阅读中国的古代典籍，⁽⁸⁾未免是放弃了珍贵的思想资源，更遑论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也可以在流利掌握英语的同时，初步具备一门第二外语的阅读能力。西方世界的经典几乎已全部译成英语，即使是中国、印度、阿拉伯等诸文明的经典也大多可以找到英译本。如果某部经典没有中译本或中译本根据英译转译而成，无疑直接阅读英译本更准确，如果已有根据原文译成的中译本，那么对照英译本和中译本也更能够掌握原著的意思。同时，在古典著作的翻译和研究方面，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具有深厚的传统，这些国家本身也在近代产生了诸多的思想经典，懂得其中的一门语言对阅读经典有重要的价值。当然，若是以日语等语言作为第二外语，对了解相关国家的经典也可以大有帮助。

其次，应当培养专门进行国际关系思想史研究的学者，这样的学者需要受过一些古代语言的训练。国际关系是以当代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不像政治学和哲学等学科一样需要大批的思想史学者，但也不能完全没有相关的研究者。中国有自己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和西方哲学史著作，却至今没有自己的西方国际思想史作品，甚至也没有中国国际思想史著作，如果我们能产生一部像克努成的《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这样的作品，那将是一个重要的突破。中国的国际思想史学者应当有初步的古希腊语或拉丁语阅读能力，最好也具备一定的古汉语水平。之所以要掌握古代语言，是因为现有的译本——不论西方经典的译本还是中国经典的白话译本——有时为了照顾可读性而无法兼顾准确性，尤其不可能针对国际关系研究的特点就某些关键词语进行考证和注释，而这可以是国际思想史研究者的工作。

最后，任何国际关系学者在阅读经典时都应当具有谨慎、认真的精神。这是为学的基本要求，也是阅读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之前的思想经典时更需要秉持的态度。我们可以不懂得古典语言，但可以请教专家，选取几个较为权威的译本对照观看；我们可以不作专门的研究，但可以踏实地读完全书，避免断章取义和简单类比。相对于专业能力来说，求实的精神是更为重要的，即使无法完全避免错误，至少其过程可以是严谨慎重的。

总之，借用陆象山的话，我们先要“晓文义”，然后才是“看意旨所在”，“不然，执己见议论，恐入自是之域，便轻视古人”。⁽⁹⁾

第三个原则是兼顾专业性和全面性。

现代社会发展至今已形成严密繁杂的学科体系，学科之间的分立以及在分立基础上的合作、交叉，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的既成事实。作为国际关系研究者来说，当然不可能像古代的学者那样如此广博、无滞无碍地探索世界各个方面的知识，而只能以自己的本业为主，围绕着国际关系研究这一特定的分工领域为人类思想的积累作出自己的贡献。因此在阅读经典时，我们或许也很难像过去的文人那样“沉潜往复、从容含玩”，而必须从国际关系研究的角度出发，带有一定目的地进行阅读。例如，本书对修昔底德的研究就局限于战争起因、人性本性、国际正义等主题，而不得不忽略了其他一些重要的内容。不过，专业上的分工并不意味着学者必须完全局限于自己的领域内，尤其当面对着人类历史上的思想经典时，国际关系研究者可以也值得在固守专业研究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拓宽自己的思维。

这首先是国际关系学科的特点所要求的。如前所述，国际关系学在一个世纪左右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其他学科的诸多影响，更为关键的是，它迄今也并未形成真正属于自己学科的独特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理论的缺乏相应的是理论史的缺乏，本书在“导论”伊始便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描述。于是，国际关系学者必须从其他学科中“借用”假设、理论和方法，也不得不和其他学科“分享”经典文献。不过，这里我并无指责国际关系学科和研究者之意，因为我认为，该学科的这种处境并不仅仅是学科本身的年轻造成的，也是学科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相较于其他人类活动来说，国际关系更难形成一个独立的领域。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是否应当独立于政治学之外的问题一直引起学者的争议。国家的对外活动与国家本身确实难以分割，因此对两者的研究也无法截然区分。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国家”这个实体的界限又日益模糊，国际关系与国内行为甚至与人类的一切结群活动都越来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可以说，国际关系中的问题，正是人类所面临的一些根本问题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反映。因此在阅读经典时适当地考虑全面性，可以帮助国际关系学者深化对人类社会的整体认知，从而对作为人类活动一部分的国际关系有更为透彻的认识。如果我们被国际关系及其学科的“紧身衣”过多地束缚着，严格划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固守既定的研究范畴，那么结果只能使我们的学科日益形而上学化，离开真实的世界，鲜活的实践愈来愈远。勒博在《国际关系的一种文化理论》（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中开宗明义的一段话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要将国际关系系统化，便是要系统地探讨组成体系的行为者彼此间关系的特征，探讨这些行为者是谁以及其所是如何得到了其他行为者的承认。若要对这些问题有所深刻洞见，我们就必须跳出国际关系，因为行为者之间的互动模式不是由其数量和相对实力所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他们于其中所互动的社会的本质……任何国际关系理论都必须建立或根植于社会理论之上。⁽¹⁰⁾

