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理性解释之理据

第二节　法的理性解释之理据

法的理性解释中的“理性”具有独特的理论发展史，内容纷繁复杂。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阶段:

一、理性的起源:作为古希腊自然宇宙观的“自然理性”

古希腊哲学开启了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古希腊哲学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抽象概括，来解释已知或未知的世界。实际上，这也是人第一次从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量的压迫和屈从中超脱出来，第一次把自己从自然的宿命中解放出来。正如上文所述，古希腊哲学经过泰勒斯、阿纳克西曼德、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等人的开拓已经显示了理性发展的一个最初脉络。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把哲学推到了古希腊时代的高峰，并最终奠定了古希腊哲学甚至整个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传统。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公元前399年)提出的著名口号是:“认识你自己!”这实际上是要人把注意力从自然界转向自身，通过研究和审视人自身来研究自然。

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在苏格拉底的基础上，提出“理念论”。“理念”在柏拉图这里是指心灵或理智所“看”到的东西(理念的希腊词是idea或eidos，动词意指“看”，名词是指“看见的东西”或“显相”)，是具有统一性和实在性的观念，即普遍的概念、共相。柏拉图将世界分为“可感世界”和“可知世界”。关于可感世界的知识是意见，意见分为对事物影像的认识即“想象”，和对事物的认识即“信念”，信念是“理念的影子”，想象是“影子的影子”。所以，想象更加缺乏确定性，它和真理“隔着三层”。^[17]关于可知世界的知识是真理即理智和理性，理智是关于数理对象的知识，理性是关于纯粹理念的知识。柏拉图的“理念论”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分离，灵魂与肉体的对立。这也为中世纪的神学埋下了种子。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将理性主义推向了古希腊哲学的巅峰。亚里士多德将探索世界的本原问题归结为第一哲学，统一和综合了希腊经验性的自然哲学与理性思辨的逻各斯学说。他认为现实的世界是真实的，真实的现实世界仅仅是具体的、多变的、不确定的，而实体是不变的，是第一因。要把握真理就是要找到事物运用的原因，第一因不能通过感性，只能通过理性的概念、逻辑、范畴才能把握。

古希腊哲学的特点就是寻找世界的本原，而世界的本原是不能靠感性发现的，只有运用理性才能真正找到，因为理性才具有确定性、恒定性、必然性和客观性。所以，古希腊理性是一种自然理性或客观理性。

二、理性遭遇神性:作为理性的异化的“宗教理性”

到了中世纪，基督教哲学把柏拉图“理念论”中的二元分离思想推向了极端，它一味强调灵魂与肉体、彼岸与现世、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对立，完全否定二者之间的统一，从而发展出一种彻底唾弃世俗生活的唯灵主义。中世纪的宗教哲学追问的核心问题是主观的精神世界、精神的本质，而不再是世界的本原。即便如此，宗教本身并没有完全否定理性，尤其是中世纪哲学中的经院哲学。中世纪早期的教父哲学是否定理性的，它强调超理性甚至是反理性的神秘信仰，即用信仰反对古典文化的理性。而经院哲学反对狂热的信仰，反对反理性的神秘主义，讲究繁琐的概念辨析和逻辑论证，试图通过逻辑的论证而不是单凭狂热的信仰来确定真理。但总的来说，中世纪的哲学更强调的是信仰，他们极力强调神性而贬低人性，人的理性只能依附于神的理性。

三、理性的回归:作为文艺复兴和近代理性主义的“启蒙理性”

如果说古希腊哲学是一种客观世界的哲学，即自然哲学和本体论，当时的理性是自然宇宙论即客观理性，那么中世纪哲学主要是主观精神世界的哲学，即心灵哲学。在那里，人类对上帝的信仰代替了对宇宙理性的崇尚。

启蒙理性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它旨在把理性从神话中解放出来，使人摆脱恐惧、成为主人。在这次启蒙中，理性、科学、个性得到了充分发展，人类恢复了自己的尊严。这个时期的哲学主要是立足于独立化了的主观精神去探讨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在此阶段，理性摆脱神学的束缚，逐渐形成了由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年)所开创的理性派哲学和由弗兰西·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所开创的经验派哲学两种迥然相异的学派，直到康德积极地倡导理性为自然界立法，确定了理性的统治地位，建立了理性主义的科学大厦，理性主义发展到了历史的高峰。

