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剑桥学派
一、后凯恩斯学派的形成和基本特点
凯恩斯的《通论》问世后，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对《通论》若干论点的理解和现实问题的看法发生分歧，逐渐形成两个对立的学派：新古典综合派和后凯恩斯学派。新古典综合派以美国剑桥的麻省理工学院为中心，后凯恩斯学派以英国剑桥大学为中心。由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一向被称为剑桥学派，所以，以琼·罗宾逊为首的具有坚定的反马歇尔理论色彩的后凯恩斯学派又被称为新剑桥学派。由于新剑桥学派宣称要返回李嘉图传统，所以，又叫作新李嘉图主义。由于他们主张较激进的改良主义，因此，又被称为凯恩斯左派。剑桥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所在地分别位于英国剑桥和美国剑桥，因此，这两派之争又称为“两个剑桥之争”。两派虽然各以一个大学为中心，但各自的追随者不限于一个学校、一个国家，在其他国家也有各自的支持者。
（一）后凯恩斯学派的形成
后凯恩斯学派是在与新古典综合派的争论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凯恩斯理论本身的矛盾之处和资本主义经济现实，引发了“两个剑桥之争”。
凯恩斯《通论》的体系不够严密，有些理论概念含混，有时前后不一致。《通论》中自相矛盾的论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凯恩斯反对传统自由经济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然而，他又认为，如果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水平后，传统的经济理论即以市场均衡价格为分析核心的微观经济学还是正确的；第二，凯恩斯《通论》很少论及收入分配问题，更谈不上有系统的分配理论。然而，他又在该书中提出资本主义的显著缺陷是社会财富和所得的分配有欠公平合理的观点。再加上他的著作和私人通信也很多，思想及观点时有变化，因而两大派的继承者均可从他的论著和通信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观点加以发挥。
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的新情况，直接导致了两个剑桥之争。大萧条期间，凯恩斯论证了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必要性。战后各国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干预经济的政策，到50年代，西方各国政府的支出已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作用越来越大。怎样看待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程度和目标，成为英美等国经济学家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在国家加强干预后，危机和失业暂时不严重，价格问题显得突出，因此，凯恩斯关于达到充分就业时的传统理论有效的论点是否已具备现实条件；如何从凯恩斯经济理论和传统经济理论中寻求解决新问题的方案等，都成为这场理论争论的焦点。
由于以上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凯恩斯主义分为两个学派，以萨缪尔森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和以罗宾逊等人为首的后凯恩斯学派。
1956年罗宾逊的《资本积累》一书和卡尔多的《可选择的分配理论》一文的发表，标志着后凯恩斯学派的形成。罗宾逊和卡尔多各自提出自己的经济增长理论，两者共同的特点是，从凯恩斯的投资—储蓄分析出发，把经济增长理论和分配理论结合在一起，分析经济成长对社会不同阶级收入分配的影响。意大利经济学家帕西内蒂进一步发展了卡尔多的理论。
除欧洲的经济学家外，美国的经济学家温特劳布、戴维森、明斯基等人，也对后凯恩斯主义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他们强调不确定性和资本积累过程存在着流量与存量的相互关系，认为货币量、名义工资既是价格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又是经济是否稳定的重要因素。
到60年代后期，西方经济危机深化，凯恩斯理论开始受到怀疑，不少经济学家对居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综合派提出批评。在这些经济学家中，以琼·罗宾逊为代表的后凯恩斯学派，和以美国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之间，就经济增长理论、资本理论和分配理论等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下面将分别介绍后凯恩斯学派在论战中提出的理论观点，在介绍中主要概述英国、意大利等欧洲学者的观点，对美国后凯恩斯主义学者的观点不再赘述。
后凯恩斯学派有一个与其他学派不同之点。任何学派的建立，总有它的一位独特新颖理论体系的创始者，其后继者的观点可能有变化，但仍会以创始者的基本概念为准则。而后凯恩斯学派的基本观点不是由任何一位代表人所创立，而是一些代表人物的观点的综合。如否定边际生产力观点，回到李嘉图的传统观点是斯拉法提出的；强调投资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的观点，主要创始于波兰经济学家卡列茨基；经济增长与阶级收入分配相结合的观点，是罗宾逊和卡尔多各自独立提出来的。罗宾逊等人是将这些基本观点加以融合运用的代表人物。
（二）后凯恩斯学派理论的基本特点
在“两个剑桥之争”中，两派在理论上各有特点。后凯恩斯主义反对新古典的微观经济理论，坚持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力图使两种理论进一步分裂。而新古典综合派则试图将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融合起来。两派都认为自己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正宗，抨击对方没有完整地、正确地理解凯恩斯原意。后凯恩斯学派在批判新古典综合派的同时，积极阐明自己的论点。该学派在理论上的基本特点为：
1．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拓展为长期、动态化分析
罗宾逊认为，凯恩斯《通论》的主旨是突破传统经济学均衡概念的束缚，他关心的是非均衡状态，试图从均衡概念转变为历史时间概念，以符合经济现实。罗宾逊认为，要很好地体现凯恩斯的原意，经济学理论就应该考虑历史因素。现实的经济均有其历史和制度的渊源，未来的不确定性使人们的经济活动不可能有严格的理性行为，大都是根据习惯来进行，因此在分析方法上必须从短期转向长期和动态。
2．后凯恩斯主义反对新古典综合派恢复传统经济学均衡分析的方法
主张沿着李嘉图的传统，使价值具有客观物质基础。凯恩斯曾指出马歇尔新古典学派的个体分析方法无助于国民收入与就业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总量分析方法，结果是顾了总量忽略了个量，使其理论缺乏微观经济基础。新古典综合派将马歇尔的微观分析与凯恩斯宏观经济结合起来，后凯恩斯学派认为这是退回到传统经济学。凯恩斯宏观理论的缺点在于未考虑价值论与分配论，应从这两方面进行研究，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提供微观经济学基础。为此，应该与新古典的供求均衡分析传统作进一步的决裂，抛弃主观价值概念，恢复李嘉图的价值理论，这样，可以决定收入分配的相对份额及其变动比例，为宏观分析提供微观基础。
3．强调收入分配理论
凯恩斯以来的众多经济学派都重视收入问题，后凯恩斯学派的特点是将收入与分配联系起来，更多地考虑分配问题。他们认为《通论》第二十四章中关于社会哲学的论述是凯恩斯最重要的观点，凯恩斯本人未将它充分展开论述以致常被忽略。凯恩斯的观点是，贫富不均是不合理的，富人的财富不是来自他们的节约，政府应该对贫富不均的状况进行干预和调节。资本主义存在食利阶级是一种过渡现象，它将终归会消亡。后凯恩斯主义据此特别强调收入分配，他们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结合在一起考察，着重分析经济增长过程中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相对份额的变化，研究国民收入在社会各阶级间的分配。他们从凯恩斯有效需求论出发，认为投资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并提出两个有特色的观点：一是在投资与储蓄关系上摒弃传统的“储蓄支配投资”，即投资受储蓄支配的旧观点，坚持“投资支配储蓄”的新观点。投资由企业家决定，储蓄由公众决定，只有增加投资才能扩大收入和增加就业，因此是投资支配储蓄，这样，才能坚持凯恩斯原意；二是认为投资量不仅决定着生产水平和就业水平，而且是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的主要决定因素。这是因为，国民收入分解为工资和利润，两者份额的大小直接依赖于利润率的高低。经济增长需要增加投资，投资率的提高导致利润率提高，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上升而工资的比重下降。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必然带来收入分配不均，要消除收入分配失调，就要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着手。后凯恩斯学派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的分配不均问题，这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中是比较难得的。
4．批判边际生产力分配论
后凯恩斯学派认为，所谓边际生产力不外乎是增加一个单位劳动或资本所增加的产品数量，以货币形式表现即为边际产品价值。计算边际产品价值，就要确定单位产品价格。计算产品的价格必须先知道各种投入要素的价格，如不知道这些投入要素的价格，工资率和利润又无法计算出来。因此，运用它来决定分配份额的工资率、利润率的边际生产力，还得用工资率和利润率来计算，这完全是一种循环论证。同时根据边际生产力的推论，要素的收入由其贡献来决定，那么，它们之间的分配份额即使有很大的差别，也是公平合理的，这与后凯恩斯主义坚持通过人为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以缩减贫富不均差距的主张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他们在批判边际生产力论的同时建立起自己的分配理论。
5．强调货币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
这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①货币的存在使收入与支出、储蓄与投资可能不一致，商品的生产与销售不一定相等，难以实现充分就业；②货币信贷制度使厂商较易获得信贷资金，将生产资源较多地用于利润较高的投资品生产，较少用于工人所需的消费品生产。这导致工人的实际工资份额相对下降，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从而价格上升，出现通货膨胀，产生大量失业。凯恩斯认为只要货币工资由劳资双方协商决定的制度不变，在接近充分就业的条件下，货币量的增加将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后凯恩斯主义将凯恩斯的这一观点加以强调，认为这是对均衡概念、市场经济合理性等传统理论的一次沉重打击，着力说明了货币是扰乱经济稳定的因素。
6．重视规范分析的方法
后凯恩斯学派认为，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国民收入分配，考察分配必然要分析社会阶级关系和社会制度等，因此，他们特别重视规范分析。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他们不仅分析商品和要素之间的技术关系，而且分析技术和制度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给社会不同阶级带来的影响。在收入分配理论中，把社会阶级划分为工人和资本家阶级，考察这两个阶级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后凯恩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后凯恩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琼·罗宾逊、尼古拉·卡尔多、皮罗·斯拉法、卢伊季·帕西内蒂等人。