其次，全面性的要求也与经典著作本身的特点有关。古代的经典虽然不可能预见我们所处时代的具体问题，但它能够成为经典就意味着它所探讨的问题和所确立的思想传统都是贯穿历史、恒久不变的。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一说我们都不陌生，人们之所以仍要不断研读这一时期思想家的著作并将它们奉为经典，是因为“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¹¹⁾不仅是轴心时代的思想，人类历史上其他时期如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经典也同样不断地被“回顾”并引发“新的飞跃”。而一位国际关系学者则从反面引用了德·托克维尔的名言：“有多少道德体系和政治体系经历了被发现、被忘却、被重新发现、被再次忘却、过了不久又被发现这一连续过程……之所以会如此，并不是由于人类精神的多产，而是由于人类的无知”，并指出这样的评论尤为适用于国际关系领域。⁽¹²⁾对于国际关系学者而言，若能够首先较为全面地阅读和了解经典中的思想，继而再从专业的角度加以吸收和利用，应该会比过于专业地、有选择性地截取所需而罔顾其他要更有价值。

韦尔奇（David A.Welch）虽然提出国际关系学者应当“不再阅读修昔底德”，但他也承认读者无需僵硬地从字面上理解他的标题，因为“每一个有教养的人都应当阅读修昔底德”。⁽¹³⁾这个有趣的“矛盾”促使我们思考，国际关系学者作为专业研究者的属性是否与作为有全面修养的人的属性是不可调和的？勒博在研究修昔底德时，也从另一个角度提到这个问题：“从不同学科视角进入这一丰富的文本，这也促使我对诸学科进行反思，使我意识到，学科之间的分界更多地具有制度上而非智识上的正当性。学问本是——或应当是——整体性的，但我很快认识到，这种路径与大学中知识的碎片化和专业化有所不容”。⁽¹⁴⁾尽管有着上述的现实矛盾，但我姑且“调和”地认为，在阅读经典时立足专业而放眼全貌，或许是成为有思想、有修养的国际关系研究者的前提。

在思考了修昔底德思想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之后，又粗略地提出了上述这三个“兼顾”原则，以期能为国际关系学者阅读和应用经典带来一些启发。许慎《说文》曰：经，织也；典，大册也。经典编织思想、指引社会，国际关系学者也概莫能外。对修昔底德《战争史》的研究只是一个起点和尝试。罗马有古谚云：古代是新者（Antiquitas est nova）。⁽¹⁵⁾然而，如何让经典中的思想在21世纪的新时代和国际关系研究这一新领域中“重新燃起火焰”？众所周知，关于对传统思想的承继，冯友兰先生有一个“接着讲”和“照着讲”的对比。如果说，冯先生所主张的“接着讲”意味着将经典“当成一个在不断变换的情境下的活的传统”，那么这种态度无疑对我们国际关系学者研究思想史是有所教益的；⁽¹⁶⁾但若如他所实际做的那样，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来分析传统的概念，⁽¹⁷⁾我觉得反而是国际关系研究者应当谨慎对待的方法，因为假使我们不是对经典著作有相当深入的见解，在“新瓶装旧酒”时，便可能只有眩目的外观，而失却了原有的甘醇。最理想的方式，当然是陆象山所言“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看似是矛盾的两条路径，实际上却是一体两翼，核心在于“学苟知本”；⁽¹⁸⁾就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而言，便是能够移入和体悟经典思想家关于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的思考。当然，具体如何做，是我们在国际关系思想史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