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理论在国际法律制度的构建与维持分析中的局限

四、博弈理论在国际法律制度的构建与维持分析中的局限

自科学行为主义者把博弈分析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以来，博弈理论为“精确地”与“科学地”分析以及预测国际现象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这不仅给国际关系的传统研究方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活力。同时，国际关系学者对国家之间合作的博弈方法的运用，也为分析国际法的构建与维持等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借鉴。国际法的传统研究固守定性分析法，而博弈论的引入打开了定量分析的路径。不过，任何理论都有其自身的局限，博弈理论也一样。同样，在分析博弈论对国际法研究带来的活力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其中的局限所在。具体地讲，这种局限性既有根本性的，如理论本身所立足的本体论、认识论等，也有技术层面的，如对博弈环境的假设等。

首先，博弈理论的本体论强调的是物质性，立足的是理性主义认识论。来自本体论与认识论的限制决定了其在解释国际制度的起源、选择，乃至遵守等方面的局限。事实上，对试图作为普遍适用理论的博弈论的最大挑战是来自认知心理学者的研究，他们已经质疑博弈论中用来分析作出决策的期望效益模型，也列举了强有力的经验证据来推翻行为体一定是效益最大化的追求者的假设。^[75]面对这种挑战，对博弈分析运用地得心应手的基欧汉也承认其不足之处，即“理性主义思想既不能用于解释为什么国际机制存在于一些领域，而不是另一些领域，也不能系统性地描述机制的创造与消亡”;“功能最大化的假设既不能告诉我们机制的起源，也不能让我们深入了解在不同文化与政治体系下机制设计上的差别”;^[76]“用建构主义的语言讲，博弈论无法告诉我们物质与文化之间的联系。例如，为什么美钞能够换来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和服务”。^[77]同样，博弈理论的本体论以及认识论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对国际法的解释方面。实际上，立足物质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博弈理论既不能用于解释为什么国际法律机制存在于一些领域，而不是另一些领域，也不能系统性地描述国际法律机制的创造与消亡;既不能告诉我们国际法律机制的起源，也不能让我们深入了解在不同文化与政治体系下法律机制设计上的差别。同时，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运用博弈理论解释个体成员对国际法律机制的维持时，倚重的是对成本/利益的分析，虽然也考虑到国内因素可能发挥的作用，但这也未能对国际机制在没有强制力量或者强制力量不够大的情况下成员自发维持与遵守的现象作出全面解释。因此，博弈论虽然在解释国际立法合作的可能性、合作类型以及合作成果的维持等方面提供了良好思路，但却无法弥补国际法的社会理论基础的不足。

其次，在博弈分析得到广泛应用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博弈论是用数学模式将复杂的国际事件简单化，使生动的国际关系趋于僵硬化。这不免成为反对者的重要理由。例如，有的学者批评说，国际关系不能简单地用博弈分析的框架来进行理解。不论是人脑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都很难——也不可能——理解国际政治博弈的极端复杂性。^[78]也有西方学者指出，囚徒困境的假设与国际关系的实践并不完全吻合，这种模型必须是建立在国家不考虑别国的策略而采取行动的假设上，但实践中国家往往是根据另一国的行动来采取对策，或者通过第三方了解对方的某些意图来行动的。^[79]同时，重复博弈的假设与现实世界也不完全一致，因为在实践中国际关系并不具有完全的可重复性，而有关囚徒困境模型所描述的安全困境也会导致国家对合作前景过于悲观，这与实践中的真实情况是有差距的。^[80]尽管这些批评无法否定博弈分析在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中应用的意义所在，将复杂的国际现象简约化并放置到博弈模型中进行分析是必要的，对于理解国际现象本身以及国际立法方面的谈判、合作、维持与革新等问题，具有直观易懂等特征。不过，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简约化确实会带来批评者所指出的问题。比如，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参与国际立法的国家对绝对获益的重视而导致合作的成功。但这种情况并不是绝对的，在某些情况或具体问题上，参与立法谈判的国家可能会转向对相对获益的重视，从而导致合作的困难或失败。此外，博弈理论所探讨的合作模型中，基本上是把国家视为一个整体性的行动者，而忽略了国家的内部因素。^[81]显然，这种简约化的做法有可能忽视某些对博弈成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的要素的讨论，例如，某些领导者在制度谈判与构建中发挥出可能是决定博弈成败的关键性作用。^[82]

