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突破思维的定势

第一节　如何突破思维的定势

一、左脑与右脑的博弈

科学研究发现，人类思维必定存在不同程度的定势。思维定势让人们习惯于基于既有的信息或认识的现象，从固定的角度来观察和思维事物，以固定的方式接受事物。可是，思维定势的存在会束缚思维，只是运用常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求其他途径的突破，因而会给解决问题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不过，思维定势可以让人在从事某些活动时，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所从事行为的独特标准和内核精神，同时，还能够促使行为更加熟练，甚至达到自动化，以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这就使得了解和掌握一定程度的思维定势成为必要。根据不同的标准，思维定势可分为许多种类，比如，左脑思维与右脑思维；政治思维、经济思维与法律思维等。

作为智囊的大脑思维，通常可分左脑思维和右脑思维。前者代表理性、逻辑、规则、体制化和标准化，而后者最重要的贡献是创造性思维，统观全局而不拘于局部分析，甚至猜测、跃进以及凭借直觉就得出了结论。比如，产品的使用价值是左脑的，而附加值和设计感是右脑的；大型购物超市和工业制成品是左脑的，个人商铺和手工制品则是右脑的；BBS是左脑的，但BLOG是右脑的；把博客写成论文是左脑的，在微博梦呓就是右脑的；中央美院是左脑的，宋庄就是右脑的；借助电脑量刑是左脑的，法官量刑就是右脑的，等等。

历史上的左右脑对搏

①人文主义（右脑）VS经院哲学（左脑）：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们利用诗歌、绘画向严密、枯燥而又乏味的逻辑学、形而上学挑战。②浪漫主义（右脑）VS古典主义（左脑）：热情而冒险的浪漫主义向以理性和自然法标榜的古典启蒙运动挑战。③解构主义（右脑）VS结构主义（左脑）：多元、有序的后现代解构主义正挑战冷静、超然和非人格化的现代结构主义。

半脑分工的临床实验证据（Psytopic.com资料图）

不可否认，过去习惯的左脑思维，曾经在工业时代带来规模生产效率，可在眼下不再这边风景独好，因为它让人放弃跳跃思维和奇幻想象，使生活变成模块而产生不愉快。特别在中国，即使是人文社会科学考试也要有标准答案的标准化发展模式，已让中国不知不觉沦入世界食物链的底层。受过良好训练的左脑们很可能将被善于同时使用左脑和右脑的人所奴役，这就像中国不缺畅销书作家，不缺冲击奥斯卡奖的明星，不缺标价过亿的艺术家，然而，至今无人问鼎诺贝尔任何奖项，世界级文豪也极为鲜见。毋庸质疑，人类思维的右脑时代已经来临，世界从过去的信息时代转向概念时代，正如美国工业设计协会统计表明，美国平均工业设计每投入1美元，其销售收入就会增加2 500万美元。所以，过去类似高级程序员那种独领风骚的情景不复出现，继后的领头雁肯定是有多元思维的人，而中国也绝对不能再像过去，八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客，一万次成功拷贝才能抵得上一次真正的创新。

显而易见，学会建立多元思维，就是偏向更多使用右脑，以颠覆单纯运用左脑所带来的启示。事实上，置身于学府与商界或庙堂与民间，现实社会的各种类型思维无处不在，不同思维的特点也是殊途迥异。

二、法律思维与其他思维

鉴于绝大多数人较为熟悉政治思维、经济思维或学术思维的大致特征，以下借此进一步说明多元化思维的问题。严格地讲，政治思维是政治主体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问题的能动反映，是对来自现实的思维素材进行加工、整理从而形成理性认识，并据此提出解决政治问题的途径的意识活动。然而，英国那句耳熟能详的名谚“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恒的利益”，早已真知灼见地喻示，政治思维的根本特点在于利弊权衡。

沿从政治思维的铁幕演说

1945年德国投降时，整个西方与苏联之间被誉为存在亲善气氛。不过好景不长，丘吉尔致电杜鲁门，表示他对苏联在其他许多国家所施展扩大军事影响力的共产党伎俩的忧虑，认为东西方之间的“铁幕”正在拉开。此后不久，丘吉尔在美国发表了著名的富尔敦演说。其中有一段话被广为引用：“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有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富尔敦演说公开而明确地发出了冷战的信号，表明西方国家已经开始把苏联看成是最大的威胁。斯大林随后在一次谈话中进行回击，他说丘吉尔“是要在盟国中散播纠纷的种子”，“是号召同苏联进行战争”。显然，这种截然相反的立场迅速转变，无不是根据利弊权衡的政治思维而展开的角力。