琼·罗宾逊是当代英国著名女经济学家，1903年生于英国，1925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经济系，1927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58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院院士，1965年—1971年任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1973年退休并转任名誉教授后，仍著书立说，直到1983年去世。罗宾逊的著述很多：1933年出版了第一部著作《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它与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一起，对传统市场理论作了修补，被认为奠定了现代价格理论的基础。1937年出版了《就业理论文集》和《就业理论导论》，被认为是理解凯恩斯理论的较好的入门书。1956年出版的《资本积累论》，是她论述经济增长理论的最重要的著作。《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43年）一书对马克思的利润率等理论进行了深入分析。1962年和1973年分别出版了《经济增长论文集》和《现代经济学导论》。
皮罗·斯拉法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1898年生于意大利，1920年毕业于都灵大学法学院。1921年曾短期赴伦敦与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接触，并与凯恩斯晤面。1924年—1926年任意大利佩鲁要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926年—1927年任意大利卡利亚里大学经济学教授。1927年移居英国后在剑桥大学任教，后又担任该校图书馆馆长。1930年起，在凯恩斯的安排下，他费了20年时间为英国皇家经济学会编辑了10卷本的《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1926年，他在英国《经济杂志》上发表了《在竞争条件下的收益规律》而开始闻名。1960年出版了被誉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用商品生产商品》。
尼古拉·卡尔多是当代著名英国经济学家。1908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1932年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获硕士学位，而后留校工作直到1947年。1949年起转到剑桥大学任讲师，1952年任经济学高级讲师，1966年任教授直到1975年退休。他一生除从事教学工作外，还担任过许多国内国外政府职务，主要充当财政顾问。卡尔多的代表性著作有：《价值与分配论文集》（1960年）、《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论文集》（1960年）、《经济政策论文集》（1964年）等。
卢伊季·洛多维科·帕西内蒂于1930年生于意大利贝加莫，是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后凯恩斯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54年在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62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1960年到牛津大学当助理研究员，1961年后长期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学和研究工作。1980年起回到意大利，任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经济学教授。他从1980年起成为国际经济学协会成员和执委会委员、经济计量学会成员。1979年获圣文森特经济学奖。帕西内蒂的著述很多，论著大多是关于收入分配、经济增长、资本等经济理论方面的内容。主要著作有：《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1963年）、《增长与收入分配》（1974年）、《生产理论》（1977年）、《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1981年）等等。
二、后凯恩斯学派的价值论和分配论
（一）后凯恩斯学派的价值论
后凯恩斯学派的代表性价值理论是斯拉法的价值理论。斯拉法价值理论的贡献，在于他尝试着再建渊源于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的价值分析方法。剩余概念是其核心概念。斯拉法体系的理论特点是：生产价格（价值）只取决于生产的技术条件，不受分配的影响；而分配只取决于社会条件，不受生产条件的支配。在此基本框架上，斯拉法提出了标准商品或不变价值尺度论，建立起价值理论。
在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剩余是重要的概念。他们认为生产是一个循环不息的过程。生产过程要投入生产商品所必需的生产资料，生产结束时的产量会出现剩余，即产出量超过必要投入物更新的部分。剩余将在资本家和地主阶级之间，以利润和地租的形式进行分配。市场的作用为：使生产资料从生产厂商转移到使用厂商；在市场上将实物形态的剩余转化为价值形式；满足资本家、地主和工人三大阶级对生活消费品的需要。地主从资本家手中分得级差地租，各行各业的资本家得到相同的利润率。然而，李嘉图在分析工资变动时发现，如果工资、利润率的分割比例发生变动，就会引起商品价值的变动。他的价值学说遇到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等量劳动生产等量价值和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矛盾。价值规律和劳动价值论发生了冲突，李嘉图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没有找到一个共同计量价值的单位。新古典学派回避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稀缺资源的最佳配置问题。这样，生产活动的循环不息的过程变成一个单向选择过程。与这个研究目的相对应，他们用边际效用的主观分析方法，代替古典经济学中衡量生产成本的客观分析方法。将研究重点从生产和供给转移到需求方面。剩余概念消失了，各种要素的定价问题成为价格理论的重点。
斯拉法认为，李嘉图坚持了劳动价值论，但没有解决统一价值标准问题，马克思也没有解决这一问题。新古典学派用“边际效用”这个主观概念来解释价值更是错误。他自己编造的一套“标准合成商品生产体系”，简称“标准体系”，设计出一种“合成商品”来充当价值尺度，以为这就解决了李嘉图的难题。
斯拉法从分析维持生存的生产着手，分析具有剩余的生产，然后建立起价值理论。假定有铁、钢和面包三种商品，各自的价格分别为P1、P2、P3。以Aij代表投入系数，它表示生产一个单位的j种商品所需要的i种商品的投入量。生产钢只需要投入铁，生产铁和面包只需要耗费钢，因此，生产方程为：
A21P2（1＋n）＋A01W＝P1
A12P1（1＋n）＋A02W＝P2
A23P2（1＋n）＋A03W＝P3
式中n为利润率，Aoj（j＝1、2、3）为劳动投入系数，W为工资率。方程为3个，未知数为n、W、P1、P2和P3，共5个。
斯拉法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商品：凡是直接或间接参加所有其他商品生产的产品叫做基本产品；那些不参加其他商品生产的产品叫做非基本产品。基本产品生产方法的改变将会引起所有价格的改变，从而工资和利润关系也改变。非基本品生产方法的改变，只会改变本身价格以及与有关产品之间的交换比例，但基本产品的工资和利润关系不会改变。因此，从方程组中去掉一个非基本产品方程，其余的方程仍然形成一个体系。上式中的第三个方程是非基本品生产方程，可以暂时去掉。令第1个方程中的商品价格作为计算价格的单位，则P1＝1。工资率和钢价可以用它们同第一种商品，即铁的交换比率来表示。现在，上述方程简化为如下的方程组：
A21P2（1＋n）＋A01W＝1
A12（1＋n）＋A02W＝P2
消去P2，可解出n与W之间关系式：
〔1－A21A12（1＋n）2〕／〔A01＋A21A02（1＋n）〕＝W
从上式可以看出工资率和利润率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当工资率为零时，利润率最高。W与n的不同组合可以形成工资——利润曲线。
以上表述三种商品生产的方程可以扩展为N种商品的生产：
（A1jP1＋A2jP2＋…＋AnjPn）（1＋n）＝Pj
以上N个方程中的每个方程都表示经济体系中一个部门或生产一种商品。每个方程式为部门产品价格等于成本加上垫支的资本价值所产生的利润，成本是包括劳动在内的投入生产过程中要素的价值。
斯拉法以一个“标准合成商品生产体系”，简称“标准体系”，作为“不变价值尺度”，以其作为价格标准。这个标准体系中的“标准商品”，按照一个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固定配合比例生产出来。标准商品的价值R，即总剩余产品或总纯产品对投入生产的生产资料总额之比，不因收入分配的变化而变化，只是由生产技术水平来决定。在标准商品体系中，各种商品投入比与产出量之比相等，各部门纯产品对生产资料之间的比R也相同。各部门和全社会的R值都由生产技术水平确定，技术水平变动，它们才会变动。工资和利润是对剩余产品的分割，这种分割不影响R值，或者说作为价值标准的商品价值本身不变。
引进标准体系后，方程数增加到N＋1个。现在独立的方程数有N＋1个，要求解的未知数为N＋2，即N种商品价格、W和n。因此，该方程组要有解，就需要令W和n这两个未知数中有一个为外生变量，只要确定了一个量，另一个量和经济体系的所有其他量就都由方程组来确定了。利润率与工资率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n＝R（1—W）
R为剩余产品相对价值，它由生产的技术条件决定。利润率n越高，工资率W越低；反之，亦然。
斯拉法体系方程组说明：产量决定于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关系，而不决定于市场供求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价格却不决定于生产技术，而取决于资本家与工会之间谈判所确定的工资、利润之间的消长。
后凯恩斯学派认为斯拉法的理论体系解决了李嘉图没有解决的问题。李嘉图的问题是：价格决定于国民剩余产品怎样分配给社会各阶级，主要是在工资和利润之间进行分配，但是，如果不能先知道由利润构成的商品价格，也就无法确定这项剩余。在斯拉法体系中，剩余分配的决定和商品价格的确定同时进行，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
斯拉法还以他的商品价格理论体系表明，商品的价值最终是由劳动决定的。每种商品价格决定的方程都是劳动函数。商品都是由劳动和生产资料的结合生产出来的。每一个时期的生产资料都是上一期劳动和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由此可追溯到最初的生产资料几乎都是由劳动生产出来的，初始的生产资料的使用量为零。所以，任何一种产品的价格可以最终归结为全部由劳动决定。这就是斯拉法根据其标准商品体系得出的“还原”原理，如此还原就可以得出商品价值是由劳动决定的劳动价值论。后凯恩斯学派认为斯拉法的“还原”原理既坚持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还解决了马克思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形”问题。
（二）收入分配理论
1．对新古典综合派分配理论的批判