再次，博弈理论包含的各种假设要素都存在着某种局限。例如，作为理论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的“预期效益模型”，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显然“缺乏作出决策的预期效益模型的现实基础”，它往往是停留在主观猜想与判断的层次。同样，“均衡”也具有不确定的缺陷，而“博弈规则”显然是研究者强加的、既定的外部因素。虽然支持博弈论的学者，往往会从纯粹主义或实用主义的角度对此提出反驳，例如实用主义者会认为博弈理论的各种假设要素虽然没有普遍适用性，但至少在某些领域能够适用，或者倚仗博弈理论之外的其他因素进行解释。^[83]但这无疑已经承认了博弈理论的组成要素本身确实存在着局限，这种局限性的存在使之只能适用于部分领域，或者必须结合其他因素才能对研究对象作出更好的解释。更为重要的是，除劝说型博弈外，大多数博弈类型的假设都淡化了权力因素，或者说把参与博弈的各方假设成权力相当的个体。然而，一旦把权力因素考虑在内，博弈情景就可能发生变化:^[84]一方面，因为权力可以决定谁能够参与国际制度，能够决定博弈规则，能够改变博弈均衡。在包括国际立法在内的任何博弈中，权力大者可以完全剥夺权力小者的参与机会，也可以设置种种障碍，使权力小者很难参与。例如，一些国家就被人为地排除在WTO、IMF等制度之外。另一方面，权力在决定博弈规则方面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联合国安全领域的主要机构是安全理事会，安理会的大国否决权制度是典型的权力表现。此外，权力决定结果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当然，这里我们必须明确的是，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的博弈推理并不是没有考虑到权力因素，只是没有充分考虑这个问题。在对各个层次的国际立法合作的博弈分析中，如果强调权力因素的作用，其过程甚至结果可能会改写。同时，不可忽视的是，淡化权力因素的博弈理论也未能将道德因素考虑进去，在掩盖的权力的前提下构建规则的博弈分析，也悄悄地掩盖了道德诉求，这种博弈合作构建的将可能是一种缺乏公平与正义价值基点的国际法律制度，其合法性将受到广泛质疑。

最后，博弈论对国际立法的合作解释基本上是以互惠为基础的，这决定了这种解释没有完全意义的涵盖性。虽然当代国际法，无论是共处法，还是合作法，基本上是以互惠为基础的，然而，其不能涵盖全部。例如，对于国际人权法、国际环境法这种是以维护“人类共同利益”或者“全球共同利益”价值观为宗旨的国际法，立足于互惠为基础的博弈分析所能给予它们的解释是非常有限的。实际上，某些国际人权法已经成为国际强行法，如“反人类罪”、“禁止奴隶贸易”等代表的是国际社会的集体利益而不是国家的个体利益，互惠在此已经丧失了功能上的意义。即使那些尚未成为强行法的其他人权立法或环境立法，从它们的目标和实施来看，似乎针对的都是国内事务——如对人权的尊重，好像只是国家公共权力机关和该国国民之间的问题——但从它们所保护的价值和它们所要避免的影响的角度讲，它们保护的利益又是国际性和集体性的。例如，“尊重人权”被提升到国际层面，主要是因为其所要实现的是“人类正义”或“全球正义”。再如，环境污染无国界性也使得环境保护之功效“国际化”。一个国家要想有效地保护环境，它就必须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违反环境义务，还是违反人权义务，都将触及集体性质的国际利益;人权和环境保护义务在履行上仍然是国家性质的，但追求的却是集体性利益。^[85]由此可见，有关人权与环境方面的多边立法合作遵循的并不是互惠原则，而是集体利益的原则。现有的博弈理论对它们的解释力难免要打折扣。同时，互惠、信誉、信任等促成合作的各种因素，能被引入到行为假设之中，部分是因为该种博弈的特征就是容易达成合作。因此，这些因素的引入难免有事后解释之嫌。^[86]

