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紧急状态理论
《魏玛宪法》第48条规定：“(第1项)联邦大总统于德意志联邦内之公共安宁及秩序，视为有被扰乱或危害时，为恢复公共安宁及秩序起见，得取必要之处置，必要时更得使用兵力，以求达此目的。(第2项)联邦大总统得临时将本法114，115，117，118，123，124及153各条所规定之基本权利之全部或一部分停止之。(第3项)本条第1第2两项规定之处置得由联邦大总统或联邦国会之请求而废止之。其细则，另以联邦法律规定之。”那么第48条性质和地位为何？法治国中应制订一部什么样的紧急状态法以规范紧急权的行使？这部紧急状态法与宪法，尤其是第48条关系为何？施米特对于这些问题作了体系化的回答，标志着其紧急状态理论的成熟与定型。施米特认为：第48条仅是一个“临时性”的规定，在1919年制宪时，鉴于德国的异常紧张情势，才赋予总统以非常权力。至于如何满足法治国的理念要求，则俟局势平缓后，理性地制定出一部紧急状态法以规范之。这部紧急状态法要对紧急权行使的前提要件及其行使内容，尽可能地加以详细的规定与界定，同时要特别地建立控制制度：比如确立紧急状态的宣告程序，紧急命令的效力期间，以及国会的监督等。那么，该法与第48条关系为何？许多学者认为总统以后依紧急状态法行使紧急权，采取紧急措施，只能侵犯和克减第48条列举的七项基本权利，这七种基本权利就是行使紧急权的合法边界，宪法规定的其他基本权利不得受到侵犯和克减。施米特则认为第48条的规定仅具有例示效果，紧急局势瞬息万变，总统如果囿于这种“合法边界”，不能临机决断，国家就会重新陷入危亡之中，总统为“恢复秩序和安全，基于必要甚至可以施放毒气”。[15]我们可以看出，施米特受决断论思想的驱使，该观点是极端反人道的，在当下其观点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4条的规定是明显相左的。紧急状态法固然不能呆板地规定在紧急状态下该做什么，但是绝对可以规定绝不可以做什么，这就是紧急权行使的合法边界，这种边界就是公民的不可克减的基本权利。[16]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