后凯恩斯主义的收入分配理论，是在批判新古典综合派的分配理论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后凯恩斯学派对新古典综合派在分配理论上坚持边际生产力论，把收入分配的分析局限于微观经济学领域的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新古典综合派在假定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全部资源都得到充分利用，两种性质相同的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可以完全替代的条件下，利用对总产量生产函数Q＝f（L，K）求偏导数的方法，确定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重新论证了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原理：生产要素的报酬同它们的边际产品一致，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利润（利息）等于资本的边际产品，收入分配同时表现为对每种生产要素产品价值的生产投入；技术进步为中性时，利润和工资之间比例关系的变化，与资本和劳动之间比例关系的改变一致，反之亦然。因此，收入分配仍然是由边际生产力决定的。即使技术进步是非中性的，考虑到要素替代弹性值的变动，边际生产力规律仍然有效。如：技术进步对资本影响比劳动更大，从而资本的边际产品和利润率增长要比劳动的边际产品和工资率增长得更快，这时，如果资本总额增长比人口增长迅速，那么，资本的替代弹性值也会很高，以致资本的边际产品和利润率比劳动边际产品和工资率下降得更快；反之，就相反。因此，两种要素的相反影响可以使收入分配不变，边际生产力理论在非中性技术进步条件下仍然成立。
后凯恩斯学派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前提不符合资本主义现实。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主要出发前提，即自由竞争是肤浅的、虚拟的，不符合资本主义的现实。20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占居统治地位的自由竞争已让位于垄断竞争，资本主义经济中实现经济均衡的机制也日益复杂化。因此，这种不符合现实的假设显然与经济现实相左。
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原理也是错误的。后凯恩斯学派和新古典综合派边际生产力理论争论的焦点主要是：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问题。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一般并无多大争议。然而，价值的决定必须将资本与劳动结合起来考察，资本的定义和衡量标准不确定，边际生产力论的基础就会动摇。古典经济学曾对资本的概念作过通俗的解释，未详细考察其内涵。从边际学派出现后，人们才开始对资本概念作深入的分析，才发现问题很多，关于资本的争论，涉及它是否具有生产力。不同资本如何加总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又常与利息或利润缠绕在一起而使问题更加复杂。新古典综合派与后凯恩斯学派关于资本的争论，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资本的衡量；二是资本的再转辙问题。
后凯恩斯学派否定了资本概念、否定了资本可衡量问题，认为资本不具有什么生产力。他们认为，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它们的测定都受分配关系的影响，资本的实际总额要依赖分配的范畴来测定。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提出的资本和劳动的收入由生产函数和它们的边际生产率决定的教条是循环论证。因为，按照边际生产力理论，要确定工资率、利润率，必须先知道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而边际产品价值离开产品的价格、各种资本设备的价格是无法计算的；但是，产品的价格、各种资本设备的价格离开了工资率、利润率又无从确定。这样，需要由边际劳动生产力决定的工资率、利润率，却变成预先已知的量。因此，该理论陷入循环推理的泥潭。罗宾逊指出，我们找不到那种不依赖于相对价格和分配关系的测量资本的单位，商品的价格都含有利润和工资，所有不同种类的量通过价格体系归结为统一整体。它们之间比例关系的变化对价格和资本总额的影响，实际上并不触及它的实际特性和生产率。既然如此，那种自认为能以各种要素的生产率说明分配规律的理论，就无权运用价值指标了。
斯拉法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运用严格的数学形式更详尽地阐述了罗宾逊的这种思想。他指出，资本总额的计算处于分配关系的影响之下，离开工资与利润之间纯产品的分配，资本价值量就毫无意义，利润由资本的边际产品决定的观点也无所依附。各种生产资料都是异质的，没有一个标准的资本为衡量准则，没有统一标准的资本无法加总。
后凯恩斯学派以再转辙（又称双转辙）理论，驳斥了资本边际生产力决定利息分配的理论，同时也否定了迂回生产方法的理论。按照边际生产力论的说法，利润是资本边际生产力的报酬，在规模报酬递减规律作用下，利润率会随资本积累的增多而减少。同时，资本增多意味着采用资本更为密集的迂回的生产方法。换言之，利润率的下降同单位劳动的资本装备率提高相一致。罗宾逊和斯拉法几乎同时单独发现的再转辙效应驳斥了这两种观点。他们认为，现实中的资本是多样性的，根本不存在连续的、平稳的级差生产函数。新古典综合派关于资本同一性的假设，实质上把生产中具体发挥作用的资本存量同它的资金形态混为一谈，消去了时间因素对资本多样化的影响。他们建议把生产函数作为生产费用的一切可能的组合和最终生产量的项目来考察。他们提出的再转辙的大意为：同一商品可以用不同的生产技术（主要指不同的资本——劳动比率）进行生产。当利润率很低时，以采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为佳。利润率提高则改为采用资本较密集的生产技术较为有利，这是向前的转辙。如果利润率及资本存货价值均特高时，则以恢复原来已放弃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为有利，这是向后的转辙。总之，不同的利润率可以使生产同量商品的不同技术变得较有利或较不利，从而使生产技术有所转变。既然利润率的高低支配着资本量的运用，那就不是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利润或利息。帕西内蒂也指出，由于利润率的变化，新工艺可以要求对每个单位投入较高的资本量或较低的资本量。因此，用演绎的方法来建立资本和利润对工资比例之间的一定比例是不可能的。
西方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后凯恩斯学派批判资本同一性前提和再转辙的论点，对于推翻新古典综合派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有决定性意义。到1966年，美国新古典综合派也宣称部分地接受再转辙理论。
后凯恩斯学派对新古典综合派在分析分配问题时，只限于微观经济学领域的方法提出了批评。凯恩斯认为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不公与失业是资本主义的两大弊病，但他没有建立一个系统的分配理论。后凯恩斯学派认为，收入分配是经济理论的核心，应对其予以高度的重视。他们承袭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去建立宏观国民收入理论。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在微观水平上分析收入分配，不可能找到决定国民收入分配的因素。卡尔多指出，尽管这种分配理论考虑到生产工艺、与劳动相关的资本积累以及每人平均实际收入的变化，但它除了成功地说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以往的许多年中这些份额的相对稳定性外，所有涉及到决定分配相对份额量的说明，都不能让人信服，因此，只有从宏观水平上去探讨收入分配理论，才能真正找到确定国民收入分配的决定力量。凯恩斯的总需求决定就业和收入，这些收入和分配反过来又影响总需求的水平和结构的论点，是发展一个宏观水平的国民收入的理论基础。后凯恩斯主义正是在此理论基础上构建自己的分配理论的。
2．后凯恩斯学派的分配理论
后凯恩斯主义在建立其分配理论时，受波兰经济学家卡列茨基影响很大。他否定了新古典学派完全竞争的假设，分析了垄断和收入分配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指出，随着垄断程度的提高，国民收入的分配将越来越有利于利润收入者，而不利于工资收入者。这些观点对后凯恩斯学派批判新古典综合派的分配理论和建立宏观分配模型，都有较深刻的影响。
斯拉法对于利润率和价格相互关系所作的分析，以及由商品标准体系中推导出来的“不变价值尺度”，为后凯恩斯学派的分配理论提供了一个价值论基础。
罗宾逊、斯拉法和卡尔多等学者分别提出过模型形式各异、结论大体相同的分配理论。
（1）罗宾逊的分配理论
罗宾逊将社会成员分为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国民收入分为工资和利润两大部分，分配问题归结为国民收入如何在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分配。
罗宾逊认为，资本的物质形态各式各样，其作用各异，不能集合为一个生产要素，也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边际生产力范畴，更不能根据它来确定分配份额。她从流通领域而不是从生产领域去寻找利润根源，所以，资本是否是产生利润的生产要素成为无足轻重的问题。她所谓的“经济剩余”，是指产品的成本与产品价格之差。经济剩余减去工资即为利润。利息和地租也包括在利润之内。分配理论就是考察利润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
罗宾逊把国民生产分为两大部门：消费品生产部门和投资品生产部门。先假定工人所得的工资全部用于消费，根本不储蓄，即工人的储蓄Sw＝0。储蓄完全来自资本家所得的利润。在此假定下，罗宾逊增长模型为：
N＝G／S
式中N为利润率。G为资本增长率，即投资与现有资本的比率。S为边际储蓄倾向。
再假定资本家得到的利润不用于消费，而是全部用于投资，那么S＝1。于是，利润率与资本增长率相等，即有
N＝G
这样利润与投资相等。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相当于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在工人工资全部用于消费和资本家利润全部用于投资的假定下，两大部门的工资就相当于消费品生产部门的产值，两大部门资本家的利润就相当于投资品生产部门的产值。因此，国民收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可以从国民生产在消费品和投资品之间的分配中反映出来。所以，N＝G是个关键性观点。
当N＝G时，投资品在国民生产中的比例越大，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也越高。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是随投资率的提高而递增。然而，国民生产的增长决定于资本家的投资，在既定生产力水平下，资本家的投资通过乘数作用决定着国民收入和就业水平，同时也确定了投资品和消费品生产之间的分工，以及两大部门产品总额。所以，资本投资率不仅决定着利润的大小，而且决定着利润与工资的分配份额。
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随投资率的增加而递增的结论，在放宽上述假定时仍成立。如：放松资本家利润全部用于投资的假定，资本家的利润不是全部用于投资，而是一部分用于投资另一部分用于消费。那么有：国民收入为工资收入与利润收入之和；国民生产是工人消费支出、投资消费支出与资本家消费支出三项之和。由于国民收入与国民生产相等，工资收入与工人消费支出相互抵消，则有：
利润收入＝投资收入＋资本家消费支出
由此式可知，资本家利润的大小及其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取决于其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的大小。只要资本家增加支出，不论是花费在投资上或消费上，都会增加他们的利润。因此，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随投资率的增加而递增的基本结论仍然有效。
罗宾逊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决定于投资，投资源于资本家的积累，积累的多寡又决定利润。在边际储蓄倾向既定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越高，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也越大，工资的相对份额越小。她还指出，虽然现代工会的力量可能迫使资本家提高工资，然而名义工资率的上升推动物价上涨，未必能真正提高实际工资率。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利润，工资在国民收入中份额只是利润以外的剩余。虽然在一定的国民收入水平上工资和利润呈反方向的运动，但利润起着决定性作用。投资来自于利润，投资率高经济增长率也高，经济增长率高必然导致国民收入的分配有利于资本家而不利于工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必然会扩大工资与利润分配比例的差距，使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愈来愈下降，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她主张通过国家干预，资本主义经济达到保持有效需求、实现较公平分配的目标。
