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进程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替代：从可持续发展到生态现代化
朱 林(1)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新理念，具有深远蕴义和重大意义，它象征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文章将探讨在工业化进程中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替代：从可持续发展到生态现代化，考察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生态文明的价值诉求，并在此基础上对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现代化的适应性进行理智审视。
一、人类社会发展的梯度
人和人类社会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出现的，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不断发展成为共同追求的目标。文章将从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三形态”理论中的发展模式来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梯度，审视在不同“形态”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三形态”理论就是马克思三种经济社会形态理论，即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社会和产品经济社会。在马克思著作中，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三种社会形态雏形的阐述，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前资本主义社会所有制（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或等级的所有制）、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共产主义制度所作的探讨，再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和个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论述，以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第1卷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所说那样：“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2)他对人与自然的历史沿革关系进行了理论化的考察。
（一）自然经济社会是马克思三种经济社会形态中的第一种社会形态
他认为，在该社会形态中，人与自然处于初级的统一。这种统一建立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点上发展的生产力和相互依赖的生产关系上。他认为，自然经济社会中最显著的特点是人的依赖性。由于认识的局限和生产力的低下，自然显示出极大的威力。人们敬畏、膜拜自然，受自然的支配。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3)在这种社会里，人们使用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人与自然进行简单的物质交换，人与人的联系以及社会的管理都由人来完成，总体表现为人对人的依赖。
（二）商品经济社会即物的依赖性社会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发展到商品经济社会时，自然经济社会中人对自然的依赖逐渐发展成为人对自然的征服，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地以人掠夺自然、自然报复人类的形式循环着。正如恩格斯所说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4)而导致这种关系出现的主要原因是狂飙似的生产力、物化的生产关系以及由它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不断推进，工具理性成为统治人的新的国王，造成“意义丧失”、“价值空场”以及主体间际交往的失落和承认的弱化。人在这种关系中饱受了身心的摧残，自然也遭受到了重创。而在商品经济社会中自然变为人类的改造对象，而且仅仅是作为对象存在，是对人类有用的事物，它完全丧失了主体性，沦为人类的奴隶，被人类征服。
（三）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在经历了自然经济的初级统一、商品经济的蜕变式的斗争后，最终的归宿将是全新的和谐统一
产品经济社会将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在他看来，只有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全面自由发展的产品经济社会中，人和自然才能实现全面的解放，人与自然才能和谐统一。在经历了商品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对立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后，在产品经济社会中人们反思该问题并且得出调节这种对立的途径。产品经济社会中生产力较之商品经济社会更发达，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达到空前的程度。人的眼光也不再那么短浅，考虑到当代人的需要和后代人的需要、环境和经济发展关系问题等，将合理地安排生产。同时人们的生产不再是为了剩余价值，重新回归到其使用价值上，从而不会在贪欲的促使下，肆意地开发自然。而且在产品经济社会中，人们会发明创造出新型的生产工具以达到减少污染和浪费的目的，可以说生产力的全面发展是人重新呵护自然的基础。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马克思的“社会三形态”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从敬畏依赖到对自然的征服与掠夺再到回归自然、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样一种变化态势，反映在发展模式上则是效率优先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模式、社会综合发展模式。当前，在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耗竭的矛盾日益尖锐，不仅体现在“异地转移”（即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更重要的是在“代际转移”（即从当代人转向子孙后代）上也陷入困境。人类社会发展的梯度则集中表明现实世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急切摆脱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老路，寻求一种新的替代路径。
二、从生存危机到可持续发展的转变
