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犯罪法律规定比较解析

六、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犯罪法律规定比较解析

通过对世界各国关于利用金融市场未公开信息从事交易行为刑事法律进行概览性分析，能够折射出我国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立法与司法的比较优势与缺陷。这对于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犯罪的立法技术评价、司法能动选择等问题具有极大的启示性价值。

（一）一元模式与整合模式

我国刑法对证券、期货市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行为的犯罪化采取一元型立法模式，即通过新设独立的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打击不正当攫取未公开信息与非法利用未公开信息谋取私利的行为。世界各国刑法对于金融市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犯罪行为则采取整合型立法模式，并没有集中针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行为的特点独立设置罪名，而是以不同的思路整合在其他类型的犯罪中予以规制：（1）归入市场滥用犯罪（英国刑法）；（2）纳入不断拓展的内幕交易犯罪体系（美国联邦法、欧盟法）；（3）置入一般背信犯罪体系（德日刑法）；（4）分别通过特殊背信犯罪与渎职犯罪进行惩治（美国各州刑法）。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一元型立法模式体现出我国立法机关对于金融市场发展进程中的新问题生成了灵敏的反应措施与明确的规制机制，同时也透射出我国刑法分则个罪规范体系对于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行为的刑法覆盖能力不足。金融犯罪一直是我国刑法修正案增设、修改条文的重点犯罪类型。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近20年的迅猛发展及其附带催生的新类型金融违法犯罪行为，激发刑事立法面对挑战及时作出政策反应；另一方面，我国刑法基础性犯罪配置不合理间接决定了金融犯罪频繁修正的现状。在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语境下，主要表现为：（1）我国刑法没有设置一般背信罪，加之信托理念缺失与信托实践运用不足，造成侵犯信托权益的各类特殊背信罪真空，导致无法通过背信罪追究金融资产管理人员利用募集的资金“锁仓”谋取个人利益、侵犯信托受益人利益的行为。（2）渎职犯罪仅对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行为进行犯罪化，没有针对金融信息安全构建刑法保护方案，造成利用尚未公开的金融监管信息、宏观经济数据信息从事证券、期货交易的行为处于刑法规制盲点，甚至对于此类行为完全没有形成刑法评价的意识。

由此，固然应肯定我国惩治金融市场未公开信息犯罪具有独立且明确的刑法条文的意义，但更应反思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立法模式这一微观问题暗含的刑法分则结构性问题，重视完善刑法分则体系与拓展个罪规范张力，从而有效应对新型金融违法犯罪的挑战。

（二）立法能动与司法能动

从世界各国对金融市场中利用未公开信息从事交易谋取私利行为的立法应对来看，我国刑法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罪状设计显然在法条精致程度这一层面具有明显优势。我国立法机关对于证券、期货市场出现新类型违法行为的犯罪化措施更为迅捷与机敏，刑法立法能动性较强。反观其他国家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犯罪的刑法规制情况，美国、英国、欧盟相关金融犯罪刑法条文冗长、罪名体系繁复且规范科学性有待论证，德日刑法桎梏于传统犯罪体系且发展性不足，均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刑事立法能动性较弱的态势。

但是，我国刑法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条文的表面精致性无法掩盖刑法解释能动性匮乏与金融犯罪司法应对能力欠缺的现实——如果能够通过理性的刑法解释创造性地拓展内幕交易罪的规制范围，显然没有必要增设新的证券期货犯罪；如果在一定期间内没有刑法司法解释填充构成要件的模糊区域，精致的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刑法条文势必长期处于虚置状态，难以适用于证券、期货交易实践中的违法犯罪案例。基于节省立法成本与提升刑法规范实用性价值的考量，国外司法机关通过长期的判例实践持续地丰富证券期货犯罪法律条文的发展性要旨，尤其是美国联邦法院系统对于内幕交易违法犯罪进行深刻解释，使1934年《证券交易法》拥有了强大的规范生命力与实践底蕴。国外刑法解释理论的发达更是为传统型经济犯罪注入了崭新的内涵，保证其在有限的条文语句下发挥出延展效应。

资本市场是“内线交易者的天堂”^[35]的现实与金融犯罪司法实践能动性乏力的鲜明对照，折射出法律与社会之间已经形成明显断层。有必要在制度框架下充分发挥司法智慧，通过裁判实践搭建法律知识与社会现实沟通的桥梁，填合断裂空间。^[36]所以，在立法机关业已耗费巨额成本完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规范建构的有利条件下，司法实务部门有必要借助于司法解释等有权解释文本，激发刑法实践的能动因子，以积极的案例实践与缜密的规范解释赋予金融犯罪刑法条文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