具体而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近代，随着认识论的兴起，人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经验与理性的关系问题成为哲学研究与争论的重要问题和内容。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都致力消除现实世界和理念世界的鸿沟，只是两者站的立场不同。唯理派认为，现实世界是感性世界，而感性世界是变化多端的，是不确定的，是偶然的，具有逻辑必然性的理性才能认识事物和世界的本质。而经验派注重从感性经验和感觉里获得知识，如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的“白板论”就认为人心本来就是一块白板，所有的知识都是由外界印在我们心中所留下的。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现象后面的本质这样的东西，那都是人的习惯性联想。

是经验派还是唯理派是真理?是感性知识还是理性知识是真理?这种争论到了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年)发展到了极致，经验派占了上风。休谟提出怀疑论的经验论，他对因果律的可靠性和必然性进行了解构。休谟的一个著名论证就是关于因果性的论证。如我们讲的太阳晒热了石头，太阳是石头热的原因，石头热是太阳晒的结果，我们认为我们掌握了世界客观规律的因果律。但是休谟经过严格的分析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要把经验派贯彻到底，我们只看到太阳晒是一个事实，石头热是一个事实，你怎么知道太阳晒是石头热的原因、石头热是太阳晒的结果呢?我们看到的石头和太阳都是事实，我们没有看到原因和结果这样的概念。原因和结果、因果性这都是些抽象概念，凭什么能说客观世界有一个原因和结果?这就是休谟的分析。而因果性在西方哲学史和科学史上是一个理论的台柱，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形而上学之所以要建立第一哲学就是要探讨事物的原因，亚里士多德提出著名的四因说:形式因、目的因、质料因和动力因。这四种原因就是解释万事万物的根本大法。此后，西方的科学精神或理性精神就体现在为事物寻找它的原因，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要知其然还有知其所以然。所以说，休谟难题的提出实际上是将西方科学和理性精神的根基连根拔起。^[18]

休谟的问题向欧洲整个哲学界，特别是向以理性为基点的科学知识提出了一个巨大挑战。为了回应休谟的这个难题，康德思索了十年。正如康德自己所说:“休谟第一次唤醒了我独断论的迷梦。”^[19]十年之后，康德发表了著名的《纯粹理性批判》提出了著名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人为自然界立法”命题，并震惊世界。之后，他又发表了《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最终形成了他的批判论的三部曲。

康德哲学在综合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力图找到沟通经验与理性的途径。康德哲学的基本出发点，是既要继承和发挥经验主义的经验内在性原则，又不放弃理性主义对知识的确定性和普遍性追求，理性主义的独断论是在经验之外去追求知识普遍必然的确定性。康德决定从经验中寻找某种确定性东西，即先验感性论。康德对休谟的回应产生了认识论上的“哥白尼式革命”，即人为自然立法:人首先定了一套法去规范自然界，让其守法，最后建立起科学知识体系。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就是说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而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在认识论上不是观念符合对象，而是对象符合观念。所以，康德建立了一个理性的法庭。^[20]《纯粹理性批判》的根本指导思想就是要通过对理性本身，即人类先天认识能力的批判考察，确定它有哪些先天就具有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来源、功能、条件、范围和界限等，从而确定理性能认识什么、不能认识什么。接着，康德发表了《实践理性批判》，将理性分为理论理性(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和实践理性(实践意义上的理性)。《纯粹理性批判》主要是探讨人的认识能力，而《实践理性批判》是从人的纯粹理性现实具有的实践能力出发并以之为标准，批判和评价一般的(不纯粹的)理性在实践活动中的种种表现，从中确认纯粹理性的先天普遍规律，即道德律。简单说来，实践理性批判主要是论证人的理性在实践中的现实性是如何可能的。