实际上，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博弈论忽略了国家所立足的国际社会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物质结构的事实，它是一种有着一定程度的共同道德意识、共同价值观念、共同的利益基础以及有着相互的语言交流与文化传统的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不仅需要秩序的存在，还必须满足正义的诉求。这种需要不一定是互惠的，但却是必须能满足集体利益，或者符合最低限度的道德准则的。毕竟，正义的问题与公平概念可能在构建国家偏好以及决定国家的行为时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成功的交易结果不一定就是利益的等额分配方案的获取，而是这种结果符合某种正义与公平的标准。^[87]因此，对于道德、公平以及义务的考虑经常是个体国家能够摆脱障碍而得以合作的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与这些因素联结在一起，互惠会成为一种很难确定与估量的概念。而互惠的概念越是抽象化或更具发散性，它就越与公平趋于一个同义词，^[88]这又会与博弈理论所立足的行为体为“理性人”或“经济人”的假设相冲突。因此，理性主义机制理论将正义从秩序中分离出来是经不住质疑的，而相应的国际合作以及与此相关的国际法的构建与运行是不能被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博弈论完全解释清楚的。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博弈论无论是分析国际关系现象，还是分析国际法的构建与维持问题，存在的缺陷都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博弈论的上述不足并不能否认它为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研究提供一种简明有效的分析框架的价值所在。实际上，尽管它存在的缺陷很多，但就如支持者所称赞的，博弈论是国际关系和外交决策研究的“思想发动机”，有助于一国实现最佳的策略选择，有助于认识国际冲突的性质、动力和结果，对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实践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仍不失为一种具有实用价值的关于对策的研究方法。^[89]而博弈理论的研究成果也表明，其不仅仅是一种描述性工具，更是一种分析性工具;其不仅仅在于解释过去，也能够预测未来。从研究层次讲，国际关系中的博弈分析也已经从早先的“比喻”和“类推”这种简单方式的运用，上升到对“模型”和“理论”的运用与探讨，乃至从实证分析中对单纯的描述性模型的关注进展到对演绎性模型的娴熟使用。^[90]因此，我们认为，就如法律博弈分析是法学界近年的一个热门话题一样，国际关系中的博弈理论的应用对于国际法所具有的良好分析或解释功能也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

总之，作为一个综合性理论，博弈论成功地将“相互依赖”和“现实主义”这两个相互竞争的立场置于一个共同的框架中，即使博弈论的假设要素的准确性受限，它也可以通过吸收许多外在要素，而不断增强其灵活性。^[91]事实上，国际关系理论中博弈理论也是一种处于不断发展完善状态的理论。面对各种批评，博弈论的研究者不断提出新的解决方案，或从其他领域中引入完善博弈分析的方法，从各个侧面不断发展与完善理论本身，增强其对国际现象的解释力。同样，也不断增强对国际法的解释力。只是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博弈理论对国际冲突与合作的分析以及国际法的发展具有极强的解释功能，但绝对不是完美或万能的——也不会有完美或万能的理论。因为，各个方面的国际合作博弈，包括国际法的构建与维持博弈，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对它们全面的理解必须依赖多种视角与各种理论的有效结合。

A Game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International Legal Regime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Abstract　Since its appearance in the vis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sts，the game theory has quickly become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d cooperation.Many scholar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ve widely used the game theory to support their own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which provides us with the clues to analyze several international legal issues，i.e.，the negoti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legislation，the difficulties and advantages of legislation games at various levels，the maintenance of international legal regimes，etc..Certainly，we have to be aware that this game theory approach based on the rationalistic epistemology has inevitable limitations in analyzing international law.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game theory;international law

(审稿:谢晓庆)

【注释】

[1]本文系2008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NCET)成果，同时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际关系理论与当代国际法的实践”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 07CFX044)。

[2]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3]参见［英］赫德利·布尔:《1919—1969年的国际政治理论》，载［美］詹姆斯·德·代元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秦治来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8～209页。

[4]Duncan Snidal，The Gam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World Politics，Vol.38，No.1，1985，p.25.