（2）卡尔多的分配理论
卡尔多分配理论是一个独立于边际生产力原则之外的、凯恩斯式的分配理论。
卡尔多从宏观水平考察收入分配问题，从乘数原理出发分析国民收入中工资和利润份额的决定问题。他指出凯恩斯的乘数原理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运用方式：假如分配关系既定，它可用来决定就业或产出水平；如果就业或产出水平既定，它可用来决定价格和工资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此关系决定收入的分配。所以，他将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储蓄倾向加以区别，并将二者作为收入—分配理论中的自变量。
他假定经济中存在充分就业。在此假定条件下，如果国民收入变动，则预期的储蓄和预期的投资不一致。预期的储蓄和投资不一致，收入分配关系，即资本家与工人阶级在国民收入中的各自份额就必须变动。在边际储蓄倾向既定时，收入分配关系的变动导致储蓄与投资均衡，从而达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这种机制的作用过程为：如果预期的投资超过预期的储蓄，消费品的需求会超过供给，消费品的价格水平会上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存在名义工资自发适应消费品价格上升的机制，工人的实际工资就会下降，从而工人阶级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减少。但是，资本家阶级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要等到预期的储蓄和投资相等、总供求均衡时才上升。相反，如果预期的储蓄超过预期的投资则消费品的总需求小于供给，价格相对于工资水平来说会下降，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上升，工人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会增加，这时，消费品需求通过乘数作用会增长。然而，按照凯恩斯理论，预期的投资小于预期的储蓄，经济就会从充分就业转向非充分就业，出现失业。而卡尔多认为，如果有灵活的价格机制或灵活的利润边界，经济体系在充分就业时仍然是可以稳定的。建立在乘数原理上的就业理论是短期理论，而建立在乘数原理上的分配理论是个长期理论。
卡尔多从凯恩斯的投资等于储蓄的基本关系出发，将储蓄分为两类：来自工人工资的储蓄和来自资本家利润的储蓄。如果工人的边际储蓄倾向SW＜1／Y，资本家的边际储蓄倾向SP＞I／Y，他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关于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和利润率的公式总是有效的，具体表达式为：
P／Y＝I／〔Y（SC－SP）〕－SW／（SP－SW）
P／K＝I／〔K（SC－SP）〕－SWY／〔K（SC－SW）〕
这表明：在边际储蓄倾向SW和SP既定时，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和利润率，随着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的提高而增大。当投资比率、工人储蓄倾向既定时，利润率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将随资本家阶级的储蓄倾向增大而递减。在工人的边际储蓄倾向为零时，总利润额等于资本家阶级的消费和投资的总和。这时，资本家增加消费，即降低边际储蓄倾向，其利润总额仍然相同。
卡尔多还指出，当实际工资停留在生存工资水平时，不能用乘数原则来说明收入分配问题。此时，国民收入中的利润只是超过生存工资额部分的剩余，剩余中的储蓄以投资为目的，现行可用于投资的储蓄量决定着投资量，而不决定于其他因素。这样产量受制于资本量与劳动无关。这种体制不能保持充分就业，此时的储蓄不一定达到维持充分就业所需要的投资水平。
在工人工资水平为生存工资时，假定由于技术进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工人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可以生产与原先同样多的产品。这时，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会立即下降，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也不会立即上升。储蓄在国民生产中的比重将会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变大，储蓄大于充分就业所需的投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价格水平下降，工人实际工资将超过生存工资水平而上升，直到总供求均衡时为止。然而，不灵活的利润边界会影响上述过程。如果资本家阶级坚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成比例地索要较高的利润，那么，总需求会落后于总供给，从而导致企业家们降低产量。这时，乘数的影响就不是通过分配关系的变动发生作用，而是通过生产和就业的降低发生作用。
综上所述，卡尔多分配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资本家的投资对国民收入中利润的份额有决定作用，随着经济的增长、投资的增加和投资率的提高，收入分配越来越有利于资本家。这种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可以通过政府的调节加以改善。
（3）帕西内蒂的分配模型
帕西内蒂分配模型是对卡尔多分配理论的扩充。卡尔多假定工人的边际储蓄倾向为零，于是资本家阶级的储蓄倾向及投资对国民收入分配起着惟一的支配作用。帕西内蒂放松了卡尔多的假定，在假定工人阶级也有储蓄的条件下考虑工资和利润的分配。他指出，即使在考虑工人有储蓄、工人在总利润内也有份额的情况下，卡尔多的收入分配理论仍然有效。帕西内蒂的分配模型即前面所推导的经济增长模型：
GN＝л（SP－SW）＋SWK／Y
式中GN为经济增长率，л＝P／K为利润率，SP、SW分别为资本家和工人的边际储蓄率。一般来说工人的边际储蓄倾向小于资本家的边际储蓄倾向。这时，卡尔多的分配理论仍然能够成立。工人们用利润或利息形式把他们的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这同他们用工资形式储蓄自己的一部分收入所占的份额是一样的，而不管工资收入总额大小。因此，稳定状态下经济增长中的长期均衡“利润率”，完全不受工人储蓄倾向的影响。工人的储蓄虽然影响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国民收入分配，却不影响利润与工资之间收入分配，对利润率更无影响。因为，工人既有工资又得利润，国民收入中的工资收入与工人收入就不一样了，国民收入中的利润收入与资本家收入也不一致。但是，这只是改变了原来意义上的工人收入（即工资）和资本家收入（只有资本家才获得利润）的内涵，而工资收入和利润收入的相对份额不会受影响。工人的储蓄在利润中所占的百分比总是小于资本家的储蓄在利润中所占的百分比，否则，工人也就不成其为工人而是资本家了。由于资本家的储蓄额很大，储蓄的边际倾向也很高，而且，随着市场竞争的压力还会进一步增大，所以，资本家的投资对国民收入的利润份额仍起着决定性作用。总之，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只靠利润收入的阶级，国民收入分配于利润和工资两者之间的情况，就不会因工人也有储蓄而有所改变。
（4）斯拉法的分配理论
斯拉法的分配理论是其价值理论的延伸。他认为生产价格（价值）和分配关系相互联系，但由不同的条件来决定：生产价格（价值）取决于生产的技术条件；分配关系决定于社会条件而不受生产条件的支配。
斯拉法的“标准合成商品生产体系”，确立了其分配理论的基础。“标准合成商品生产体系”，即各部门所生产的商品之间的比例等于所有部门所消耗的生产资料总量之间的比例，不论价格如何变动，由劳动创造的纯产品对生产资料的比例是固定不变的。因此，斯拉法将它作为“不变价值尺度”，用来衡量其他商品价值大小。在这个体系中，不论价格是高还是低，利润率总是表现为纯产品对生产资料的比率，有了“不变的价值尺度”，就能计算利润率以及利润与工资的相对份额。
将作为纯产品的国民收入分为利润和工资两部分，利润和工资的相对份额直接取决于利润率的高低。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工资和利润的相对份额的变动方向相反。在一个有“不变价值尺度”的“标准体系”中，两者的关系为：
r＝R（1－W）
式中r代表利润率，R为纯产品对生产资料的比率，W代表工资在纯产品中的比例，（1－W）代表利润在纯产品中所占的比率。现在，利润率的定义为：用于支付利润的那部分纯产品对生产资料的比率。
如果工资率W为0，那么，国民收入即全部纯产品都转化为利润。此时有r＝R。R是利润率的最高界限。如果工资不为零，国民收入就必须在工资与利润之间分割。
斯拉法由此得出结论：国民收入相对份额的大小，直接取决于利润的高低。利润率越高，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工资所占的份额就越小；反之，利润率越低，利润所占的份额越小，工资所占的份额越大。所以，在一定的国民收入水平下，工资和利润总是呈反方向变动。他的这一观点在分配理论方面的特殊涵义是：否定了利润来源于流通领域；利润也不是由资本的生产力所产生的，而是取决于各种生产资料在历史上的使用习惯而形成的应得的共同利率。
现实的收入分配状况是由社会制度及各种历史条件等因素相互作用而逐渐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存在阶级冲突的社会，要考察它的制度因素、制度性质，才能搞清楚国民收入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分配。为此，他区分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工资和利润范畴。工资和利润是工人和资本家的收入。名义工资率起初取决于一国历史上形成的工资水平，而后的变动主要取决于国内劳资双方在工资谈判中的力量对比；利润是资本所有者凭借其财产占有权而取得的非劳动收入。因此，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斯拉法根据其价值理论得出的分配理论说明：工资率与利润的反方向变动取决于社会历史和经济制度，而不决定于任何客观经济规律，所以，分配关系可以人为地加以调节。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不公必然会引起整个经济运行机制的混乱，政府应干预分配，以改善社会收入不合理的现象。
（三）经济增长理论
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模型，也是在哈罗德——多玛经济增长模型上发展起来的，其主要倡导者是琼·罗宾逊、卡尔多和帕西内蒂。新剑桥学派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把经济增长同收入分配问题结合起来考察，一方面阐述如何通过收入分配的变化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说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变化的趋势。
琼·罗宾逊和卡尔多是新剑桥学派经济增长理论的奠基者，1956年，他们分别在自己的著作和文章中提出了各自的经济增长模型。首先我们来考察卡尔多的增长模型。
在卡尔多的模型中，经济增长速度和收入分配是具有相互内在联系的范畴。卡尔多认为，既然社会的收入是在各个阶级之间分配的，其中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固定不变的储蓄倾向，那么，收入分配中利润和工资的比例关系就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储蓄水平，从而决定了积累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要达到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要有一定的积累率，从而也要有相应的收入分配的比例关系。因此，经济增长速度和积累率也是影响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上述关系可以用下面一组方程式来加以说明：