在康德之后，黑格尔哲学出现了。“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传统，是运用形式逻辑乃至数学、几何学的方法，去构筑一个逻辑上前后一致的体系，黑格尔是这一传统的集大成者。”^[21]黑格尔(Georg WilhelmFriedrich Hegel，1770—1831年)将康德的德国唯心论和理性主义发展到了最高点。黑格尔构建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他的《哲学全书》由三大体系构成:《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在整个哲学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是他的逻辑学。他的逻辑学完全是一个超感官的世界，即“纯粹理念”的世界。他的“逻辑学”体系是绝对精神(即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的一个全面的筹划，因而表现了宇宙的本质和规律，万物都是无形中按照这个范畴体系而运动发展的，它是黑格尔哲学的总纲。^[22]黑格尔也必须回答感性材料与纯粹概念推理得出的理性知识的真理性之间的关系。针对这个问题，黑格尔提出了“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观念。他认为，一方面，事物的本质只有在思想中才能得到规定，事物的本质只能被思想把握。另一方面，人的主观意识在其发展中会上升到客观精神，这两者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他认为，感性和理性不存在两个领域的划分。二者的联系在于思想的超越性，这种超越性使感性经验能上升到纯粹思维(理性)。理性知识是感性经验知识上升，而这种上升是一种自我否定。所以，黑格尔的能动辩证法是他哲学体系中的一个特色。可以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恰好是西方理性主义的集大成者。这个理性主义有两个基本构成要素:一个是逻各斯(logos)即理性，一个是努斯(nous)，这个词本意是“灵魂”，具有能动性和超越性的意思。这两大精神是西方理性精神的传统，到黑格尔这里发展到极致。逻各斯精神及理性精神注重逻辑和规范性(对此方面的强调就发展出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努斯精神注重个体的超越性和个体的自由(对此方面的强调就发展出西方的自由主义)。黑格尔认为，逻各斯和努斯都是理性，逻各斯即理性好理解，那么为什么努斯也为理性?这个是黑格尔的独创。努斯即超越性，超越性首先是超越感性的东西。超越感性就是靠努斯精神，即能动性、自发性、自由的精神，跳出感性的束缚。所以，黑格尔讲理性，一方面是逻各斯即作为一种规范的理性，理性一旦成了一种规范，那就是一种规律、一种必然命运了。但是，理性还有一种能力那就是超越，超越感性。这里似乎就有了一个矛盾:逻各斯要规范，努斯要超越，要打破规范。这恰好是黑格尔整个辩证法的精髓:正因为它们是对立的，所以它们是统一的。也就是说，真正的规范要靠超越建立起来，感性是无法建立起真正的规范的;超越或自由并不是任意的超越，自由也不是任意的自由，必须在规范的基础上进行超越，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反过来，如果逻各斯离开了努斯，它就会偏向一种形式化，成为一种“铁的必然性”，一种限制性的东西，一种束缚人的东西。后现代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是因为它束缚人;另一方面，努斯如果抛弃了逻各斯这个形式，就会陷入一种神秘主义，一种相对主义、主观主义，那一切都是偶然的、完全主观的、甚至最后倒向虚无主义。^[23]而黑格尔认为理性辩证地包含着这两个精神(逻各斯和努斯)。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史到此也就终结了。“黑格尔自认为他自己的哲学就是绝对精神在其中达到自我认识的哲学，因而在他的头脑里，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都最后统一起来了。在他这里，哲学史终结了，历史终结了，以后的历史只不过是对他所发现的真理的一种再次确认或推广，全部辩证的发展在这一点上达到了最终的结束和静止，那能动的生命活动就被窒息在这一封闭的体系之中了。”^[24]

四、理性的迷途:作为科学主义的“技术理性”

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促使自然科学以神奇的速度发展。在这个时期对哲学思想产生巨大冲击的一个是为宇宙观提供基础的天文学;一个是为方法论提供楷模的数学。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接着伽利略对神学宇宙观作了摧毁。在方法论上牛顿提出崭新的数学—力学的世界图景。理性主义关于要求科学找出普遍正确的和必然的定律并必须根据这些定律研究的思想在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中达到了历史上的一次高峰，可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也为技术理性、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价值理性分离而单向性发展埋下了种子。

技术理性也称工具理性，是与价值理性、实质理性相对应的理性。它们都属于理性系统，分属于理性系统的不同层次、结构。最初明确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二元范畴的人是马克斯·韦伯。工具理性是“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25]技术理性韦伯用的是德文Zweckrationalit－t，其中“Zweck”是“目的”的意思，“rationalit－t”是“合理性”的意思。也就是说，技术理性主要是理性存在者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和后果，而合理性地思考、选择各种可能的手段、方式、途径，以便用最小的代价而达到最大的成效。所以技术理性也是功利主义最推崇的思维方式。因此，工具理性不是看重所选行为本身的价值或目的，而是看重所选行为能够作为达到目的的最有效手段、方式、途径以及由此带来的效果。价值理性(Wertratingalit－t)，Wert是“价值”的意思。也就是说，价值理性注重行为本身的“绝对价值”(即“绝对目的”)和正当性，而不在乎行为可能达到的其他目的(相对目的)。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霍克海默(M.Max Horkheimer，1893—1973年)指出，主观理性“关系手段和目的，关心为实现那些多少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或显而易见的目的的手段和适用性，但它却很少关心目的本身是否合理的问题”。^[26]