同时，目前对于经济思维较为权威的定义，无非就是从优化和均衡分析入手，尤其从机会成本出发加以理性选择。其实，无论传统经济学所谓“经济人”理性假设的提出，还是这一理论所遭受的来自有限理性、行为心理学的挑战，经济思维的中心始终围绕成本与投入的效益展开。换言之，就是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或者用相同的投入获得比别人更多的产出。

经济思维的假设和挑战

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了长期以来作为经济学主流的“经济人”三个假设：每个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人们之间的自利行为可以保持一致的假设，以及每个人追求最大化幸福或等价追求最小化痛苦的假设。当然，经济人假设受到过挑战，特别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卡尼曼教授在探讨不确定条件下人的决策行为时，发现在不确定条件下人并不依据概率规则，而是利用一些其他的捷径来做出决策。在真实的决策环境里，有限的计算能力和对环境的认知能力必然意味着人类理性是有限的，而有限理性的心理机制正是人类有限的信息加工和处理能力。在此基础上，理论界提出了更为贴合现实的“垃圾箱决策理论”。然而，无论是经济人假设、有限理性论还是垃圾箱决策理论，发生变化的只是变量，其思维实质仍是行为主体能否根据自身所意识到的约束条件和所拥有的信息结构，寻求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也就是其所指仍归依于效益衡量属于一种经济思维。^[1]

可是，即使是专门研究政治问题或经济理论的学术思维，却不能单纯从利弊权衡或效益考量出发，而是更加应当以坚守超越性价值作为归宿，不断反省和追问理论的正当性，特别是察纳良知、言说真理甚至挑战权威的错误。如果不是这样考虑问题，而是投靠权力阶层、财富阶层，乃至沦为高级幕僚或独立董事，那么此人就是御用文人抑或商业掮客。

旨在理念超越的学术思维

学者的思维方式以是非、对错为中心。学者必须这样考虑问题，否则，如果他把别的东西当作中心，他将不再是学者。比如，把领导的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当作中心，那么，这个人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御用文人，或者一个流氓文人。当然，学者也应当考虑其他的因素，但那是次要的，理论上的是非是第一位的，所有的因素都应当围绕理论上的是非来旋转，这才叫学者。这与政治家考虑问题的方式不一样，政治家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如果把是非当作中心，那么他只能说是一个不成熟的或者说书生意气十足的政治家。因为学者不承担实际的决策责任，而政治家则相反。在政治家的决策当中，某种理论观点可能是正确的，但不见得就能马上采纳；某种观点可能不正确，但也不意味着就必须马上与之决裂。这其中有一个时机、条件是否允许的问题。正确的观点如果在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情况下就付诸实施，它的效果可能是很坏的。错误的观点如果已经流行了几十年，根深蒂固，那么，要在时机和条件都不成熟的时候贸然与之决裂，也可能会导致很坏的社会实际效果。因而，学术思维重在强调判断上的独立、超然，以及结论上的泾渭分明，甚至可以是片面的深刻，而绝不能是纵横博弈、左右逢源。^[2]

既然现代社会存在典型特质、不同分野的多元思维，那么是否有“独立王国”意义上的法律思维？批判法学一向认为，人的思维仅有“清楚”和“混乱”两类，根本无存那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因而所谓法律思维就是一个伪命题。可是，上述无论是左脑与右脑思维之分，还是政治思维、经济思维与学术思维之分，都有力证明了这一立场的片面性。事实上，就像美国一位作家描述哈佛大学法学院学生如何在极其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你进来时脑中全是浆糊，而你出去时将像法律人一样思考”，反过来也印证了作为法律思维确有自己的独特天地。进言之，法律思维不仅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独有专利，还应向全民渗透，特别是在公民参与未来可能成为主流的中国，寻求这种思想上的突破尤为重要。

在此基础上，针对法律思维的特征讨论，基本上包括两种立场：一种是合法性思维，就是认为法律思维的关键在于考察合法与否，某一行为或决策哪怕政治上是很有利，经济上很有效益，学术上也很正当，可是如果不符合法律规定，就难以得到法律保护。另一种是竞争性思维，即认为法律思维的内容包括依据规则的思维和渗入价值的思维，认为立法和司法的活动除了制定或适用规则之外，都不可避免地加入了人们的价值因素。可见，法律思维究竟是规则思维还是哲学思维，换句话说，究竟是一个规则的被动适用问题，还是需要实现隐于规则背后的原则，这个分歧正是哈特《法律的概念》所提出的那两个元命题之间的争论。