[5]See Arthur A.Stein，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Regimes in an Anarchic Worl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324.

[6]有关协作型博弈、协调型博弈、劝说型博弈以及保证型博弈的图表，来自［美］莉萨·马丁:《利益、权力和多边主义》，载［美］莉萨·马丁、贝思·西蒙斯编:《国际制度》，黄仁伟、蔡鹏鸿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49页。

[7]See Duncan Snidal，The Gam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World Politics，Vol.38，No.1，1985，p.45.

[8]See Arthur A.Stein，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Regimes in an Anarchic Worl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301.

[9]See Arthur A.Stein，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Regimes in an Anarchic Worl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p.311-312.

[10]Kenneth W.Abbott，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 Prospectus for InternationalLawyers，Yale J.of Int'l L．，Vol.14，1989，p.360.

[11]See Arthur A.Stein，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Regimes in an Anarchic Worl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p.307-308.

[12]See Arthur A.Stein，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Regimes in an Anarchic Worl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308.

[13]See Kenneth W.Abbott，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 Prospectus for InternationalLawyers，Yale J.of Int'l L．，Vol.14，1989，p.362.

[14]Id.，p.363.

[15]See Harvey Starr，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Order，in: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Charles W.Kegly，Jr.(ed.)，Wadsworth，a division of Thomson Learning，1995，p.304.

[16]Kenneth W.Abbott and Duncan Snidal，Hard and Soft Law i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4，No.3，2000，p.421.

[17]Kenneth W.Abbott，Robert O.Keohane，Andrew Moravcsik，Anne-Marie Slaughter＆Duncan Snidal，The Concept of Legaliz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4，No.3，2000，p.416.

[18]Id.，pp.401-410.See also Judith Goldstein，Miles Kahler，Robert O.Keohane＆Anne-Marie Slaughter，Introduction:Leg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4，No.3，2000，p.387.

[19]See Kenneth W.Abbott，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 Prospectus for InternationalLawyers，Yale J.of Int'l L.，Vol.14，1989，p.361.

[20]参见王杰主编:《国际机制论》，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页。

[21]See Arthur A.Stein，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Regimes in an Anarchic Worl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309.

[22]See Kenneth W.Abbott，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 Prospectus for InternationalLawyers，Yale J.of Int'l L.，Vol.14，1989，p.357.

[23]参见［美］莉萨·马丁:《利益、权力和多边主义》，载［美］莉萨·马丁、贝思·西蒙斯编:《国际制度》，黄仁伟、蔡鹏鸿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24]参见苏长河:《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8页。

[25]参见梁西:《国际组织法(总论)》(修订第5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1页。

[26]Oran R.Young，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Regime Formation:On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sin International Socie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5，No.3，1991，pp.281-308.

[27]参见苏长河:《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页。

[28]参见［美］莉萨·马丁:《利益、权力和多边主义》，载［美］莉萨·马丁、贝思·西蒙斯编:《国际制度》，黄仁伟、蔡鹏鸿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58页。

[29]See Arthur A.Stein，Why Nations Cooperation:Circumstance and Choice in InternationalRelation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30.转引自苏长河:《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页。

[30]参见苏长河:《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页。

[31]参见［美］莉萨·马丁:《利益、权力和多边主义》，载［美］莉萨·马丁、贝思·西蒙斯编:《国际制度》，黄仁伟、蔡鹏鸿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32]参见苏长河:《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页。

[33]See Kenneth W.Abbott，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 Prospectus for InternationalLawyers，Yale J.of Int'l L.，Vol.14，1989，p.370.