Y＝W＋P（2．7）
S＝SPP＋SWW＝I（2．8）
将（2．7）变形为W＝Y－P，代入（2．8），则有：
SPP＋SW（Y－P）＝I（2．9）
将（2．9）移项整理后，可写成下列形式：
P／Y＝1／（SP－SW）I／Y－SW／（SP－SW）（2．10）
上述方程组中，Y：国民收入；W：工资总额（劳动者收入）；P：利润总额（财产收入）；SW：工资总额中储蓄所占比例（劳动者的储蓄倾向）；SP：利润总额中储蓄所占比例（财产所有者的储蓄倾向）；I：投资总量。
卡尔多模型中，收入分配和资本积累是直接相关的，当SP和SW既定时，资本积累率（I／Y）直接影响着利润在国民收入中份额（P／Y）。也可以说，投资量直接决定着利润量的大小。卡尔多运用这一模型所反映的各经济变量相互之间的关系阐明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两个基本问题：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和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各种因素。
关于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卡尔多认为，只要把SP＞SN这一限制条件作为收入分配机制运用到经济增长模型中去，那么，经济均衡增长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稳定的。卡尔多确信，在现实经济生活中，S同I的任何偏离都会引起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化，以致使得S适应于I。例如，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增加投资并导致社会总需求的普遍增加，将会产生的后果是价格上涨超过工资提高的速度，因此，收入分配的变化有利于利润的增加和降低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由于SP＞SW，结果收入分配的变化使社会总储蓄额增加，S与I恢复均衡。假定出现相反的情形，投资和社会总需求趋于全面缩减，则价格的下跌会快于货币工资下降的速度，收入分配变化将有利于劳动者，由于SP＜SW，结果社会总储蓄额将会相应减少，使得S与I恢复均衡。这种通过国民收入分配变化来调整储蓄，使之适应于投资的分配机制的作用，在西方经济学文献中，通常被称为“卡尔多效应”。据此，卡尔多断言，在短期内，国民收入分配是投资和总需求及相对价格变动的函数。
在分析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时，国民收入分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它直接影响到积累率的大小。在（2．10）中，若SW和SP既定（同时资本——产出系数也既定），积累率的任何上升（也就意味着国民收入增长率的上升），必然要求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增大，反之亦然。卡尔多将式中含有的1／（SP－SW）这一系数，称为“收入分配的灵敏度系数”，因为它表明了积累率的变化对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影响。SP－SW之间的差额越大，积累率变化对利润份额影响就越小；SP－SW的差额越小，此种影响就越大。同样，假定积累率是既定的，那么收入分配的变化将取决于资本家和劳动者各自的储蓄倾向，当SW不变时，SP愈小，P／Y值愈大。也就是说，资本家（财产占有者）储蓄的愈少，消费的愈多，利润在国民收入的份额愈大。这也证实了新剑桥学派信奉的卡莱茨基的名言：资本家所得到的也就是他所花费的。
卡尔多经济增长模型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经济增长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是密切相关的。经济要按照充分就业均衡道路增长，势必涉及到收入分配问题。由于社会中各阶级的储蓄倾向是不相同的，因此，收入分配将要精确规定利润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份额，以保证一定社会积累率的实现；并且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生波动时，分配份额的改变是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如果将卡尔多模型中的（2．9）写成S＝SPP＋SW（Y－P），并使式子两端同除以Y，则得到全社会储蓄率S（＝S／Y）的公式：
S（＝S／Y）＝（P／Y）（SP－SW）＋SW（2．11）
将（2．11）代入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得到
GW＝S／V＝（P／Y）（SP－SW）（1／V）＋（SW／V）（2．12）
由于V＝K／Y，代入上式后，则有：
GW＝（P／Y）（SP－SW）（Y／K）＋（SW／V）
＝（P／K）（SP－SW）＋（SW／V）
＝P（SP－SW）＋（SW／V）（P为利润率，等于P／K）（2．13）
假定自然增长率（Gn）等于6%，V＝3；SP＝0．3，SW＝0．05；若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P／Y）为0．4，则将上述数字代入（2．12），可算出有保证的增长率（GW）等于5%，GW＜Gn，不能保持经济沿着充分就业均衡道路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调整到0．6，同时假定SP与SW不变，即可改变全社会的储蓄率（从收入分配变化前的15%提高到20%），从而使得GW＝Gn。
琼·罗宾逊的经济增长模型与卡尔多的模型略有不同，她力图根据由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品生产之间在技术经济上的相互联系，引出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有关的主要经济变量的关系。她运用了两大部类和两大阶级收入的分析模型，把生产部门划分为投资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消费资料）两大部类，把总收入分为利润和工资两大部分。按照她的分析，工人将其所有收入（工资总额W）用于消费（C），资本家将其所有收入（利润总额P）用于投资（I），这时，工人的收入等于消费品的总价格，资本家的利润等于投资品的总价格，国民收入中利润和工资的相对份额，等于消费品的总价格与投资品的总价格之比。如果根据凯恩斯的储蓄等于投资的假定，P＝S＝I，则有下列方程
Y＝W＋P＝W＋S＝W＋I（2．14）
如果加进对资本存量（K）的考察，那么，利润率（Π）就等于资本积累率（g），公式表示为
Π＝P／K＝g＝I／K（2．15）
倘若取消资本家将其全部收入都用于投资的假定，这时利润总额中有一部分被用作资本家的消费，其余部分则是可用作投资的储蓄总额。用SP表示资本家的储蓄倾向（储蓄总额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则利润、储蓄和投资三者间的关系为：
SP·P＝S＝I或P－I／SP（2．16）
把（2．16）代入（2．15），得到
Π＝P／K＝（I／K）（1／SP）＝g／SP（2．17）
在中性技术进步的假定下（即假定技术进步并不引起资本和劳动在产品价值构成中的相对份额），资本价值对产量的比例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不变，因而，资本增长率（积累率I／K）也就等于整个经济增长率（g）。
根据上述公式所揭示的关系，在资本家储蓄倾向一定的情况下，利润率与积累率（或经济增长率）有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即一定的利润率产生于一定的积累率（或增长率），而一定的积累率（或增长率）又必须以一定的利润率水平为前提，两者是正比变化。按照琼·罗宾逊的经济增长理论，资本主义经济要稳定地、均衡地发展，必须满足下列条件：技术进步稳定而没有偏向，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积累率与劳动人口增长率以相同的比率稳定增长，利润率长期不变，实际工资水平随人均产量上升而提高，资本家对投资的未来收益有足够的信心，投资以每年相同比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年产量（国民收入）同资本量（新增资本即投资）以一种适当的比率同时增长。琼·罗宾逊把满足上述条件的经济增长状态称为“黄金时代”。
与卡多尔不同的是，琼·罗宾逊认为，“稳定增长模型不过是用简单形式说明论点的一个便当方法。在现实中，增长决不是稳定的”。决不能根据增长模型就轻率地断言资本主义经济会自动地趋向一条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的均衡途径。她强调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经常出现资本家的积累冲动不稳定而引起的投资波动、市场竞争机制受阻碍、劳动力的供给不足或过剩、技术进步对生产方法和经济结构的影响等，所以不可能经常具备“黄金时代”所需要的种种条件。
琼·罗宾逊在以“黄金时代”为标准，对资本主义经济失调的类型进行分析时，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能稳定增长的一些原因，认为“劳动与财产的分离”，即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造成资本主义经济中各种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原因。例如，琼·罗宾逊指出，假如资本家的高利润不是高积累率的结果，而是垄断的结果，那么，由于工资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社会消费需求水平的增加将受到阻碍，从而进一步制约了投资需求，使得在高利润的条件下出现投资缩减和经济停滞的趋势。这时，必须通过改变国民收入的分配来使得工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从而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矛盾。由此可见，琼·罗宾逊试图用她的经济增长理论表明，只要政府采取一定的经济干预措施，特别是抑制垄断势力的增长和使国民收入分配趋于均等化，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可能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的。
（四）对“停滞膨胀”的解释
新剑桥学派在解释停滞膨胀的原因时认为，必须抛弃物价水平仅取决于货币数量的传统理论，回到凯恩斯关于物价水平主要受货币工资率支配的论断上来。他们从区分商品市场类型或不同类别的经济部门着手，结合价格形成中的垄断因素，货币工资谈判中的阶级冲突因素，来说明通货膨胀的原因，进而解释停滞膨胀现象。
卡尔多将经济生活的部门区分为三类：初级部门，它为工业提供不可缺少的基本供应品，如食物、燃料和基本原料；第二级部门，它将原料加工为成品以供投资或消费之用；第三级部门，它提供辅助其他部门的各种服务（如运输或销售，或各种专门技术），以及提供欣赏的不是辅助其他部门的服务（如戏剧演出）。卡尔多认为，第三级部门是决不可能发生重大问题的。但是，初级部门和第二级部门（工业部门）却都很可能成为通货膨胀的根源。根据卡尔多的看法，“持续和稳定的经济发展要求这两个部门的产量的增加应符合必要的相互关系，这就是说，可出售的农矿产品产量的增加，应该和需求的增加相一致。这种需求的增加又是反映第二级（以及第三级）部门的增长的”。但是，“从技术观点看，不能保证由节约土地的革新所推动的初级生产的增长率，正好符合第二级和第三级部门的生产和收入的增加所要求的增长率”。这也就是说，如果初级部门产量的增长和工业制造业部门生产的增长之间出现比例失调的话，就有可能导致经济生活中出现停滞膨胀。
卡尔多认为，不同类型生产部门的产品价格决定是通过不同的经济机制进行的。
（1）在初级生产领域中，对个别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市场价格是既定的，价格是以亚当·斯密所描述的传统方式，直接响应市场供求关系的压力而变化的，价格变动是调节未来生产和消费的“信号”。
（2）在工业部门中，至少是在大部分生产集中在大公司手中的现代工业社会中，制造品的价格是被“管理”的，也就是说由生产者自己确定的；生产对需求变动的调节是通过库存调节机制进行的，与价格无关；商品积存时，就减少生产，库存减少时则增加生产。工业制造品的这种“管理”价格，不是由市场而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具体地说，是根据“完全成本原则”和“垄断程度原则”来决定的，即在直接的劳动和原料成本上，加上按工厂的标准开工率计算出来的一般管理费和折旧费，再在这两种成本之上加上一个纯利润。按照这种方式决定的价格，对需求的反应不是非常敏感的，但对成本的变化（如工资和原料价格）却能做出迅速的反应。
