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金税制应当革除

二、厘金税制应当革除

厘金，也称为“厘捐”或“厘金”税，于咸丰三年（1853年）开始创办。厘金税制的产生是镇压太平天国的需要，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军饷的需要非常迫切，为了解决财政困难，除了加重旧税外，必须开征新税，而当时作为清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田赋负担不断加重，恰好自清开国以来，商税方面主要征收关税，市税基本未开，这方面大有敛财之道，清政府权衡利弊，转而征商，厘捐也就随之而产生。^[14]然而，厘金税制，自从它开征之日起，对中国国内的工商业危害就非常大，郑观应作为一名商人，对厘金税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清政府应当撤销这一税制，“兴利除弊，泽溥苍生，矧兹理财之要图，可不速加整顿以纾吾民之积困乎？”^[15]

（一）厘金税制之弊端

首先，从厘金税的立法状况上看，厘金税制由于都是各省自定章法，各自为政，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的《厘捐》篇中对这一现象有所描述：“广东有海防捐、筹防捐、台炮捐、牙帖捐等名目，上海有落地捐、筹防捐。”^[16]统一的厘金税法一直未有建立，这就导致了厘金税制不统一、不完备，造成了厘金弊端百出，混乱异常。

其次，厘金税在立法上名目繁多，导致其征收范围和种类极广，尤其是厘金所征之百货，完全是人民必需品和日用品，所以名为征商，实际都转嫁给消费者负担，加重了民生凋敝。郑观应在《厘捐》篇中就痛斥道：“尝闻某处厘卡，凡食物及箕帚无不加捐，虽一、二件亦必阻，不捐即强携以去。……有设海防捐者，一巾、一扇、一鞋，一袜亦捐，民皆苦之。”^[17]

再次，种类繁多的厘金税使得各地贪官污吏可以上下其手，公开贪污中饱，敲诈勒索，盘剥商民。郑观应指出：“若所抽之数涓滴归公，名实相副，虽损于民而犹利于国。无如厘抽十文，国家不过得其二三，余则半饱私囊，半归浮费，国家何贪此区区之利而纵若辈殃民乎？”^[18]“司事、巡丁更同恶相济，狼狈为奸。商船之过卡者，每月赠以银钱若干，则查舱时便潦草从事。所载货物十成有以二三成完厘者；其有不先纳贿者，则视之如寇仇，待之如奴婢，留刁索，无恶不为。”^[19]

复次，在厘金税制下，商品经过多次加捐，最终销售价格往往奇高，影响国内的商品流通。郑观应指出，“土产之物逢卡纳税，运之远方甚有税款视成本反巨者，土物不能远流”^[20]，这势必会阻碍商品在国内的正常流通。

最后，郑观应认为厘捐仅对华商所生产的销售于国内的货物课征厘金，而在不平等条约限制下，却不能对外国进口物品征收，导致外国商品日益被倾销进中国，极大地冲击了中国国内市场。

综合上述几点，郑观应认为厘金税制对中国商务有百害而无一利，在内外异课的厘金税制下，“洋商获利，华商裹足不前”^[21]，而中国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因此而受到限制，反过来又令厘金的征收变得愈加困难，这样恶性循环，所谓：“商务旺则厘金多，商务衰则厘金少，此自然之理也。今中国商务尽为洋人所夺。……洋货日盛一日。夫西人货物多入中国一分，即中国商务多为倾轧一分，厘金不能日增，库款不能日裕，职是故也。”^[22]因此，厘金税制亟需革除。

（二）革除厘金税法的建议

郑观应就如何革除厘金税制，在《厘捐》篇中提出了四点建议：首先，在征税机关上，郑观应主张撤销所有征收厘金的地方关卡，将其合并到各地海关中去，其所谓：“将所有厘卡一律裁撤，并归洋关。”^[23]

其次，在征收办法上，郑观应主张：“于土货出产之处，加抽落地捐，及至出口时，再抽一洋关税后，则任其所之，绝不再征。”^[24]也就是首尾征收制，即在起运地时就加抽销售地厘金，等到货物要出口时，再抽一海关关税，郑观应认为这一征收办法，可以“免洋人取巧”。

再次，将盐税纳入正规税赋范围，由各州、县按亩征收，“即就出盐之地编入正赋，谓之盐赋，如田地之有税赋，由州、县按亩征收。各官及兵勇巡船悉行裁撤，则节省耗费甚巨”^[25]。

最后，郑观应建议“或仿外洋之例，出售印花，盖税饷……凡寄货物、提单、汇票论税之轻重，即贴印花之多少于货物之上，而无巡丁、委员勒索等费”^[26]，清政府可学习西方，出售印花，这样的话就可以克服查税之人勒索之弊。

从郑观应关于改革关税税则、收回海关行政管理权，以及革除厘金税制等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出郑观应的税收法制思想是具有非常浓厚的民族性的，尤其是他在论及改革关税税则和收回海关行政管理权等税法问题时，能够认识到关税问题与一国主权密切相关，如何征税乃是一国主权事项，不受任何国家干涉，并且明确提出了“国君须保百姓利权，不为外人所夺，庶免生计日绌。其定税之权操诸本国，虽至大之国不能制小国之重轻，虽至小之国不致受大国之挠阻。盖通行之公法使然也”^[27]这样的观点，证明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税收和税法的重要性，反映了他主张依靠税法来“护商卫民”的进步思想，这一主张在当时也是很少见的。当然，郑观应的税收法制思想也有不完善之处，比如他过度信赖国际公法在保护一国税收主权上所能发挥的作用，就显得过于天真和幼稚了，这也恰恰是他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