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先例的证成或辩护
如何证成或辩护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先例是一个具有高度哲学性的问题，也是英美法理学经常讨论的一个主题。罗杰·赛尔(Roger Shiner)(本套丛书第三卷，59-60；还可参见Shiner 1982)对此有如下论述:
在试图证成或辩护遵循先例(stare decisis)的正当性的文献中有很多标准的方法。例如，Richard Wasserstrom列举了确定性、信赖、平等和效率……在法谚“同类案件同等对待”意义上的公平也是经常提及的一种方法。更具体的理由也被列举出来，比如说避免迟来的正义，上级法院的更为高效的裁决熟练程度(decision-making proficiency)，法律中统一裁决的可欲性(desirability)……在对遵循先例的证成或辩护中，德沃金……主张整体性(integrity)的价值……Anthony Kronman……主张传统，并且尊重蕴涵价值的先例……杰拉尔德·波斯迪纳……在拒绝这两种观点的同时，又巧妙地将它们糅合在了一起。他以保持与先例的融贯性为整体性辩护，但是又把作为一个良序的、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共同体之特征的正义价值包含在内……在此之前，任何一个单一的价值或者一整套价值都不可能通过它们自身去证成或辩护遵循先例的正当性。
包含在先例体系中的多元价值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一体系是否承受了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赛尔是这样解释这个问题的:
依据规则进行裁决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特征，即这种裁决总是次优的(sub-optimal)(Schauer 1991，100以下)。一般性术语所表述的与特定事例有关的规则既会包容过多(over-inclusive)，也会包容不及(under-inclusive)，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尽管为了获得依据规则进行裁决的好处，我们接受这一点(Schauer 1991，135－66)。……但是因此认为基于遵循先例所作出的实际裁决是不公正的则是一个错误。……那些通过遵循先例的体系争辩性地予以锻造的价值是在证成这一体系之存在的层面上为人所接受的。然而，这一体系自身将体系之内的裁决与直接影响个别案件的那些当然在每个层面上都低于体系内最高法院(supreme tribunal)之价值的价值隔绝开来。只有当在较低的法院层面上体系内部存在着“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即存在着区别先例和与之相似案例的机制——之时，背景性价值(background values)才会渗入(seepage)到案件裁决的实例中。但是，这种渗入构成了从先例中进行推理之规则模型的一个特点，而不是对它的批判(repudiation)(Shiner，本套丛书的第三卷，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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