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之后的经济政策失误

1945年之后的经济政策失误

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建设在1937年被日本侵华战争打断，在后来的八年抗战中，国民经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举国人民的热切期盼之下，由重庆回迁南京，然而时隔不久，这个政权就被人民抛弃，国民党人在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土地政策上的失败值得反思。

“二战”后，在各沦陷区等待接收的日伪产业约为四万亿元，这几乎是当时中国的九成家产。在中央政府内部，对敌产的接收模式产生了重大的分歧。

以翁文灏、何廉为首的经济部拟订了一份名为《第一个复兴期间经济事业总原则》的方案，其基本的原则是实行“混合经济”模式，提倡国营、私营和积极引进外资投入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存。该方案还特别强调把国营企事业的范围限定在军工、造币、主要铁路和大规模的能源动力经营以及邮政电信等重要公用事业方面。鼓励私营企业在政府经济建设总计划的指导下发展，并由政府在财政、运转设施等方面给予援助，且在实际经营中，享有与国营企业平等竞争的地位、权利和义务。该方案在最高国防委员会上表决通过，并公告天下。

然而，宋子文领导的行政院和财政部则对该方案持坚决的反对意见，仍然坚持战前的统制经济立场。在他的主导下，一大批以“中国”为名号的国营垄断企业纷纷挂牌诞生，如中国盐业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植物油料公司、中国造纸公司、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中国渔业有限公司、中华水产公司、中华烟草公司，等等。它们以“划拨”的方式无偿得到了数以千计的、质量最好的资产，据经济部统计，到1946年6月，已经接收的2243个工矿企业中，作“拨交”处理的就高达1017个，标卖给民营的只有114个，还不到接收工厂总数的5%。从产量计，国家资本控制了全国33%的煤，90%的钢铁，100%的石油和有色金属，67%的电力，45%的水泥，37%的纱锭，60%的织布机，此外，铁路和银行早已被完全掌握，一个强大而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格局全面形成。

敌产国营化，可以被看成是第四次“国进民退”事件。杨小凯在他的《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里评论道:“不幸的是，抗战胜利后，这些日本私人资本大多被转化为中国的官僚资本，不但在接收过程中因贪污和不同单位争夺资产而受损，而且以后成为官商不分、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工具……这个国营化也是中国后来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基础，它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制度障碍之一。”

国营化政策导致了几个后果，第一，国营事业效率低下，到1947年，从日伪接收过来的2411个工业企业，只有852个实际上恢复了生产。第二，民间企业家阶层对政府彻底失望。当时最大的私营集团控制人荣德生向政府上书，他写道:“若论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海，只须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赋税自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虽一切皆归官办，亦是无用。因官从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费而已。”荣德生的这段表述可圈可点，至今是普世道理，可惜不为当政者闻。第三，工业萧条造成失业人口大量增加，城市罢工事件猛增。在抗战开始前的1936年，全国有记载的罢工及劳资争议为278起，可是到1947年，光上海一地就达2538起，苏珊娜・佩珀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写道:“政府经常指责工人闹事是共产党职业鼓动家促使的。……然而，这些争论问题是现成的，任何人都可有效地加以利用。”^[10]

相比产业经济上的国营化运动，中央政府在货币政策上的失误更加严重。

战时，在中国市场流通的货币主要有两种，一是重庆蒋政府的法币，一是南京汪伪政府的中储券，在1945年，两者的兑换比率大体是1∶50。11月1日，官定兑换率开始实行，比值却是1∶200。此案一出，2.57亿的沦陷区人民几乎在一夜之间集体破产，上海流行民谣曰:“昨天放炮（爆竹），今天上吊。”此次兑换政策的失误后患无穷，它不但让数亿人对蒋介石政权信心大失，而且直接导致了全国性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变得弹性顿失。

解放战争爆发后，中央财政完全被军费绑架，而实体经济又复苏乏力，于是政府采取了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1947年，法币发行量达30多万亿元，为上一年的10倍，比1945年增长了25倍。到1948年的第二个季度，已发行法币660万亿元，三年猛增1180倍，相当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乱发钞票的结果就是，引发了中国当代史上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民国一代最杰出的银行家之一张公权日后在他的著作《中国通货膨胀史》中评论道:在以城市经济为爆发中心的通货膨胀中，受伤最严重的是军人和公务员，因为政府提薪的速度永远赶不上物价的上涨速度，这直接导致执政效率的下降和吏治败坏。^[11]

1948年8月，国民政府被迫改组内阁，宣布停用法币，进行金圆券改革，全国物价一律冻结在8月19日水平，是为“八・一九限价”。为了防止权贵和投机商人囤积居奇，扰乱改革，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亲自督阵上海，宣誓“打虎”。可是，此时的党纪国法已彻底败坏，“老虎”打到孔祥熙长子孔令侃控制的扬子公司便打不下去了，到11月1日，行政院公开承认经济改革失败，内阁总辞职，物价呈现报复性上涨的态势，经济极度混乱，国事终不可为。

在产业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连续失误的情形之下，国民党政府在另外一个重要的经济领域——土地改革上无所作为，输给了自己的对手共产党。1947年9月，共产党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将之平均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其中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亦即承认改革后的土地私有性质。

就这样，战后短短五年间，国民党政府在敌产国营化中失去了私营企业家的支持，在货币改革中失去了城市居民的支持，而在土地改革中失去了农民的支持。1948年3月，国民党召开“行宪国大”，宣布“还政于民”，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民主牌”，而务实的人民在“民主牌”与“土地牌”的选择中，毫不犹豫地抓住了后者。

【注释】

[1]杨小凯:《民国经济史》，《开放时代》2001年第9期。

[2]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张富强、许世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7、239页。

[3]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张富强、许世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页。

[4]今译亨利・乔治，美国19世纪末期的知名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主张土地国有化。

[5]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162页。

[6]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1页。

[7]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06页。

[8]参见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1年版。

[9]帕克斯・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杨希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8页。

[10]费正清、费维恺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刘敬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46页。

[11]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