根据以上分析，卡尔多得出一个“基本的命题”：从世界经济范围来看，“农矿产品价格的任何巨大变动，不论它对初级生产者是有利还是不利，对工业活动往往起抑制作用”。其原因在于：
（1）初级部门的农矿产品价格下降时，虽然有可能刺激工业部门吸收更多的初级产品，同时由于食物价格的下降会使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所提高，从而有可能因此而增加了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但是，由于贸易条件（初级产品和制造品两类价格或两类总价格水平的比率）在农矿产品价格下降时对初级部门生产者极为不利，所以就将减少初级部门生产者对工业制成品的有效需求，结果势必是抵消了农矿产品价格下降所带来的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而有余，造成一种灾害性的后果—经济大萧条。卡尔多认为，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正是由此引起的。
（2）当农矿产品的价格上涨时，它在工业品成本方面具有强有力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因为，农产品、基本原料和燃料的价格的上涨，通过各个生产阶段，将依次进入制成品的成本中，使得工业制成品价格提高。这种价格上涨将有利于利润而不利于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因而在工会力量强大的国家中，它是引起工资压力增加的一个有力的因素，工人将通过工会与资方的工资谈判，抵制实际工资的降低，要求增加工资，以保持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与此同时，通货膨胀本身也有着缩小工业制成品有效需求的作用，一方面初级部门的生产者利润的增加和他们的开支增加不相称，例如石油生产者积累了大量的金融资本而未花费掉；另一方面，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有可能采取财政金融措施来对付国内的通货膨胀，这些紧缩性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将会减少消费者的需求，并抑制工业部门的投资。这样，农矿产品价格上涨很可能在工业部门引起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通货膨胀，它反过来又使工业部门的活动受到紧缩性经济政策的限制。卡尔多认为，美国1972年—1973年的通货膨胀就是起因于农矿产品的价格上涨（同时工资随着生产费用的上涨而上升）。在这种情形下，政府采用了强有力的抑制主义的货币政策来对抗通货膨胀，从而造成了一次相当严重的经济衰退。
琼·罗宾逊除了通过区分各种类型的市场和分析操纵价格外，还从货币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方面来解释停滞膨胀问题。琼·罗宾逊认为，按照凯恩斯的看法，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货币经济，而货币之所以存在，之所以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不因为它仅仅只是一种交易媒介。货币本身还具有贮藏的职能，正是它的这种性质使得它成为“现在”和“不确定的未来”之间的联系环节。因为货币在所有价值储藏手段的资产中，流动性最高，风险性最小，人们愿意把一部分收入或财富以货币形式保存在身边，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切契约也都是用货币来计量和订立的。同时，货币和信用制度的存在，也为资本家的投资提供了取得资金的便利，使他们的投资不受自有的收入或财富的限制，资本家可以通过投资来控制经济资源在投资品和消费品生产之间的分配。当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投资率较高时，势必造成比较多的经济资源用于投资品生产，比较少的经济资源用于消费品的生产，结果是工人的实际工资份额将相对下降。在货币经济中，工资是以货币支付的，货币工资是由劳资双方通过集体谈判制定的，可是一定的货币工资的实际价值（即工资所能购得的消费品）却是受企业资本家的投资决策决定的；投资率的提高所引起的消费品产量的减少和实际工资的下降，将会产生一种“通货膨胀障碍”，即通过通货膨胀来制止利润的提高和实际工资的下降。琼·罗宾逊指出，“在一个工会强大的现代经济社会中，厂商要提高利润率以压低综合工资份额（特别是它如果导致实际工资率下降的话）的企图受到坚决抵制。于是厂商提高货币工资率以免工人罢工……这被认为是提高利润的通货膨胀障碍。”这也就是说，投资率提高导致实际工资下降时，就会促使工人通过工会提出提高货币工资的要求，从而导致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的通货膨胀，最终造成经济停止增长和大量失业，出现停滞膨胀局面。
此外，琼·罗宾逊在分析停滞膨胀问题时，还以卡莱茨基的理论为基础，讨论了“政治方面的商业循环”问题。琼·罗宾逊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时，她认为当下届政府的选举问题隐约出现时，政府可能在要求减轻失业灾难的压力增加的背景下，实行减少失业的经济政策。过后，政府又可能屈服于大企业和食利者阶层的压力，从而使得政府的经济政策非但没有解决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却让经济处于停停走走的“政治方面商业循环”的状态中。琼·罗宾逊指出：“卡莱茨基在1943年曾经预言，战后，我们将战胜了经济方面商业循环，我们就将生活在政治方面商业循环的制度下。现在，政治方面商业循环似乎正在采取一个比以前任何时候更为激烈的方式。”根据新剑桥学派的看法，正是新古典综合派这一冒牌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造成了经济停滞膨胀的局面，因而他们反对新古典综合派用调节总需求和实行工资——物价管制的方法来解决滞胀问题，而积极主张把调节资本主义经济和解决停滞膨胀的措施的重点放在收入分配方面。
三、新剑桥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
新剑桥学派根据其对凯恩斯理论核心的理解以及资本主义的根本弊病在于收入分配不合理的论断，提出了以改变收入分配为主要内容的政策主张。其特点是：把改进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放在“医治”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症”的首要地位。
（一）关于收入分配政策及收入均等化措施
新剑桥学派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社会“病症”的根源，收入分配是指收入在工人和资本家两大阶级之间的分配，这两大阶级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是由各种制度力量的压力决定的。收入分配的格局不仅与历史的、制度的因素有关，而且与经济活动水平以及影响经济活动的各种因素有关；同时，国民收入的分配本身就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动态因素。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两个阶级在国民收入中相对份额的变化是不利于工人阶级而有利于资本家阶级的。随着经济的增长，两极分化在加剧，而且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又反过来阻碍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并带来一系列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问题。因此单纯依靠经济干预是行不通的，更不能依靠市场的自动调节作用来解决，必须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改革，实现收入分配的均等化，并且必须把它当成最重要的宏观干预目标。
新剑桥学派主张通过加强福利措施和合理的税收制度（如累进的所得税）来改变收入分配的不均等情况。主要措施包括：
第一，通过累进所得税、高额财产税等措施对财产多和收入多的阶层征收更多的税，然后进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第二，给低收入家庭以适当补助，把花在军备上的钱拨给民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人民福利。
第三，实行没收性的遗产税（给孤儿寡母留下适当的终身财产所有权），以便消灭私人财产的集中，抑制靠不劳而获的食利者阶层的增长，但政府应把由此而获得的税收用于改进卫生、教育服务。
第四，政府预算中的盈余应被用去购买公司股票。
（二）关于就业政策及对投资实行全面社会管制
新剑桥学派对于就业的态度，总的说来是主张既不要存在过高的失业但也不要使失业率过低。它认为，“增加失业的衰退被认为是一种祸害，然而很低水平的失业也不是单纯的幸福。对企业来说，有一个可利用的劳动力蓄水池是方便的，当失掉工作构成每一个工人的严重威胁时，工业纪律比较容易维持”。因此，新剑桥学派认为，“冒牌凯恩斯主义”错误理解了凯恩斯关于扩大政府开支可以增加就业的理论，盲目扩大政府开支以增加就业总量，以致造成资本主义经济的盲目高速增长和国民经济的军事化，导致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环境污染。新剑桥学派提出不仅要重视就业的数量，而且要注意就业的内容，主张对投资实行全面的社会管制，以克服资本主义经济的短期不稳定性，克服无计划的盲目增长，避免资本主义在经济增长中所出现的种种弊端。他们提出了解决就业的政策主张，其重点是：
第一，政府应保证经济不发生衰退，以鼓励工业领导人的信心，提高盈利的预期，从而刺激投资。
第二，通过财政政策——增加支出和减税来解决失业问题。但新剑桥学派认为，减税特别是削减低收入阶层的赋税更有利于增加就业，因为按比例减税主要是使高收入阶层得利，其作用主要是增加储蓄，而不是增加当前消费和鼓励投资，因而，它认为“旨在扩大就业的预算政策，要是同减少贫富不均现象相结合，会是最有效的政策”。
第三，提高失业者的文化技术水平。
第四，实行进口管制，发展出口商品生产。
（三）关于对付“滞胀”的政策
新剑桥学派根据它对“滞胀”原因的分析，主张首先需要加强初级产品的需求和供给增长之间的调节机制。这就要求各国政府（或各国际团体），单独地或协同一致地持有比私商凭其自己力量愿意持有的更多的初级产品储备，并随时以稳定价格为目的干涉市场。即当农矿产品过剩时通过积累储备阻止农矿产品价格跌落，当农矿产品供给不足时，则通过出售农矿产品，减少储备来抑制价格上涨。卡尔多把这种办法叫做“建立所有主要农矿产品的国际缓冲”制度，他认为这种制度是“使世界经济更加稳定的最有希望的办法”，“可以为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和稳定提供有力的自动调节机制”。
（四）“两个剑桥之争”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综合派的抨击引起了后凯恩斯主义内部的两个支派发生了规模宏大、旷日持久的一场关于凯恩斯主义的大论战，这就是被经济学界所称的“两个剑桥之争”。争论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是从资本理论开始，进而扩展到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增长理论、预期理论等等。“两个剑桥之争”的实质是如何进行经济理论研究或如何发展现代经济学的问题，但是在形式上却表现为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的两个支派怎样做才能真正继承和发展凯恩斯理论的问题。
1．两个剑桥学派在经济背景、理论分析方法等方面的差异