[34]参见苏长河:《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页。

[35]参见苏长河:《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页。

[36]参见苏长河:《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页。

[37]See Arthur A.Stein，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Regimes in an Anarchic Worl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304.

[38]Robert Axelrod and Robert O.Keohane，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Strategies andInstitutions，World Politics，Vol.38，No.1，1985，p.234.

[39]See Duncan Snidal，The Gam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World Politics，Vol.38，No.1，1985，p.47.

[40]See Robert O.Keohane，Reciproc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0，No.1，1986，pp.10-11.

[41]Robert Axelrod，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Basic，1984，p.138.Cited in Robert O. Keohane，Reciproc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0，No.1，1986，p.11.

[42]See Robert O.Keohane，Reciproc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0，No.1，1986，pp.11-12.

[43]See Duncan Snidal，The Gam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World Politics，Vol.38，No.1，1985，p.52.

[44]See Robert O.Keohane，Reciproc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0，No.1，1986，pp.23-24.

[45]See Robert O.Keohane，Reciproc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0，No.1，1986，p.12.

[46]See Robert O.Keohane，Reciproc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0，No.1，1986，p.12.

[47]参见徐崇利:《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条约谈判方式的创新》，载《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3期，第62～63页。

[48]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1996，p.166.

[49]参见徐崇利:《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条约谈判方式的创新》，载《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3期，第66页。

[50]参见徐崇利:《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条约谈判方式的创新》，载《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3期，第66页。

[51]参见徐崇利:《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条约谈判方式的创新》，载《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3期，第66～67页。

[52]在多边合作中，有三种情况需要我们作出区别:第一，以权力居优的国家为主导，并由相关国家共同参与的主导—参与型，其特征是在参加博弈的各国中，某个国家具备绝对的博弈优势，其可以在博弈结果中获取最大益处，所以它也愿意承担达到博弈结果与维持博弈的巨大成本，而又因为参与博弈的其他国家在负担较小成本时也能享受博弈成果的利益，所以它们愿意合作。这样，主导—参与型博弈关系的成功前景是明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典型例证。第二，参与博弈的国家较多，某个国家的博弈优势明显，其常用诱导与强制手段来达到博弈成功的强制—诱导型，其特征是具备博弈优势的国家可以从博弈成果中获取巨大利益，但其不愿意承担太大的博弈成本，所以，对待合作与不合作的其他国家使用诱导与强制手段。当这种强制或诱导的成本低于博弈成果给该国带来的收益时，可能达到博弈成功，美国在GATT/WTO的一些明显对其有利的议题谈判中有此表现。第三，参与博弈国家较多，各个国家博弈能力较为均衡，相互之间难以判断彼此为博弈成功所作出的贡献，因而产生“搭便车”心理，又无优势国家能采取强制或诱导手段，因此博弈成功前景不明显。在前几种类型达成的博弈成果可以降低此种模型的博弈成本时，此种类型也有实现博弈成功的可能性，这种博弈被称为外溢型博弈。参见田野:《全球治理中的制度供给:一种交易费用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0期，第21页。

[53]详见［英］伯纳德·霍克曼、迈克尔·考斯泰基:《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刘平、洪晓东、许明德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54]参见［美］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修订版)，吴坚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8～98页。

[55]See Arthur A.Stein，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Regimes in an Anarchic Worl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p.321-324.

[56]See Arthur A.Stein，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Regimes in an Anarchic Worl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324.

[57]参见房师杰、廖涵:《动态博弈与贸易自由化》，载《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82～83页。

[58]参见房师杰、廖涵:《动态博弈与贸易自由化》，载《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83页。

[59]参见［日］富田俊基:《多极世界的协调与对立》，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全球化研究中心编译:《全球化:时代的标识——国外著名学者、政要论全球化》，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50～51页。

[60]参见曾华群主编:《国际投资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0～572、367～368页。

[61]参见韩立余:《论WTO规章及义务的性质》，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学刊》(第12卷第4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1页。

[62]参见［美］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修订版)，吴坚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63]See Robert Axelrod and Robert O.Keohane，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Strategiesand Institutions，World Politics，Vol.38，No.1，1985，p.250.

