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反战争的功能

三、大众传媒反战争的功能

对于政府和军方来说，大众传媒并非总是那么驯服，有时候他们面对大众传媒咄咄逼人的反战攻势，会情不自禁地感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美国越南战争中的境遇便是最好的证明。因此大众传媒反战争的功能构成了大众传媒与现代战争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层面。

（一）大众传媒反战作用的三种表现形式

1.阻遏战争爆发

随着人类社会战乱的不断加剧，武器破坏杀戮能力的日臻提高，战争给人们造成的灾难越来越深重。近代以来，和平逐渐成为人类的普遍价值取向，因而发动战争（不管以什么理由）都会或多或少地遭遇到要求和平的阻力。在大众传媒时代，和平这种取向更是得以广泛传播，已被深深根植入现代世界价值体系的核心中。因此，在现代传媒无所不在的情况下发动一场战争，尤其是大规模战争，将会面对世界舆论的巨大压力。“师出有名”对一国用兵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稍有一点儿不能自圆其说就会导致极大的被动。美军以“捉拿大毒枭诺列加”的名义入侵巴拿马，前苏联以“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说辞出兵阿富汗，以及北约以“反对塞族的种族清洗”为由轰炸南斯拉夫，这些都招致了国际社会的一片谴责；而海湾战争期间，美国是如此在乎联合国的授权使用武力，则更说明了战争寻求“正义”的重要。所以，主要通过大众传媒所形成的“和平”、“反战”的世界舆论使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轻易承担挑起战争的罪名，大众传媒对战争起了一定的阻遏作用。

2.避免战争激化

大众传媒不仅会在战前呼吁和平，在开战之后也仍会大声叫停，而且其声音之大更是与战前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战争的激烈性、即时性及其后续连锁效应，具有极大的新闻价值，这些都对记者有天然的吸引力。尽管战场上的枪子儿常常会要了他们的命，但一旦有战事，最先入场的常常仍是那些无所畏惧的记者们。大众传媒阻止战争激化的功能也就有赖于这些蜂拥而至的记者们无所不至、无时不至的报道，因为他们的打字机、照相机、摄影机往往能把战争现场最真实地记录下来，又最快速地传播出去，让人们在卧室中就能看到十万八千里以外的战争轰轰烈烈的进程，同时也身临其境地体会到战争血肉横飞的残酷，而这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政府不希望让人们看到的，电视对战争的这种现场直播也使政府因为新闻检查几乎不再存在而有所顾及，军队也会因为每放一枪都会被看到而不敢恣意妄为，这也就是军方与传媒总是“仇深似海”的缘由。但是客观地说，正是因为这一点，大众传媒常常阻止了因军方“放开手脚”而带来的战争升级。

3.促使战争结束

一般说来，战争结束有两种形式：一为一方完全获胜，另一方被完全消灭；二为双方签定和平条约。就第一种情形而言，大众传媒的作用比较简单和明显，即在一方已经穷途末路的情况下，大众传媒可使他们陷入更为四面楚歌的境地，从而加速战争的结束，二战末德日面临的状况大致就是如此。大众传媒促使战争结束更主要是就第二种情形而言。因为大众传媒强大的和平攻势自始至终都会给战争双方带来巨大压力，尤其是当战争旷日持久，谁也无法轻易赢得胜利的时候，这种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并使交战国处于一种内外交困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会不得已顺应外界舆论的要求，暂时放弃使用武力，而采用和平谈判的方法来解决争端。在谈判破裂，双方重燃战火之后，大众传媒也会重新大加谴责。如果战局仍旧僵持不下，双方又会谈判。按照这一模式，反反复复、打打谈谈，最终直到问题解决。北爱尔兰问题便是这一模式的典型。在英爱双方数十年的恩恩怨怨中，我们不应当忘记大众传媒多年来不断施加的和平压力。阿以冲突也正处在这一模式的运行当中，相信随着和平的压力的逐渐加大，双方达成共识的日子也不会太远。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交战双方在有和谈意愿而苦于无外交通道的时候，大众传媒常常能起到意想不到的联通作用。美伊之间的所谓“电视外交”便是此种作用的一个好例子。

（二）大众传媒反战作用探析

大众传媒为什么对战争有上述作用？深入探析这一点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大众传媒与现代战争之间的关系。

1.大众传媒扩大了“和平”这种价值取向，促使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过去，和平在更大程度上只不过是政治家们用来收买人心的空洞口号，人们对和平的理解也大多仅在抽象概念的层次上——通常只有经过战争洗礼的人才会对和平有较强烈的认同感，和平时期成长的一代则对战争常常有一种幻想，有时甚至是渴望（正是基于这一点，美国国际关系学家刘易斯·理查森认为战争的周期是新一代人忘记前一次战争的苦难与代价所需要的时间）。但是，在大众传媒诞生以后，当被遗忘了的战争的残酷可以被生动复制，尤其是电视把战争的杀戮即时而又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们的良知极大地被这些震憾人心的画面所激起，“和平”也不再只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被赋予了人道主义的实质性内涵，即一谈到和平，人们便能在头脑中意识到这将不再有遍地的尸体、焚烧的村庄等令人心碎的景象发生。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战后的许多战例中找到旁证。如美国越南战争时期有一个著名节目叫“五点的时事讽刺剧”（TheFive O’Clock Follies），该节目大量揭露了美军在越南的暴行及其不断上升的伤亡人数，这曾给美国人民以极大震撼，大大加强了当时反战运动的呼声。相反，海湾战争时美军汲取了教训，严格控制了电视有关战场杀戮的报道，美国人在电视上看到的更多的是美军的导弹如何精确地命中敌方目标，却鲜有敌人伤残的画面，这也是美国政府遭受较少反战压力的原因之一。