首先，从经济背景来看，英国经济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最为典型的特征是长期的慢性经济萧条，经济增长停滞不前。而当时的英国政府奉行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采取持续性财政和货币双紧政策，在失业和外贸恶化问题上无所作为，英国新剑桥学派由此痛感到了不注重实际经济生活的正统理论的危害性。因此与美国剑桥学派不同，英国剑桥学派更注重现实经济过程的复杂性和经济理论的局限性，注重导致经济理论失效的经济内在原因，强调市场经济的缺陷和政府调控政策的重要制衡作用，强调经济中的收入分配问题和由市场配置资源的负面效应。而美国经济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则大不相同，不但利用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获得的大量军火利润和低成本赚取的资本来加速经济发展，而且在30年代经济大危机中率先实行了政府对宏观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使美国经济迅速增长而雄踞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世界经济霸主地位。这种情况使得大部分美国经济学家相信美国实行的在自由市场基础上辅以政府干预的“混合经济制度”是正确和可靠的。
其次，从理论分析方法来看，新古典综合派以均衡分析为理论基础。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变量能够通过市场供求力量的自动调节而达到均衡、稳定的状态。如商品价格、就业量等，无一不是通过市场供求力量来决定的。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一书中的微观分析部分基本上承袭了马歇尔和瓦尔拉斯的供求均衡价格理论以及由此而引申出来的分配理论；宏观分析部分也始终强调均衡的重要性，并且特别强调储蓄曲线和投资曲线相交的均衡点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一般均衡的制度。换句话说，我们具有一个逐步改正误差的范围广泛的制度。它是一种逐步接近均衡的价格和生产的制度”。因此，他确认通过市场竞争的价格制度而达到的均衡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条不紊的一种经济秩序。
而新剑桥学派却完全否定了方法论上的“均衡观”，主张坚持彻底的“历史观”。琼·罗宾逊曾明确指出：凯恩斯革命从理论方法方面来说，就“在于从均衡观向历史观的转变；在于从理性选择原理到以推测或惯例为基础的决策问题的转变”。她还说：“在理论方面，《通论》的主要论点是打破均衡的束缚，并考虑现实生活的特性——昨天和明天的区别。就这个世界现在来说，过去是不能召回的，未来是不能确知的。”这里所说的“过去是不能召回的”，是指经济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件都有其历史的、制度的渊源；“未来是不能确知的”，是指对未来的事情要考虑它的不确定性，人们的行为不可能完全符合理性，经济生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根据公认的惯例来处理的。这两句话突出反映了新剑桥学派对经济问题研究所提出的方法论的特点。
2．两个剑桥的理论分歧
（1）研究对象不同
两个剑桥的理论分歧首先表现在把什么问题作为理论研究对象这个问题上。
新剑桥学派主张从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学派这三大派别来把握整个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这三大派别的划分主要是依据他们各自关心的问题，考察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出发点以及分析方法的基本特征来划分的。琼·罗宾逊把200多年来经济理论研究的内容分为两套问题：①一个经济组织在一定时期的人口变化、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动的全面经济动态。②特殊商品的产量和价格的详细关系。
她认为，大体说来从重农学派到李嘉图的古典学派主要关心第一套问题；而新古典学派的主要兴趣在第二套问题上。凯恩斯表明了用新古典学派的理论完全无法说明的实际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学家的兴趣又回到了分析现实经济过程的全面动态方面来。琼·罗宾逊反对“微观”和“宏观”的两分法。她认为，从微观水平上研究价值问题和分配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价值问题尤其是分配问题同整个经济活动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应当作为分析全面经济动态的基本问题从宏观水平上加以把握。继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把注意力放在第二套问题上，这是一种不幸。因此，新剑桥学派以当今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的分析为对象，反对新古典综合派无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种种弊端。
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把任何经济社会的问题归结为：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三个基本问题。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指出：“每个经济社会都必须以某种方式解决三个基本经济问题：在可能生产的物品和劳务中，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如何利用经济资源来生产这些东西；为谁生产这些东西以及收入如何在个人和各阶级之间进行分配。”并认为，竞争条件下的均衡，如供给和需求相称，价格和成本相称，“有助于同时解决我们的三个问题”。这个观点反映了新古典综合派仍以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为分析背景和分析基点，把垄断仅看做是例外的情况。因此，他们主张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可以和新古典学派的微观经济理论相调和，建立一个折衷的理论体系。
（2）对凯恩斯学说要点的认识不同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凯恩斯学说的要点就是所谓“现代收入决定论”，他对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的论述都是这一理论的引申；而收入决定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宏观经济总量问题，即总就业量问题、国民收入水平及其增长速度问题，以及因总需求过度而引起的通货膨胀问题。他们指出，自“凯恩斯革命”问世以来，宏观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实施已经使充分就业成为可能。他们甚至认为，战后西方各国生产量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已使充分就业成为当今西方各国的经济现实，“混合经济”已经取得巨大成就，这使凯恩斯当年全力对付的严重失业问题已经让位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收入决定理论及由此引申出的宏观需求管理政策的任务就在于如何使混合经济不会过分地繁荣和萧条，能够保持充分就业的产量，达到健全而稳定的经济增长。
新剑桥学派则坚持认为，凯恩斯学说的要点在于《通论》第二十四章中关于社会哲学的论述，即论证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均，以及推论资本主义必然走向没有食利者阶层的文明生活新阶段。尽管他们承认凯恩斯不曾对分配理论进行探讨，但他们认为这是由于30年代失业问题的严重性牵制了凯恩斯的全部注意力，使他还顾不上考虑收入分配趋势这样的长期问题。正因为凯恩斯如此看重收入分配问题而又未来得及解决，新剑桥学派才把制定新的收入分配理论作为自己发展凯恩斯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之一。
（3）从“资本争论”引起的分歧
两个剑桥之争最初是由“资本争论”开始的。
首先，琼·罗宾逊对新古典综合派的生产函数理论的资本量概念提出质疑。她在论战中阐明了她的两个重要论点：
第一，资本的运用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似乎对生产有贡献。但资本本身是商品，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是积累起来的劳动，故不能把资本看做生产要素。在舍弃了自然资源的情况下，真正的生产要素只有一个，即劳动。
第二，作为商品的资本，其价格不管在资本家看来意味着什么，都应该用一种和其他商品同样的方法确定，也就是还原为一定时间的劳动量来确定。
面对新剑桥学派的抨击，新古典综合派没有给予正面回答，而是从侧面维护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在理论上专门讨论资本计量问题的困难是没有必要的，对总量资本没有定义并不意味着在理论上不能使用资本这个概念。不必追求完全的资本理论，而应把注意力集中于投资的报酬率问题。而新剑桥学派则指出：新古典综合派的错误绝非仅仅是“资本”的定义及加总、计量等技术问题，而是把资本当作纯粹的物质现象，没有把资本同一定的历史时期、社会背景和制度关系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新剑桥学派在“资本争论”中所提出的关于“资本寓意”的论题。所谓“资本寓意”是指，人们在阐述自己的资本理论或资本观点时，心目中具有的是怎样一种使资本存在于其中的社会经济形式。新剑桥学派指出，如果资本的寓意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那么它就应当包括反映现代资本主义典型社会关系的两大阶级——资本家和工人。资本家是资本的所有者，获得按投资资本价值计算的利润，而工人只能通过出卖劳动获得工资。资本家获得利润是因为拥有资本所有权，而不是由于技术性的物质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创造了物质产品。新古典综合派则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在他们看来，一种概念或理论的正确性在于它能够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经济现象，而不是仅仅与某一种社会关系形式相联系。对此，琼·罗宾逊指出：新古典综合派的资本寓意既不是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下的现实经济，而是一种幻想的不存在资本家和工人两大阶级的、自由放任和自给自足的私人经济。因此，新古典综合派在政策主张和资本理论之间处于一种矛盾状态—“当他们处理实际问题和政策时是很好的凯恩斯主义者，但是，他们心里保持有一个孤立的领域，其中存在着充分就业均衡的私人企业经济模型。在其中，利润率决定于‘资本的边际产品’。”
3．两个剑桥的政策主张分歧
（1）政府目标的分歧
两个剑桥的政策主张分歧首先集中在政策兼顾稳定和发展两个方面。新古典综合派长期以来一直把加速经济增长作为第一位的目标。他们认为，只要保持经济不断增长，其他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即使产生一些副作用如通货膨胀、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也无妨。而新剑桥学派则把改变现行的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结构、实现收入均等化作为第一位的政策目标。他们认为，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不对投资实行全面的社会管制，经济增长只能是盲目的增长，只会把资本主义经济引入歧途。因此，他们便竭力从凯恩斯的有关论述中寻找改善收入分配的理论依据，而对新古典综合派的追求经济增长目标加以抨击。
（2）政策措施的分歧
在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确定之后，以什么样的手段或措施来实现这个目标，两个剑桥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很大的分歧。新古典综合派认为，为了实现加速经济增长的目标，首先应通过政府部门扩大开支，以弥补私人部门开支尤其是投资支出的不足，使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充分就业的潜在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同时还应辅以“收入—物价政策”和“人力政策”以缓解通货膨胀和就业困难的问题。其次要坚持“政府出钱，私人办事”的方针，由政府筹集资金确保高度就业所需的投资额并确定投资方向，而具体的投资活动则尽可能交由私人垄断企业来办理，以实现宏观计划投资与微观市场调节相结合。新剑桥学派则认为，正确的政策措施是国家对投资实现全面的社会控制，实现收入均等化政策，改善现行的福利和税收制度，以克服资本主义经济的短期不稳定性和长期无计划增长的无政府状态，实现就业人员的合理配置和国民收入的公平分配。
