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工商资本的五条出路

民间工商资本的五条出路

到了中唐之后，经济治理重现了两个周期性的大毛病:第一是土地的需求非常之大，土地兼并不可遏制，成为贫富差距拉大的“变压器”；第二是中央乃至地方财政对资源管制的依赖度越来越高，终而造成对民间资本的压抑和剥夺，经济活力渐趋衰竭。两者相加，如果再遇上饥荒洪涝，就会引发财政总破产前提下的社会大动荡。

相对于国营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强势霸道，民间资本的流动也出现了日渐恶化的趋势。刘玉峰在《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中具体陈述了中唐之后民间工商资本的五条出路:

其一，奢侈消费。挥霍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许多富商大贾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奢靡无度，表现出穷奢极侈的突出特点。晚唐时期，许多商人“恣其乘骑，雕鞍银镫，装饰焕烂，从以童骑，聘以康庄”。

其二，交通权贵。以钱铺路，钻营为官。许多富商大贾“高赀比封君，奇货通幸卿”，积极谋取政治利益。元稹在长诗《估客乐》中描述富商大贾们竭力经营官场:“经游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迎客兼说客，多财为势倾。客心本明黠，闻语心已惊。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归来始安坐，富与王者勍。”到唐末懿宗时，用钱买官已是司空见惯。

其三，购买土地。与汉代相似，靠工商致富的唐代富商大贾将大量资金用于购买土地，进行土地积聚，仍走着“以末汇财，用本守之”的传统路子。代宗年间，大臣李翱在一道策问中说，在三十年里，天下田亩被豪商兼并了三分之一。到懿宗朝，已是“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极端不平衡。

其四，放高利贷。从唐太宗搞“公廨钱”之后，政府参与高利贷活动，私营高利贷也一直十分猖獗，富商大贾与贵族官僚纷纷以此谋求暴利，晚唐之后趋于剧烈。武宗在一则赦诏中指出，“如闻朝列衣冠，或代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懿宗在即位赦文中也指出，“京城内富饶之徒，不守公法，厚利放债，损陷饥贫”。

其五，囤积钱币。“安史之乱”后，富人的财富安全感越来越差，于是将大量钱币财富贮藏起来，造成社会货币流通的严重不足，朝廷多次下达“禁蓄钱令”，却成效不大。德宗时的陆贽就算过一笔账:过去一匹绢，可以换铜钱3200文，而现在一匹只能换1600文，绢贬值了一倍，这不是因为税赋增加了，而是因为铜钱被囤积了起来。^[22]这种“钱重物轻”的现象，妨碍了商品经济的顺利发展。^[23]

从刘玉峰列出的上述五条出路可见，工商业利润基本上没有向产业资本转化，不存在积累放大的社会机制，而是进入了消费市场、土地和高利贷领域，其影响当然是负面的。若我们放眼于整部经济史，甚至可以看到，中晚唐民间资本的这五条出路几乎是高压下的民间资本的共同出路。因此，若在某一时期，出现奢侈品消费剧增、文物价格上涨以及土地房产购买热潮，并不代表经济的复苏，而更可能是资本从实业溢出的恶兆。

【注释】

[1]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世界的时间》，施康强、顾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前言”第2—3页。

[2]G2:Group 2，由美国经济学家费雷德・伯格斯坦于2008年提出，即由美国与中国组成一个“集团”（Group），以替代已有的G8（“八国集团”），携手合作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美国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进而创造了一个新名词:“中美国”（Chimerica）。

[3]《旧唐书・曹确传》:“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

[4]《旧唐书・舆服志》:“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已上，通著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皁，士卒以黄。”

[5]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87—788页。

[6]《册府元龟》卷五百零五:“唐太宗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是月壬申，诏曰:……通财鬻货，生民常业。关梁之设，襟要斯在。义止惩奸，无取苛暴。近代拘刻，禁御滋章。……非所以绥安百姓……其潼关以东，缘河诸关，悉宜停废。其金银绫绢等杂物，依格不得出关者，不得须禁。”

[7]白寿彝、王毓铨:《说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历史研究》1954年第5期。

[8]《论盐铁表》:“若能收山海厚利，夺丰余之人，蠲调敛重徭，免穷苦之子，所谓损有余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谓然乎。”

[9]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版，第65页。

[10]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89—90、84页。

[11]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06页。

[12]《唐六典》卷二十:“凡建标立候，陈肆辨物，以二物平市，以三贾均市。”

[13]《全唐文》卷三十二，玄宗诏书:“自今已后，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文。”

[14]《唐会要》卷八十四:“（天宝）十三载，计户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乾元三年，计户一百九十三万一千一百四十五。”

[15]《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六:“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中国多故，戎狄每岁犯边，所在宿重兵，仰给县官，所费不赀。”

[16]《旧唐书・第五琦传》:“谷价腾贵，饿殣死亡，枕藉道路。”

[17]《新唐书・食货志》:“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

[18]《旧唐书・刘晏传》:“故食货之重轻，尽权在掌握，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得其术矣。”

[19]《新唐书・刘晏传》:“刘晏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赀，以佐军兴。虽拿兵数十年，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偾而振，晏有劳焉。”

[20]《太平广记・郭使君》:“是时唐季，朝政多邪。生乃输数百万于鬻爵者门，以白丁易得横州刺史。”

[21]《新五代史・郭廷鲁传》:“益自天子皆以贿赂为事矣，则为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

[22]《陆宣公集》:“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六百文，往输其一者，今过于二矣。虽官非增赋，而私已倍输。”

[23]刘玉峰:《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259—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