2.利用大众传媒遮掩非正义战争很难长久，随着战争性质的显露，大众传媒最终会走上反对非正义战争的道路。战争的正义性似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现代战争中从没有哪一国认为自己进行的是非正义战争。相反，各国在进行战争中总是有自己的正义理由。因此从一国政府为参战而阐述的振振有词的理由中我们一时很难判断谁是正义的，谁是非正义的。但战争的正义其实是有其客观性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21]因此，“正义”应是以世界人民的普遍良知为基础，以是否促进社会历史发展为衡量标准，并体现在国际公法之中。一个国家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22]、种族灭绝，以及任何形式的核战争等都是绝对非正义的。

大众传媒反对非正义战争有三种情况。其一是交战一方控制下的大众传媒。其反对另一国所进行的战争是必然的，这种反对其实并不管真正的战争性质，只是也包括反对绝对意义上的非正义战争而已；其二是中立国的大众传媒。一般说来，由于中立国的地位，他们的立场也较为客观，如果战争有明显的非正义性，则他们的大众传媒会立即加以反对，如果战争的非正义性一时没有暴露出来，则随着战争性质的显现，他们一定会走上反对非正义战争的道路。其三是交战国国内非政府系统的大众传媒。虽然其反对自己政府的非正义战争不具必然性，也有相当难度，但是，在政府对国内大众传媒控制放松的情况下（加迪·沃斯夫德认为对战争的失控就会导致对战争报道的失控^[23]），这种反对也会出现。如美国在越战期间，英法在1956年入侵埃及期间，他们国内的大众传媒都曾反对过政府的不义之战。戈尔巴乔夫实行“公开化”政策之后，前苏联人也对入侵阿富汗的战争进行了反省，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入侵阿富汗是在国内碌碌无为、在国外追求霸权的勃列日涅夫晚年的重大过失之一。

3.大众传媒增加透明度的功能使各国更能彼此了解对方的意图，从而大大减少了国与国之间因相互误解与怀疑而引起的磨擦，也因此降低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认识上的偏差与战争爆发的关系。戴维·辛格曾制定过这样一个公式：威胁认识=估计中的能力×估计中的意图。不可否认，有些时候，认识中的威胁的确是真实而迫在眉睫的，但同样有些时候，威胁的存在其实非常遥远或根本不存在，因此只能算是臆测。如果一国的行为看上去具有“好战性”或“侵犯性”，则其他国家就会感到担忧，并力图通过某种形式的力量均衡来改善它们的安全地位，要么是先发制人地开战，要么就是搞军备竞赛。如果能够经由大众传媒对一国的某些危险性行动（如扩充军备或军事演习）进行解说，使这种行动的目的公开化和明确化，则他国的怀疑和戒备就会减轻，如果其本意确不在威胁他国，则这种紧张感就会降低或消除；相反，他国对此一危险性行动的反应经由大众传媒反馈回该国后，该国也会对由此引起的紧张气氛有所了解，如再着手降低这一行动的危险性，则这种由估计错误所引起的矛盾就能因此化解。例如“中国威胁论”一度甚嚣尘上之时，中国政府屡次通过新闻界对外进行解释，声明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立场，公布中国的军费开支等等，用事实粉碎了那些炮制“中国威胁论”的人的阴谋，也解除了一些国家的惧怕心理。鉴于对大众传媒这方面的功能的认识，大众传播学者和国际政治学者作出了许多共同努力（下节将有详述），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国际上对大众传媒化解国际矛盾的功能是有共识的。

4.大众传媒强化了威慑的力量，是战后世界大战未能爆发的重要原因。“威慑”一词被赋予实际意义和得到特殊强调是在核武器产生之后。长期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到，威慑既是一个军事概念，也是一个心理—政治概念。它不仅取决于客观的军事——技术形势，而且取决于潜在侵犯者内心的主观认识与评价。威慑的威力全在于认真思考最后的可能之中。亨利·基辛格认为：“从威慑的观点来看，一个外表的弱点将引起的后果与一个实际的弱点相同。作为一种威慑，一个意在虚张声势但被（对方）认真看待的姿态比实为威胁但被解释为虚张声势更有用。”^[24]因此，成功的威慑应当是一个大肆渲染为并未发生但即将来临的事。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无疑可以起巨大作用。它相当于一个放大器，能够把真正的威慑提高几个档次，从而也给敌人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迫使他们打消这样的念头：即通过蓄意诉诸核战争所取得的利益，最终将超过采取这种行动所付的代价。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就是这种作用的一个例子。当时的肯尼迪政府为迫使前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通过大众媒介放出了大量将采取“压倒优势的报复行动”的威胁言论，从而造成了整个国际空气的极度紧张，美苏大战似乎一触即发，迫使前苏联只好勉为其难地作出了让步。事实证明，核威慑在整个冷战期间是成功的，维系了战后的和平，这固然是基于核大国领导阶层的高度理性，但与大众传媒对核武器恐怖程度的宣扬也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