根据上述内容，我们可以清楚了解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依次呈现三种发展模式：效率优先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模式，生态和谐发展模式。所谓效率优先发展模式就是只注重经济量的积累，其特点是：但求经济增长，而不惜牺牲社会公正，浪费自然资源，污染生态环境。这样的发展模式，直接造成了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生态失衡，也导致现在所谓“生存危机”这样的一种发展困境。人们开始讨论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实现一种“没有破坏的发展”，可持续发展便成为可能。
（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
可持续发展概念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并在90年代初成为一种全球战略。1983年，第38届联合国大会决定成立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Groo Harlemo Brundtland）为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就如何看待环境与发展等问题的关系进行专门调查与研究。1987年，WCED在向第42届联合国大会提交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认为，经济与生态问题并不一定是对立的，需要在决策中将经济和生态考虑结合起来；人类有能力使发展持续下去，并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点及其战略目标。(5)WCED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6)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也即第一届地球峰会上，有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得到与会代表的广泛讨论，会议所通过的环境宣言将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或精神纳入其中，会议还专门通过《21世纪议程》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做出了战略规划。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观念在于：制约不是绝对的，人类可以通过对技术和社会组织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改善来改变它。(7)经济、环境与社会乃至科技之间是相互协调和统一的，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社会公正都是长期可持续的，它们可以共同取得进展。而且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全球目标，人类应当以一种整体联结的思维和集体的共同努力一起走向可持续发展。诚如WCED在其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不仅地球只有一个，而且世界也只有一个”(8)。因此，在生存主义提出的“限制”背景以及20世纪80年代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遭受的环境危机和经济低迷、社会贫困等多重困扰面前，可持续发展表露出了一种谨慎乐观、让人安心的态度或情绪，它认为人类应该仍然可以取得发展或进步，而且这种发展或进步将会持续下去，从而提出了一种有关可持续性的远景追求。这种远景追求以及可持续发展核心观念所内含的整体协调平衡原则更多地从理想意义上体现了生态文明的核心诉求，或者说体现了生态文明的理想诉求。
（二)可持续发展：理想愿景及其碎片化
但是正如上文所言，可持续发展所内含的核心诉求表现为更多的是一种理想愿景，而在现实操作中却出现理想愿景的碎片化。这种碎片化突出表现在由于世界各国或不同地区历史境域的非均质性，使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产生了差异性。历史境域主要是说，不同的地域可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历史特征，处于不同时空的地域因传统资源的延承或问题的积累而面临的综合境况就不同，需要解决的任务、达成的目标就可能不同，由此所采取的方式方法、所走的发展道路也会有所差异。延展到政策实践或社会行动上，人们就会对可持续发展产生一系列疑问：可持续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什么应当是可持续的，为谁而持续，以什么样的方法持续？诸如此类。工商业团体、贫困阶层、环境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往往各有侧重。工商业团体明显侧重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贫困阶层则在重视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同时要求实现社会公正，环境主义者则往往认为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最为紧要。甚至像加拿大学者布鲁克斯（D.B.Brooks）所指出的那样，自WCED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后至少出现了40种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因此，可持续发展在概念或战略实践上可能会由于历史境域的不同出现不同程度的分化现象，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关切也就在更大程度上仍然处于一种远景追求或者说价值追求的层面。
对中国而言，广大地区历史境域的非均质性意味着不同地区、部门有着不同的需求重点、话语背景和思考方式，可持续发展的远景追求在东部发达省份与西部欠发达省份、在沿海与内陆等不同方位以及制造与服务等不同行业中的实践状况或实践效果会因不同的理解和选择而产生较大区别。这种不同的理解和选择明显不利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和整体推进。因此，必须把可持续发展的远景追求落实为一种稳定的操作实践。换句话说，生态文明的理想诉求只有被具体化为现实诉求，从实际角度出发选择一种理性的现实路径才能逐步实现。而这种新的替代路径就是生态现代化。
三、生态现代化：可替代的新路径
（一）生态现代化概念
生态现代化的概念是德国学者胡伯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尽管这一概念的含义不同学者有不同解释，但其核心内容是环境保护不应被视为对经济活动的一种负担，而应被视为未来可持续增长的前提，以发挥生态优势推进现代化进程，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具体有以下两点：一是环境保护与经济目标的协调性。经济增长的环境保护是相互支持的、相互促进的，而不是相互抵制和冲突的。正是由于技术更新过程中包含着日益增加的环境目标的考量，经济增长在数量上已经与过去有了很大不同，因而，经济增长与环境目标的政策一体化完全可以导致一个环境、经济、商业“三赢”的理想结果。
二是技术中心主义或“技术预防”。坚持技术革新可以同时带来增长和环境改善，这是一种舒佩特经济学关于“通过技术革新和市场规模提高竞争力”的观点。相应的，严厉的环境标准和政策不再被视为工业界的支出负担，而是视为实现其技术更新与竞争力的动力。