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1898—1979年)认为，技术理性作为一种逻辑或思维方式，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或处理理论知识的方式。技术理性主要有以下主要特征:一是技术理性是在技术、理性、逻辑的基础上形成的;二是技术理性是以自然科学的模式来衡量知识，尤其是以定量化和形式化作为知识标准;三是技术理性把世界理解为工具，关心的是实用目的;四是技术理性将事实和价值严格区分。因而技术理性是一种单向度或肯定性的思维方式。^[27]

总的来说，工具理性更多的带有科学主义的“色彩”，更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更强调人对自然的认识、利用和征服，更强调形式逻辑、数理逻辑的运用，更强调理性因素里面的“逻各斯精神”，而价值理性更关注人文精神，更强调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更强调辩证逻辑的运用，更强调理性因素里面的“努斯”精神。理性是一个不断辩证发展的具有历史生命力的事物，本身具有复杂的系统层次和结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均为理性的不同层次，它们推动历史在理想与现实、物质与精神、目的与手段的矛盾张力中前行。工具理性是现代性的鲜明特征，同时又是产生危机的根源。西方现代性的结果是工具理性过分膨胀，价值理性相对暗淡而打破了价值和工具间的二元平衡。工具理性已使人对象化、客体化，人不再是主体，不再是目的而成为手段。韦伯一方面冷静地指出，工具理性的合理性与其不可避免性;另一方面，由于他珍视自由、价值理性和人格尊严，所以他又反对工具理性带来的后果。^[28]可以说，工具理性的片面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异化和物化，是理性的一个迷途，而这个迷途本身又是理性自身的发展带来的。当然，这个迷途的回归还得靠理性自身的力量。这就是下文将要提到的“理性的辩证法命运”。

五、理性的解构:作为后哲学时代的“非理性”的理性

传统哲学和理性在黑格尔的庞大理论体系之后因现代哲学和非理性的兴起而走向解体。许多哲学家提出哲学应由研究外部自然界转向研究人本身的内心世界，由倡导理性转向否定理性，鼓吹神秘主义的直觉，导致非理性主义的兴起;另一些哲学家虽然主张哲学可以研究自然界，但是反对探索事物的基础——本质，而只是描述和整理感性事实，声称要把哲学变成实证科学，也就是所谓的实证主义哲学。^[29]后现代思潮以反对理性和解构理性而走向非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

理性似乎也无法逃脱辩证法的命运，理性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始，就没有停止矛盾运动，也就是黑格尔所言的反自身或自我否定。在古希腊时期，理性从感性和盲目中挣脱出来，发展出人类的一个轴心时代;到了中世纪，理性主义发展了极端，通过自否性和反自身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绝对理性主义即宗教理性。这个绝对理性主义又要反自身和自否定，历史进入了理性的回归——启蒙运动的发展。启蒙运动之后，18世纪的法国哲学机械论又将理性变成技术理性主义，束缚了人的发展，出现了经验主义的对抗。休谟的怀疑经验论打断了理性主义的独断梦，并使康德重新树立起了理性主义的大旗，但到了黑格尔又走向了“绝对理念”(绝对精神)，理性主义再一次被体系化、封闭化和绝对化。西方20世纪50、6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哲学高举“拒斥形而上学”的大旗，解构和否定理性，弘扬非理性主义，理性再一次走向了反自身和自否定。但是正如戴维森在《非理性的悖论》一文中指出:“非理性是在理性范围之内的失败。”^[30]这似乎向我们表明，非理性并非存在于理性之外的东西，而是在理性范围之内的东西。但既然在理性之内，那么我们又如何会把它称之为“非理性”呢?戴维森把这个问题称为“非理性的悖论”，即非理性是一种错误的理性过程或状态。^[31]无论怎么说，即使我们不同意戴维森的观念，但是，若要理解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就必须对整个西方文化的基石——理性——有深入的了解，因为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或非理性主义本身是在整个西方文化中生长出来的，体内蕴含着理性的基因，流淌着理性的血液。所以，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年)一度要从东方文化中寻找拯救西方文化的危机的良方，但是他失望而返。他发现要拯救西方文化，还必须回到西方文化本身去寻找拯救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