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国家的基本构造与社会条件

一、法治国家的基本构造与社会条件

实现法治国家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一系列社会条件综合运动的产物。法治国家的目标对国家制度的基本构造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一）法治国家的政治统治模式应该是民主政体形式

政治统治模式实际上主要是政治体制的问题。法治国家在这方面的基本要求是实行民主政体。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到近代孟德斯鸠，都对欧洲古代三种主要的政体（君主、贵族、共和）的性质和价值作了分析。社会学大师M·韦伯提出了“传统型统治”（家长制的、世袭制）、“卡里斯马型统治”（独断的人治）和“法理型统治”（法治）之别的社会统治范型，并且认为只有最后一种是现代社会的统治形式。民主统治模式产生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创立的立宪政制，即民主共和政体以及它的变体君主立宪政体。从世界各国来看，民主政体是法治国家的根本的政治基础。民主政体的特征在于：遵循预定程序，服从多数决策，容许少数意见。社会主义国家的现行体制属于民主共和政体，这为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法治国家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条件。

（二）法治国家的国家权力结构应该是分立制约的关系

法治国家在这方面的核心要求是国家权力的合理分工与有效制约。一个国家由谁来掌握统治权、政权机构如何组织、权力如何分配和制约、按照什么规则来运转和行使、社会各种力量通过什么方式和途径来参与政治等等，这些问题构成了这个国家的权力结构。国家权力结构与法治国家关系十分密切。能否实现法治国家，也取决于其权力结构中是否实行分工和制约。从法治国家的要求看，一国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是产生其他权力的基础和母体，是高于其他权力之上的国家权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法律至上。行政权是执行法律、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权力，它所制定的法规、规章只能是在法律的范围内作具体规定，只能服从立法机关的法律，而不能与之相抵触。司法权是指解决纠纷、处罚犯罪的审判权，它应当独立于行政权并对行政有合宪性和合法性的审查权。

（三）法治国家的社会控制原则应该是服从法律治理

国家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执政党的政策、社会道德、宗教传播或宣传思想、领导人个人权威、当政者的强制权力、政府的行政命令、物质利诱等等都可能产生较大的影响，甚至各自都有某些特别的作用和优点。但是，无论哪种手段都不能与法律相比，法律的手段具有更明显的优势。法律的优势在于它的理性化，亦即是说，法律是明确的、可事先预见的、普遍的、稳定的强制性规范，这为社会秩序的稳定提供了保障；法律以权利和义务双重、双向的利导机制指引和评价人们的行为，给人们以日益丰富和扩大的选择机会和自由行动；法律通过规范、原则、技术等因素，使法律不仅具有对行为和社会的灵活的调节功能，还具有效率化的组织功能。所以说，在建立法治国家的条件下，法律被全社会确认为至高无上的控制手段，这个社会主要依靠法律来治理。

（四）法治国家的经济条件应该是市场经济机制

对于任何一种经济形态来说，规则都是必要的共同要素。不过，市场经济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这三种不同的经济状态或体制所需要的规则，在量与质两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别。量的差别反映出社会生活规则化、法律化的程度，质的方面则使法治与专制泾渭分明。在量的方面，市场经济形态比自然经济形态和产品经济形态更需要法律规则。这是由市场经济的社会分工、商品交换的规律所决定的。在质的方面，市场经济形态所需要的法律规则与自然经济形态和产品经济形态所需要的法律规则有着根本的区别。商品生产与交换中形成的契约关系和契约观念是法治生成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因为商品经济、契约观念、权利自由平等三方面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商品交换的特性决定了交换主体对“意志自由”的要求以及对权利平等的要求。当然，市场机制也有缺陷，它无法克服经济周期性波动、社会总体运行失衡、垄断、分配不公平等等，所以国家有必要通过法律形式对市场进行干预或宏观控制。由此我们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生成、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五）法治国家的文化条件应该是理性的文化基础

法治需要特定类型的文化作为其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或“文化生态环境”）。这种特定类型的文化就是理性文化。理性文化既不同于跟着感觉走的非理性文化，也不同于空想浪漫的超理性文化。就厉行法治的文化需要来说，科学精神、政治道德、人权思想、公民意识、权利观念等等理性文化要素有着特殊的作用。只有当这些文化要素成为根深叶茂的社会意识时，法治国家的理想才会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