（二）生态现代化的核心价值诉求
当前学术界对生态和谐概念还没有做出明确统一的界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生态和谐核心价值诉求的探讨。事实上生态文明是对工业社会生存危机的一种反思。自资本主义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逐步通过现代科技及其工业化努力取得了一系列能够对抗自然、满足人类社会需求的理论和物质成果，从而建构起相应的工业文明体系，但现代工业的发展也使人们“产生了人类已经摆脱了自然的制约的幻觉，从而形成与生态环境的敌对或漠视状态，造成了今天生态意识薄弱的结果”(9)。人类生态意识的薄弱及其与生态环境的敌对或漠视状态反过来又使得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危及人类社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高速的工业发展对资源的高消耗和污染物的高排放使环境危害急剧加深，增长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使得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危机，开始引发人们对现行工业发展模式所导致的环境恶果进而对环境与发展关系问题的持续思考与探讨。
这些思考与探讨在基本范式上可被归纳为谋求生存与拯救的“生存主义”、寻求可持续性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致力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共赢政策实践的“生态和谐发展”。尽管这些范式有着不同的重点或基底情愫，但它们都试图从某种层面上表明尊重和保持人类会与自然环境之间进而两者内部协调与平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试图“用道义的力量来鼓舞人类期望相互之间而且与环境之间和谐相处的心怀”，这种对协调、平衡、和谐的追求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未来生态文明的内在取向。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初步认为，建设生态文明从现实意义上说主要是基于建构一种能够克服现行工业文明弊端的新型组织与技术方式，以消除工业文明造成的环境恶果、协调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关系的需要，在更为纯粹理想的意义上则是以一种整体协调平衡的原则或模式来追求并实现人、自然、社会间的和谐共生、持续共荣。
（三）生态现代化的可替代性
不论是作为一种理论，还是一种实践，生态现代化逐步成为国际关注和仿效的热点。在核心观念上，生态现代化从可持续发展有关经济、社会、环境相协调统一的视角，认为真正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可持续的社会福利和环境保护是一致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应该是促进或保证社会可持续以及环境可持续的前提；而严格的环境标准或生态可持续原则也将真正促进或有益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提升经济竞争力。
此外，生态现代化认为，环境退化是个结构问题，它只能通过专注于如何组织经济使其得到解决，而不是寻求一种完全不同的制度来取代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通过经济重组、可靠的技术革新、工商组织的积极参与，平衡考虑政府与市场的作用，生态现代化是可以实现的。因此，“生态现代化理论通过重新界定技术、市场、政府管治、国际竞争、可持续性等基础要素的作用，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了一种良性互动意义上的阐释”。
与可持续发展相比，生态现代化吸收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成分，但它更注重现实意义上的政策实践和实际行动，是对可持续发展概念或战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操作尝试。因此，总体而言，生态现代化从现实角度出发，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关系的协调平衡，以及对可持续发展内涵的承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生态文明的现实诉求，意味着它有可能成为生态文明建设道路的一种现实选项。
四、中国生态现代化的适应性与途径
（一）中国生态现代化适应性
在当代中国，推进生态现代化具有相当的适应性，以下将从可能性、可行性、正当性三个方面加以阐述。
就可能性而言，尽管生态现代化最早出现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但它并非仅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由于环境问题本身没有特定边界，它是现代工业模式造成的普遍结果；而生态现代化则是解决现代工业模式弊端及其环境难题的一种新的方案。从生态现代化本身来看，它并不寻求对现行政治经济体制做大规模或深层次的重建，追求生态和谐发展只是人们一个共同的愿望，因而也就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色彩。
从可行性上说，中国已基本具备了积极推进生态现代化的基础和条件。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中国已经具备较强的科技力量与技术创新能力，市场体制初显规模并不断完善，政府体制及其规制能力也历经多次机构改革得以不断改进。更重要的是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促进环境保护、生态建设以及经济发展的环保计划或措施，包括《中国21世纪议程》、《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生态工业或循环经济示范园区、生态城市建设、绿色标志与环境标准认证、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或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等。
就正当性而言，生态现代化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生态现代化力图通过全面的技术革新实现经济生产与社会消费的生态转型，从而形成一种绿色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新体系。这种对生产与消费的生态转向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合乎生态的理性向度，符合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
综上所述，生态现代化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相当的适应性，因而可以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种现实路径。
（二）中国生态现代化的途径
