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法律本地化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三、澳门法律本地化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澳门法律本地化关键在于适合澳门本地的实际情况

众所周知，法律应当与现实生活相适应，这是最基本的立法原则。澳门法律本地化是为澳门健全和完善法制，理所当然必须适合澳门本地的实际情况，或者说从澳门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

首先，在1999年12月20日以前，澳门的最大实际情况是澳门将要回归祖国。因此，澳门法律本地化必须符合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关于澳门法律地位的规定，必须注意同后者衔接。

其次，澳门法律本地化必须符合澳门现在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总的来说，澳门居民总数有四十余万，人口密度极大;其经济较为发达，但较单一地依赖博彩和旅游业;澳门华洋杂处，中西文化交融，文化多元，宗教多元，但彼此界限较为分明;而且，澳门新移民不少，人口流动量大。对于这样一个独特的社会，立法者只有进行深入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才能制定出与社会现实生活相适应的法律来。忽视澳门的特性，对外国或外地的法律照抄照搬或闭门造车，只会使法律脱离澳门社会现实。当然，在澳门法律本地化的过程中，笔者并不反对澳门借鉴甚至移植外国、外地的法律以及国际惯例，只是主张决不能不顾澳门的实际情况照抄照搬。

再次，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在商业领域，鉴于香港对澳门的巨大影响，香港商事法律制度本身的健全和完备，以及澳门商业机构在实际商事操作方面追随香港做法的现实，澳门在法律本地化过程中应该注意借鉴或移植香港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如房地产管理制度、金融管理制度、商业票据制度等。

此外，澳门社会经济生活急需而在澳门现行法律中又没有或还不健全的法律制度，如商业登记制度、涉外商事仲裁制度、版权保护制度和环境保护制度等，也应尽快建立起来。

(二)澳门法律本地化与澳门法律的现代化

现在澳门从事法律本地化工作的政府职能部门之一——“澳门政府立法事务办公室”，在设立之初曾叫做“澳门政府法律现代化办公室”。这至少说明，澳门法律本地化工作者认识到对澳门法律在本地化的同时要实现现代化。然而，人们对什么是法律的现代化以及澳门法律的本地化同现代化如何协调，则有不同的看法和主张。在笔者看来，法律的现代化一方面表现在法律本身追随世界上法律发展的趋势和遵循法律发展的固有规律，另一方面表现在法律符合其适用对象和地区的现实情况并略有符合发展趋势和规律的超前性、预见性和引导性。澳门法律的本地化和澳门法律的现代化并不矛盾，因为澳门法律现代化是澳门法律本地化的一部分，或者说澳门法律本地化包含有澳门法律现代化的内容。可以这样说，没有澳门法律的现代化，澳门法律的本地化就是不完善的和有缺陷的。

澳门仍有不少现行法律非常陈旧，比如，澳门现行的商法典是葡萄牙延伸到澳门适用的1888年《葡萄牙商法典》，已有上百年历史，早已脱离澳门社会实际。在这种情况下，目前正在进行的澳门法律本地化实则为澳门法律的全面现代化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契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澳门法律本地化工作者以及一切对这项工作负有责任的人士要尽力把握好这个契机，在进行澳门法律本地化的同时推动实现澳门法律的现代化。

由于澳门长期在葡萄牙的管治之下，故在某种意义上讲，澳门现行法律是葡萄牙法律的延伸或翻版。有鉴于此，在澳门法律本地化的过程中，保持澳门法律中的一些葡萄牙特色是澳门作为一个独立法域的自然延续，无可非议。但是，如果把澳门法律的本地化简单地理解为照抄照搬或移植葡萄牙的现行法律到澳门，仅是换换名称和一些词句，由澳门立法机关加以颁布而已，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这种理解的错误首先在于无视中国将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的事实，没有考虑到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衔接;其次，尽管葡萄牙管治澳门多年，但澳门社会和远隔千山万水的葡萄牙社会仍存在巨大的差别，照抄照搬或移植葡萄牙的现行法律到澳门并不一定符合澳门社会的实际情况。因此，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澳门法律本地化应尽量追随法律本身的发展的趋势和适应澳门社会的实际情况，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或移植葡萄牙的现行法律，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应该有所创新。这是澳门法律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三)澳门法律本地化与法律专业人才的本地化

