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领域的扩展

三、理性领域的扩展

尽管具有整体性和可废止性的特征，权衡仍然是一种理性的活动。法律学说使用权衡，但旨在一种法律的理性重构。合理性不能被化约为(reduced)形式逻辑。我们也无须设立一种合理性(ra-tionality)和理性(reasonableness)之间的比较。^[3]因此，根据Gardner和Macklem的论述(2002，474):“合理性是……和理性一样的。正如我们所讨论的，它只是一种对行动(思考、感觉等)而言的简单的能力和倾向(propensity)，而且通常是因为无可辩驳的理由。”

一个“理由”的概念可以用很多种方式定义。重要的是一个理由即是一种事实，否则即是一个事实中的某种信念。如下的定义揭示了一种在一个信念的基础上坚持另一个信念的心理学联系(psychological relation):

当且仅当对一个人人S来讲基于信念P而相信Q这一行为可能在逻辑上获得证成之时，一个信念P才是一个人S相信Q的一个理由。

固然，一些读者可能会认为逻辑演绎法(logical deduction)是正确推理(correct reasoning)的唯一方法。但是，论证可以用几种标准来评价。一种这样的标准——演绎逻辑(deductive logic)——是非常严格的。满足这一标准的论证在其前提真实的基础上保证了其结论的真实性。然而，因为演绎逻辑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很多有用的真实生活的论证(real-life arguments)并不能满足它的要求。通过发展其他的针对可废止性推理的标准，好的论证与坏的论证之间的区别能够被排除(brought outside)在演绎上有效之论证的范围。合理性的观念在很多不同的领域都是可以适用的。这些合理性包括逻辑合理性(演绎的和归纳的)、商谈合理性(discursive rationality)、支持性合理性(supportive rationality)、总体上的科学合理性、行动合理性、目标合理性、规范合理性和系统合理性等(比较Peczenik 1989，55以下；Aarnio 1987，189；Agell 2002，246)。

理性的观念越狭窄，非理性蔓延的空间就越广阔(比较Dreier 1991，134)。

将理性的领域限制在演绎逻辑和对原初事实(brute facts)之经验观察的范围内的思想家们可以为法律理论家提供有用的逻辑演算(logic calculi)。但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有机会理解法律学说的真谛。

法律学说的主体(有效的法律)以及它的推理方式(明显不仅仅是演绎的)对一个逻辑——经验理论家(logical-empirical theorist)而言似乎都是虚构的和不理性的。早期的斯堪的纳维亚法律现实主义者，诸如卡尔·奥利芙克罗娜和阿尔夫·罗斯就是这方面的例子。罗斯的作为未来司法实践之预言的法律科学之计划已经被证明是毫无希望的。该计划从一开始就被奥利芙克罗娜认为会注定如此，而且它很容易被批判(参见Peczenik 1989，262以下； Peczenik 1995，103以下)。

通过提供附加的逻辑工具，将理性之领域限制在演绎逻辑、对原初事实之经验观察，以及目标—方式演算(goal-means calculi)范围内的思想家们可以给法学理论带来灵感。但是在探讨法律学说之目标及其推理方法的时候，思想家们仍然面临着同样的难题。

将理性的领域限制在演绎逻辑、目标—方式演算、康德的实践理性和对原初事实之经验观察范围内的思想家们，有稍微好一点的机会，但是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曲解(distort)而不是承认法律学说。他们的技巧(trick)是将理性之范围分成两个与外界隔绝的孤立部分:一个部分是理论理性(theoretical reason)，另一个部分是实践理性。理论理性仅仅是演绎逻辑和原初事实的领域。实践理性则是演绎逻辑的领域(province)——该演绎逻辑吸收了康德的绝对命令及其各种派生理论，以及和康德或多或少存在联系的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arianism)。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早期的罗尔斯，及其无数的追随者(epigones)。问题是:大多数现存的法学理论已经因此极大程度地回避了(evaded)这一重构。

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如下的方式来扩大推理的范围，这些方式包括:演绎逻辑、可废止性逻辑、目标—方式演算、实践理性之基本原理(postulates)、推理之社会文化(sociocultural)方式，以及原初事实和社会事实之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