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学学科体系

（三）论法学学科体系

合理、科学地划分法学体系，不仅是法律实践和法学教育的需要，对法学学科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一名法学家，韩先生特别关心我国法学事业的发展，并对我国法学学科体系的划分提出了科学的构想。

韩先生于1996年在《法学评论》第6期上发表了《谈合并学科和设立博士点问题》，又于1998年在《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上发表了《论国际公法、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合并问题——兼评新颁〈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有关法学部分的修订问题》，阐明了自己关于学科体系建设的主张。

1．关于“学科门类”问题。《目录》中共列出11个门类，即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韩先生认为前面7个门类，即从哲学到管理学，都可以作为一级学科，不能和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平行并列在一起。他认为应将这7个学科分别列入两大类中，即人文科学类和社会科学类。还有，在所谓法学门类中，共列出4个一级学科，即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韩先生认为法学就是法学，不能将政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都包括在内。他建议将所有门类和学科作如下排列:（1）人文科学类（一级学科包括哲学、文学、历史学、教育学、新闻学、图书馆学、管理学）；（2）社会科学类（一级学科包括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3）理学类；（4）工学类；（5）农学类；（6）医学类。

2．关于拓宽二级学科问题。《目录》原稿本想拓宽经济法学，内含经济法学、劳动法学、环境法学、社会保障法学。韩先生在对经济法学和环境法学进行了分析之后，建议将这两门学科都作为独立的二级学科。以后的征求意见稿就这样修改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只是修改时将“环境法学”改称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其实，这种修改是不必要的，因为“环境法学”当然要研究自然资源保护问题。

另外，《目录》仍有“法律史”这门学科。韩先生曾建议将“法律史”改为“法制史”，因为法律史的内容应该包括各个部门法的历史，其内容是非常庞杂的，最好分别放在各个部门法中去讲授和研究。法制史向来是一门二级学科，有它自己的学科体系，不必将它取消。韩先生认为法律思想史和法制史是两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分别有各自确定的研究对象，它们应该是两个独立的二级学科，不能将它们合并在一起。要把法律史、法律思想史和法制史这三门内容都非常庞大复杂的学科合并成一个学科，这在中外法学界似乎还没有先例，韩先生当然持反对态度。后来，教育部规定高等院校法学教育14门核心课程，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法制史”，没有采用“法律史”这个名称，这样做是完全合理、正确的。

3．关于国际法学科的划分问题。对将“国际公法”、“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三个学科合并成一个学科即“国际法”的意见，韩先生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韩先生认为，国际上通常所谓“国际法”专指“国际公法”而言，不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如果要将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统称为“国际法”是可以的，但这是从最广泛意义上来理解“国际法”的，这个“国际法”是相对于“国内法”而言的。我们不妨将法学学科归纳为两大类型，即国内法学和国际法学。从总体上，国内法学是研究如何调整从国内生活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的，国际法学是研究如何调整从国际生活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的。国内法学包括宪法学、民商法学、刑法学、经济法学等；国际法学包括国际公法学、国际私法学、国际经济法学等。打一个最粗浅的比方，国际公法学就相对于宪法学，国际私法学相对于民商法学，国际经济法学相对于经济法学。既然不能将宪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合并为一个二级学科，怎么可能将国际公法学、国际私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合并为一个二级学科呢？

韩先生认为，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是两门比较古老的学科，早已成为两个独立的二级学科，无论中外各国，直至今日，都仍然是如此。国际经济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学科。这三个学科虽然都冠以“国际”二字，但它们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及其主体是不相同的。国际公法主要调整国家之间的政治、外交方面的关系，国际私法主要调整具有国际因素的私人间的民商事关系，国际经济法则是调整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不同国家的自然人和法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从学科体系来说，这三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学科体系，它们都是各自独立的不相隶属的专门学科。韩先生认为，坚持将国际公法学、国际私法学与国际经济法学合并成一个所谓“国际法学”的二级学科，其结果必然是有害的，行不通的。韩先生这种高瞻远瞩的见解，被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教育部后来在规定高等院校法学教育的14门核心课程时，这三个学科都是核心课程，并没有把它们合并成一个课程。国际私法核心课程的教材，还是委托韩先生主编的，这部教材还获得过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

韩先生自1945年来到武汉大学，如今已有近六十个春秋。虽然蒙冤20余载，但韩先生一直没有放弃对人生和学术理想的追求。他赤胆忠心、爱国敬业，守志善道、穷究学理，严谨求实、勇于开拓，求真务实、学以致用，为武汉大学乃至中国的法学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以他完美的人格和无私的奉献，铸就了一个学者的崇高学术精神和一代宗师的学术典范。

肖永平

【注释】

[1]本文原载于《高校理论战线》200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