法律要靠人去制定和执行，故一个社会讲法治没有法律专业人才是不行的。何谓“法律专业人才”呢?依愚见，法律专业人才应为在高等法律院校经过专门学习和训练的人才，他们除了应具有良好的职业品德，依法进行国家和社会管理的能力以及法律专业知识外，还应具有较高的语言文字表达和交流水平。而澳门目前的现实是懂中葡双语又经过法律专业训练的本地人才极少。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澳门进入过渡时期已十年有余，不仅立法由葡萄牙人主导和操作，而且司法也是由葡萄牙人主导和操作，律师更是葡萄牙人的天下(目前澳门仅有数位华人律师，尚无华人律师独立开设的律师楼)。这显然不利于澳门法律的本地化。双语法律专业人才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至少得花数年的时间，在距澳门回归祖国还有一年多的时间里，应重视对正在培训的双语法律专业人才的培养，充分重用澳门已有的双语法律专业人才，加快进行立法、执法和司法人员以及律师队伍的本地化。

(四)澳门法律本地化与澳门法律的系统化

广义的法律系统化包括法律编纂和法律汇编。法律编纂是指对现有法律重新审查，对其内容加以必要的修订和补充或重新制定，并从内容和形式上使之系统化的活动。而法律汇编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比如说法律颁布的年代或法律调整的对象，对属于法律的规范性文件进行系统地清理、整理和编排，并编辑成册的活动。因此，我们可以说，澳门法律本地化的过程就是澳门法律系统化的过程，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在澳门法律本地化的过程中，澳门《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民法典》、《商法典》和《民事诉讼法典》等五大法典的本地化本身就是法律编纂，故法律编纂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同时，在澳门法律本地化的过程中进行系统和全面的法律汇编工作，也是不容忽视的。有如下原因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1)法律来源复杂，外来法律和本地法律相互交错。在现行澳门法律中，既有葡萄牙延伸到澳门适用的法律，又有葡萄牙延伸到澳门适用的国际条约;既有澳门总督的立法，又有澳门立法会的立法;既有各政务司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又有各公共行政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2)法律形式多样，结构多元，且不说可能延伸到澳门的葡萄牙法律有宪法性法律、法律、法令、地方性立法命令、命令、决议、实施细则令、地方性实施细则令、部长委员会决议、训令和规范性批示之分，就是澳门本身的法律也有法律、法令、训示、批示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之分。

(3)法律文件历时长久，不少法律的效力状况模糊不清。澳门现行的不少法律至今是19世纪的法律，因此必须要对跨度上百年的法律文件进行清理、整理和汇编。

(4)许多法律，特别是许多重要的法律，尚无中文文本。

(5)既没有健全的法律汇编，也没有完整的现行有效的法律的清单。这一状况是与澳门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的，既不利于澳门与外界的交往，也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审查澳门原有的法律带来困难。

上述这些原因不仅表明加强澳门的法律汇编工作十分必要，而且表明进行澳门法律汇编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

目前，葡澳当局的有关部门正在积极从事一些澳门法律汇编的工作，如将在《澳门政府公报》上公布的并在澳门适用的法规按类别及出处加以编列;按法律部门清理法规，编列目录;用电脑建立了“澳门法律资料库”(legismac)等。但葡澳当局有关部门所做的工作仍有两个问题:一是进展慢;二是现有成果都是以葡文表现出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民间和学界，已有两套中文的澳门法律汇编出版，即由肖蔚云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澳门现行法律汇编》第一、二、三辑以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澳门法律汇编》。这两套中文澳门法律汇编的出版可以说在用中文汇编澳门法律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两者仍存在缺乏权威性和不少法律中文译本为非官方译本的不足。

(五)双语立法势在必行

1991年2月，经中葡双方达成协议，葡澳当局通过立法确认了中文与葡文一样具有官方语言的地位，并在立法、行政、司法领域逐渐推广使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9条也明确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语文。”这表明，无论现在还是1999年12月20日以后，中文和葡文都是澳门法定的官方语文。但是，如前所述，自1991年中文被确定为澳门的官方语文以来，在立法领域，中文的官方地位仅表现在现行葡文立法的中文翻译上，而没有反映在澳门立法的起草和制定方面，葡澳当局在中葡文双语立法工作方面尚付之阙如。这种现象脱离了澳门绝大多数居民为华人且不懂葡文以及澳门将回归祖国的实际。为了落实中文在澳门的官方地位，中葡文双语立法势在必行。事实上，澳门政府已有一定规模的法律翻译机构“法律翻译办公室”，将之同立法机构结合起来，已完全可以开展一些双语立法工作。问题是葡澳当局应积极努力，认真研究，诚心推动，制定出双语立法的规则和程序。当然，在澳门，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任何法律都用双语立法既不可能也不现实，有些法案还会以中文或葡文单语形式出现，因而法律翻译工作仍必不可少。但无论如何，都应当开展双语立法工作，专事立法工作的政府机关的立法以及基本的和重要的立法应以双语的形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