中国目前既然已经具备了实现生态现代化的基础与条件，那么如何推进生态现代化呢？具体而言，途径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要树立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态文明观。我们必须转变人与世界相对立或以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念。在传统的思维方式看来，人是世界的中心，自然界只能围绕着人、为了人而存在。其结果是自然作为对象被无限改造、征服，生态逐渐恶化。而在生态文明观看来，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应把人的主体性绝对化，也不能无限夸大人对自然的超越性，而是应当约束自己，摆正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关注自然的存在价值。人是自然物，是自然界的一分子，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要把自身的活动限制在维持自然界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限度之内，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协调发展。
第二，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调在合理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来保持经济增长的方式，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必须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治理创新转变”。要加快信息化进程，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路子。
第三，要坚持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是指以能源资源高效率利用的方式进行生产、以节约的方式进行消费为根本特征的社会。它要求在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领域，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以节约使用能源资源和提高能源资源利用的效率为核心，以节能、节水、节材、节地、资源综合利用为重点，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来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
第四，要建立健全生态法律制度体系。健全的生态法律制度不仅是生态文明的标志，而且是生态保护的最后屏障。法律制度是文明的产物，它标志着文明进步的程度，其作用在于用刚性的制度约束人类的不文明行为，惩罚不文明的行为。目前，当务之急是要严格落实环境责任追究制度，尤其是刑事责任的追究制度，加大对违法超标排污企业的处罚力度，严惩环境违法行为。同时，要尽快补充修订环境保护法，明确界定环境产权，并建立独立的不受行政区划限制的专门环境资源治理机构，克服生态治理中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要加快建立健全生态法律制度体系，以制度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五，要坚持国际合作的原则。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与和谐的外部环境，必须坚持国际合作的原则，走和平发展道路。整个世界作为一个环境系统，任何一个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都需要其他国家的帮助，世界各国要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体现出作为发展中的大国积极、负责任的态度和国际形象。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所要建设的生态文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也是中国对世界文明建设的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刘华军.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模式关系辨析［J］.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3）.
2.王忠武.论社会发展模式［J］.湘江学刊，2001（4）.
3.苏爱萍.生态文明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J］.山东社会科学，2009（1）.
4.蔺雪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从可持续发展到生态现代化［J］.社会科学家，2009（1）.
5.薛萍.工业文明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观［J］.当代经济研究，2004（11）.
6.黄海东.谈建设生态文明的内涵与意义［J］.商业时代（原名《商业经济研究》）,2009（1）.
7.杜国玲.生态文明建设引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J］.中国人大，2009（1）.
8.林红梅.生态文明是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选择［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
9.高中华.环境危机的实质:现代文明与生态系统的矛盾冲突［J］.江苏社会科学，2001（5）.
10.董彩荣.人与自然关系的当代解读与构建［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
【注释】
(1)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1-10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1-8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17.
(5)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著，王之佳、柯金良等译：我们共同的未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0-80.
(6)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著，王之佳、柯金良等译：我们共同的未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52.
(7)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著,王之佳、柯金良等译：我们共同的未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10.
(8)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著,王之佳、柯金良等译：我们共同的未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49.
(9)申曙光.生态文明及其理论与现实基础［J］.北京大学学报,19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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