（3）政策效应的分歧
在政策效应方面，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只要政府动用了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能创造出高水平的总需求，从而消除有效需求不足，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的经济增长。因此，在新古典综合派看来，宏观的财政货币政策，无论是“补偿性的”、“增长性的”或“松紧搭配性的”，还是结合人力政策和收入—物价政策共同实施的，都能产生不影响经济其他方面的足够的公共和私人的投资需求，从而补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差额。新剑桥学派则指出，新古典综合派的这些政策主张及其实施效果并非如其所声称的那么好。这些政策一方面使历届美国总统相信财政赤字无害和军事工程有益的观点，以致造成国民经济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产业结构畸形发展，军事工业盲目扩大的局面；另一方面，这些政策给私人大企业创造了赚取暴利的机会，使社会资源的浪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贫富差距的扩大等弊端成为不可避免的后果。新剑桥学派还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收入—物价政策不仅解决不了通货膨胀和滞胀问题，而且会由于限制和冻结工资，使收入不均的局面固定化。
四、新剑桥学派评说
新剑桥学派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弊端的揭露，对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分配失调的揭示，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贫困化问题的分析，对其他经济学派的某些中肯的批评以及提出的某些政策主张都是值得加以肯定的。然而，基于自身的局限性，新剑桥学派理论的本质仍然是改良主义理论，不仅如此，诸多重大理论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错误。
（一）改良主义理论
新剑桥学派把当代西方社会一切病症的总根源看作是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合理，似乎解决了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就可以消灭西方社会的贫困现象，就可以避免通货膨胀。他们主张对资本主义收入分配制度实行改良。但是，新剑桥学派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问题完全归咎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回避了造成这种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根本原因，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改良主义的理论本质显而易见。
实际上，如果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只是通过对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来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病和矛盾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在生产和分配的关系中，分配对生产确实起着很大的反作用。合理的收入分配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则会阻碍生产的发展。虽然如此，分配关系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它从属于生产关系。因此，“那些把生产当作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的经济学家是多么荒诞无稽”。
（二）对斯拉法价值理论的评价
斯拉法的价值理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一是价格决定于生产函数而非需求函数，这就彻底摒弃了新古典学派的以主观效用论为基础的均衡价格论，给价值奠定了客观物质基础。
然而，斯拉法的价值论尚有不当之处，从而招致不少批评。其主要缺陷为：
1．标准商品的计算繁杂，难以实际应用
以标准商品作为价值尺度，从理论上来说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样的价值尺度运用起来十分不便。每次运用它来衡量商品价值，都必须计算许多基本产品的产量与资本比。而且，当技术条件发生变化时，原来确定标准商品的各种比例关系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不能再成为不变的价值尺度。所以，他的标准商品的设计在新剑桥学派内部也很少提及，更谈不到实际运用了，他提出的不变价值尺度，甚至比以物价指数确定货币价值的理论更易遭受批评。物价指数虽不能反映商品价值，但它易于编制，并在编定后便于应用。而标准商品既不易确定，确定后也难以应用。
2．把工资作为剩余产品的一部分，没有分析工资的本质特征
将工资视为剩余产品的一部分，似乎工人既获得了自己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又获得了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没有看到工资的本质是劳动力的价格或价值。他把利润看成是一部分剩余产品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掩盖了利润的真正来源。在这一点上，斯拉法比李嘉图后退了。李嘉图虽然没有区分劳动和劳动力，未弄清工资的本质，但他看到工资是劳动者维持其最低生活的必要品的价格，不是剩余产品。商品价格扣除工资后的余额就是利润，承认利润来源于劳动而不是来自于资本。
3．斯拉法混淆了价值和交换价值、价格和生产价格
在斯拉法的价格决定方程中，商品价值、价格和交换价值的决定完全是一回事。他确定了商品交换关系和比例，但未由此出发去探索决定交换价值的价值。实际上，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不等于价值。当他把平均利润率作为确定商品价值的前提时，他的价值方程所确定的不是价值而是生产价格，因此，他只能从表象上考察工资、利润。而且，他认为生产价格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因素，然后，用国民收入对资本的比例作为不变价值尺度，这样，斯拉法的价值论就成为生产费用论的变种，难以从本质上阐明价值决定问题。
（三）对卡尔多经济增长理论的评价
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特别强调经济增长的目的和后果，认为在现实条件下经济增长只能加剧收入分配的失调；不解决收入分配失调的问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就必然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富裕中的贫困”。在当今西方各国对经济增长普遍赞扬声中，新剑桥学派能够揭示出经济增长带来的种种弊端是值得加以肯定的。
但是，新剑桥经济增长理论没有分析社会总产品价值的实现问题，从而使经济增长模型显得空洞无力。罗宾逊、卡尔多和帕西内蒂等人的经济增长模型，实质上只考虑到物与物的关系，没有深入考察生产关系对社会总产品价值实现的影响，也无力解决经济危机问题，以致于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模型不过是一种“寓言”。帕西内蒂曾针对卡尔多经济增长理论中忽略工人储蓄问题，将卡尔多模型作了补充，引进了工人也有储蓄的假定。但帕西内蒂对卡尔多理论的补充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工人储蓄倾向虽然较资本家低得多，但由于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比较大，工人储蓄绝对量较大。资本家的利润份额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本来就小一些，还须把利润中一部分用于奢侈品消费，因此，工人储蓄与资本家储蓄相比不会过小。随着经济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工人储蓄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会随之增大，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况且资本家消费不易收缩，而工人储蓄还可能增大，工人储蓄所产生的利润对利润总额也有影响，这一来，卡尔多提出的资本家的利润率会随经济增长率提高而增大的结论就不能成立，使得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出现了矛盾的结果。为此，萨缪尔森等人将之称为“帕西内蒂矛盾”是不无道理的。
（四）对收入分配理论的评价
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虽然正确地指出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但是，他们的分析是极为肤浅的。他们的收入分配理论以斯拉法的价格决定论为理论基础，试图回到李嘉图价值论的轨道，以此反对新古典主义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这是值得肯定的，是一种理论上的进步。然而，他们又背离了李嘉图关于价值论证的正确探索，继承了他的错误因素，只研究价格及其决定，这是一种后退。而且，他们把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归结为历史因素、所有权因素以及劳动集团和资本集团各自的谈判能力，不是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基础，因而也就无法说明利润和工资对立的根本原因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虽然斯拉法没有批判马克思，但由于他把李嘉图对价值和资本的解释同马克思思想相对立，因而他的理论客观上是反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马克思所认为的李嘉图理论中的一切弱点，都被斯拉法拿上作为了自己分析问题的出发点。
应该强调的是，凯恩斯本人着重分析的是收入水平的决定问题，而不是收入分配问题。新剑桥学派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很难让人相信新剑桥学派的学说比新古典学派的学说更符合凯恩斯的原意。应该说，对于凯恩斯这样一个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我们应当主要根据《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来认识他。如果说凯恩斯早期著作中有某些观点和分析方法与此不尽相同，那就应从发展的角度来对待它们，即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也是发展的。我们知道，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论证市场经济不能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需要政府调节，弥补有效需求不足；各国政府的基本施政方针是政府运用财政和货币手段维持充分就业，实现经济稳定。如果说凯恩斯也提出了现实社会中的收入分配不均状况，那么这只不过反映了凯恩斯与某些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分配失调的“经济和谐论”的鼓吹者不同。更重要的是，凯恩斯关于失业者得到工作，低收入者得到补助的建议的出发点，是如何保证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维持，是资本家的投资得以获取预期利润罢了。
【注释】
(1)托宾：《十年来的新经济学》，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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