[64]Kenneth W.Abbott and Duncan Snidal，Hard and Soft Law i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4，No.3，2000，p.424.

[65]See Robert Axelrod and Robert O.Keohane，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Strategiesand Institutions，World Politics，Vol.38，No.1，1985，p.235.

[66]See Robert Axelrod and Robert O.Keohane，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Strategiesand Institutions，World Politics，Vol.38，No.1，1985，pp.235-237.

[67]Kenneth W.Abbott and Duncan Snidal，Hard and Soft Law i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4，No.3，2000，p.427.

[68]See Robert O.Keohane，Reciproc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0，No.1，1986，pp.1-27.

[69]See Robert O.Keohane，Reciproc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0，No.1，1986，pp.24-25.

[70]See Robert O.Keohane，Reciproc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0，No.1，1986，p.25.

[71]See Robert O.Keohane，Reciproc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0，No.1，1986，pp.25-26.

[72]See Robert O.Keohane，Reciproc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0，No.1，1986，p.26.

[73]“非互惠原则”在1965年增补进GATT1949，并作为“贸易与发展”内容的组成部分。

[74]现为1994年GATT第36条第8款。该条款规定:“发达成员方对它们在贸易谈判中对发展中成员方的贸易所承诺的减少或撤除关税和其他壁垒的义务，不能希望得到互惠。”

[75]See Gerardo L.Munck，Game Theory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New Perspectives and OldConcerns，World Politics，Vol.53，2001，pp.179-181.See also Rebecca B.Morton，Methods and Models:A Guide to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Formal Models in Political Scie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84-93;Arthur A.Stein，The Limits of Strategic Choice:Constrained Rationality and Incomplete Explanation，in:Strategic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David A.Lake and Robert Powell(ed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p.210-217.

[76]Robert O.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Two Approaches，in:International Rules:Approach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Robert J.Beck，Anthony Clark Arend and Robert D.Vander Lugt(ed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196-199.

[77]Robert O.Keohane，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Law:Insights and Limitations，J.of Legal Studies，Vol.31，2002，p.311.

[78]参见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1页。

[79]See Harrison Wagne，The Theory of Game and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Am.Political Rev.，Vol.77，No.2，1983，p.331.

[80]See Harrison Wagne，The Theory of Game and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Am.Political Rev.，Vol.77，No.2，1983，pp.342-345.

[81]一些学者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弥补博弈理论的这个缺陷，罗伯特·帕特南所提出的“双层博弈”理论即为典型。See 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1988，pp.427-460.

[82]针对这种忽视，奥兰·杨专门撰文探讨了领导者在制度谈判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的问题。See Oran R.Young，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Regime Formation:On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5，No.3，1991，pp.281-308.

[83]See Gerardo L.Munck，Game Theory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New Perspectives and OldConcerns，World Politics，Vol.53，2001，pp.177-186.

[84]参见秦亚青:《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反思新自由制度主义》，载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页。

[85]参见［比］约斯特·鲍威林:《国际公法规则之冲突——WTO法与其他国际法规则如何联系》，周忠海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86～87页。

[86]See Steven J.Brams，Game Theory:Pitfalls and Opportunities in Applying It to InternationalRelation，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Vol.1，2000，p.223.

[87]See Andrew Hurrell，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Study of Regimes:A Reflective Approach，in: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Robert J.Beck，Anthony Clark Arend and Robert D.Vander Lugt(ed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20.

[88]See Andrew Hurrell，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Study of Regimes:A Reflective Approach，in: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Robert J.Beck，Anthony Clark Arend and Robert D.Vander Lugt(ed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20.

[89]参见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7页。

[90]See Duncan Snidal，The Gam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World Politics，Vol.38，No.1，1985，pp.25-57.

[91]See Duncan Snidal，The Gam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World Politics，Vol.38，No.1，1985，p.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